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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地缘政治中没有“主权保险”之类的东西。一个国家无法从联合国购买保险，以防止自己的争议领土被占领。国际法确实有一些“裁决主权归属”的手段。国际法院——通常被称为“世界法院（World Court）”——成立于联合国成立之时，旨在解决国家间的法律争端，包括边界争端和其他主权争端。自成立以来，它已经裁定了14起边界争端案件，最近一次是马来西亚和新加坡就马六甲海峡三组岩石岛屿归属问题产生的边界争端。[11]相比于国际法院，常设仲裁法院（The Permanent Court of Arbitration）显得更加非正式，它也曾解决过领土争端，不过这类案件的确切数量尚未公开。[12]然而，这两个法院都没有强制管辖权，这意味着它们只能在争端双方同意受其裁决约束的情况下审理领土争端案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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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合国安理会拥有国际法院所缺乏的解决主权争端的强制权力，并曾利用这一权力来“裁决主权归属”。联合国在成立之初就托管了11个前殖民地。联合国托管理事会（U.N. Trusteeship Council）确保了殖民地政府有一个明确的继任者，避免了许多阻碍殖民地权力移交并引发武装冲突的问题。后来，11个被托管领土都成功地实现独立或自愿加入了一个国家。[13]安全理事会也曾介入一些领土争端。[14]例如，1999年，联合国安理会设立了一个特派团，以解决东帝汶长期以来激烈的领土争端。[15]特派团就东帝汶独立进行了投票，东帝汶人民投票赞成后，联合国东帝汶过渡行政当局（U.N. Transitional Authority）监督了该地区向完全独立国家的转变过程。但在其他情况下，比如在俄罗斯和乌克兰关于克里米亚问题的争端上，安理会无法采取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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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国际社会缺乏一个解决领土争端的全面且强制性的机制，譬如一个世界最高法院，许多领土冲突只能以一种特别的方式解决。比如，各国只承认一个或另一个主权声索者，并与它们承认的国家开展贸易往来。在特别棘手的领土争端案例中，人们对于到底谁拥有主权没有形成共识。就好像有一半的邻居认为弗雷德是房子的合法主人，而另一半人认为鲍勃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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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问题不仅适用于国家之间的领土争端，也适用于国家内部的争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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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上最年轻的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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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年7月9日午夜钟声敲响时，这个世界上最年轻的国家诞生了。在新首都朱巴，欢欣鼓舞的人群激情难抑，他们欢呼、歌唱、击鼓、按喇叭、燃放烟花。在庆祝人群上方的电子广告牌上闪现着新国家的国旗，上面写着“终于自由了”和“南苏丹共和国”。在第二天举行的庆祝仪式上，这个国家新组建的军队列队走过贵宾看台，看台上的贵宾包括美国前国务卿科林·鲍威尔（Colin Powell）和美国驻联合国大使苏珊·赖斯（Susan Rice）。“我们是一个被外部世界认可的国家了，”一位狂欢者向记者解释道，“曾经，我们是二等公民，但现在我们终于自由了。”[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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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新国家从流血冲突中诞生。1983年，苏丹爆发了非洲现代史上持续时间最长的内战，战争在以穆斯林为主的北部和以基督教徒为主的南部之间展开。2003年，达尔富尔战争演变成一场可怕的种族灭绝行动，这让西方世界大为震惊。2005年，苏丹国内的暴力行动终于有所缓和，但在那之前，这场历时22年的战争已经夺去了150万人的生命，并使3000多万人口中的400万人流离失所。2005年的《全面和平协议》（Comprehensive Peace Agreement）赋予南部地区自治权，在共享国家权力的政府中有代表权，并有权举行全民公决——在全民公决中，99%的选民选择独立。[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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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南苏丹人的期望很快就破灭了，因为南苏丹已经成为现代失败国家的典型。南苏丹独立纪念日庆祝活动结束后，主要存在于丁卡族（Dinka）和努尔族（Nuer）这两个最大的族群之间的种族分歧就升级为暴力冲突。[18]2012年1月，南苏丹政府因与苏丹在石油收入分配上存在争议而关闭了石油生产。由于该国除了军队和石油行业之外几乎没有谋生的机会，所以经济灾难性失衡，进而崩溃。[19]在萨尔瓦·基尔（Salva Kiir）总统解散内阁后，双方的敌对状态进一步恶化。[20]他的前副总统里克·马沙尔（Riek Machar）变成了叛军领袖。2011年，里克·马沙尔代表南苏丹参加了联合国接纳南苏丹的升旗仪式。在随后的战斗中，双方都犯下了可怕的战争罪行，包括不分青红皂白地杀害平民、大规模强奸和烧毁整个村庄。[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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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苏丹代表着新世界新秩序的黑暗面。尽管南苏丹拥有丰富的石油储藏量，但它不必担心曾经统治该地区的强国的威胁，因为作为一个主权国家，它的主权是其抵御外部暴力入侵的盾牌。然而，它新赢得的主权对于阻止内部暴力行为却无能为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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甚至正好相反，外部威胁的缺失暴露了内部局势的紧张。没有外部威胁意味着南苏丹作为一个主权国家可以继续存在，尽管它还缺乏建立法律和秩序所必需的、有效的国家机构——警察、法院和军队。所谓的资源诅咒加剧了这种局势。这个国家有足够的能源储藏，仅靠出售石油就能自给自足。2012年，南苏丹98%的政府预算来自石油工业。[22]对于管理这个国家，大多数人是不需要参与其中的。