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02920497
1702920498
许多人认为，国家权力最能解释世界，法律只是写在纸上的文字，不可能产生真正的影响。我们不认同这种说法，并不是因为国家或各国民众更为关心法律而不是权力。相反，如果说这本书说明了什么，那就是在法律和权力之间做选择是错误的做法。在法律缺位的情况下，真正的权力——有助于实现重要且持久政治目标的权力——是不存在的。法律创造真正的权力。各国只有在其他国家承认其行动结果的情况下才能实现其目标。正如日本人在1931年经历的那样，如果没有人把中国东北地区当作“满洲国”来对待，对东北的占领不足以实现其目标。
1702920499
1702920500
对世界依赖国家权力的解释是宿命论，几乎没有给人类能动性留下空间。但我们对旧世界秩序向新世界秩序转变的叙述表明，即使法律塑造了权力，却是思想——以及那些发展和传播思想的人——塑造了法律。野蛮力量如奔流的河水，必须加以控制和疏导，需要修建水坝、挖凿运河、铺设管道。制定法律的人是政治世界的水利工程师。为了让法律有效，他们必须引导权力。
1702920501
1702920502
国际主义者的事例提供了一个充满希望的信息：如果法律塑造了真正的权力，思想塑造了法律，那么我们就控制了自己的命运。我们可以选择承认某些行为，而不承认其他行为。我们可以与那些遵守规则的人合作，驱逐那些不遵守规则的人。当规则不再有效时，我们可以改变它们。
1702920503
1702920504
国际主义者——那些律师、政客和知识分子——是变革性的人物。他们之所以具有变革性，是因为他们有思想，也因为他们愿意并且能够利用自己的思想来改变世界。
1702920505
1702920506
这是我们可以从国际主义者——从萨尔蒙·莱文森、詹姆斯·T.肖特维尔、萨姆纳·威尔斯、赫希·劳特派特到所有一路支持他们努力的那些人——那里学到的最后一点启示。这些人中没有哪一个家喻户晓，没有哪一个担任过高级政治职务，没有哪一个的使命能轻易完成。更重要的是，没有哪一个人能够独自完成大部分任务。但他们每个人都对世界的组织方式有着自己的信念。他们每个人都愿意在困难重重的情况下，为了在废弃战争的基础上建立一个新的全球秩序的道路上迈出一小步而奋斗多年，甚至几十年。国际主义者相互合作，并与大量的基层团体、政治家、学者、政府官员以及国际同事们一起努力