为控制南苏丹，南苏丹人唯一需要斗争的就是彼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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弱者生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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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苏丹并不是唯一失败的国家。图6显示了近两个世纪以来每年失败国家的数量。这些信息来自“政体Ⅳ”（Polity Ⅳ）项目数据集，该数据集跟踪了19世纪初至2014年世界上所有主要独立国家的情况。政治学家用它来评估各国政府的特征——民主的还是专制的，或者介于两者之间。它捕捉到的信息包括“中央政治权威完全崩溃”（“国家失败或‘政权空位’”导致没有政府可以评估）。这个评估中关于失败国家的标准很严格——可能太严格了。[23]在这个标准下，非常软弱的政府或控制了部分但不是全部领土的政府不算“失败”政府。（根据该项目的标准，2014年的伊拉克不是一个失败国家，2003年的时候是失败国家。）因此，下图中的数字可能低估了近几十年来失败国家的数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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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6 失败国家数量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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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内战争的历史也遵循类似的模式，如图7所示。[24]来自“战争相关因素”的数据显示，19世纪，国家内部发生战争的年平均量未超过12起。然而，在20世纪50年代，国内战争变得更加普遍，从1955年的1起上升到1992年的29起，然后在2009年回落到4起。事实证明，这种停顿是短暂的，近年来，尼日利亚、南苏丹、也门、叙利亚、伊拉克、阿富汗、利比亚、乌克兰和其他地方爆发了新的内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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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7 活跃的内战的数量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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失败国家的暴力行为和国内冲突往往不受国界的限制。活跃于弱国和失败国家的恐怖主义组织经常跨越国界活动。“伊斯兰国”起源于伊拉克西部管理不善的地区，后来蔓延到叙利亚东部人口较少的地区，之后开始在两国国内挑战政府的控制权。它已经扩展到利比亚、西奈半岛、阿尔及利亚、阿富汗、也门、尼日利亚——所有这些政府权力薄弱或真实的国家或地区。同样，长期分裂的阿富汗和巴基斯坦部落地区也成了恐怖组织“基地”组织的温床。类似的例子很容易找到：索马里青年党（al Shabab）、尼日利亚博科圣地（Boko Haram）、黎巴嫩真主党（Hezbollah）、巴基斯坦塔利班运动（Tehrik-i-Taliban）、叙利亚努斯拉阵线（Jabhat al Nusrah）和也门的胡塞，等等。[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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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不是所有的失败国家都会滋生恐怖主义，也不是所有的恐怖主义都起源于失败国家，但弱小国家和失败国家是恐怖主义威胁的重要来源。能够有效控制其领土的国家通常利用普通的执法机构——警察，而不是军队来镇压暴力组织。相比之下，在无法控制领土的国家，由于缺乏有组织的力量来遏制或反击，暴力倾向于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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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通过将捕食者从国际生态系统中清除出去，非法化战争有效地使最弱小的国家得以生存。这些弱国有时会变成失败国家。这些失败国家往往成为国内冲突和恐怖主义的滋生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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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获及其代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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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战公约》和《联合国宪章》体现了伟大的承诺：建立一个没有国家间战争的世界的承诺；自决的承诺，在这种情况下，国家尽管弱小，却免于被征服的恐惧；自由贸易的承诺和建立适当规模的国家的承诺；以及国际合作和全球治理的承诺。这些承诺在很大程度上得到了兑现。国家间战争很少见了，且几乎不存在征服。全球贸易变得更加活跃，国际组织规制着我们日常生活的许多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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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战争非法化并没有给世界带来和平。尽管其光明承诺已经兑现，但其他更黑暗的威胁却迅速冲进了国家间关系的空旷地带。通过选择非法化战争，我们把一个国家间战争的世界变成了一个国内战争的世界，把一个只有强国才能生存的世界变成了一个失败国家也能生存的世界，把一个帝国主义盛行的世界变成了一个恐怖主义正在抬头的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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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很容易认为，我们可以两全其美——摆脱国家间战争和国家内部的战争，或者阻止我们不想要的战争（赤裸裸的侵略行为），但允许我们想要的战争（应对恐怖主义威胁或解决人道主义危机的战争）。但是，由于没有一支全球警察部队和一个管理它的世界国家（这将有其自身的风险），我们很难做到两全其美。我们要么允许各国采取单方面的强制措施，要么不允许；要么允许各国使用武力来实施其领导人认为的符合法律和正义的行动，要么严格限制使用武力。战争要么是一种解决争端的合法手段，要么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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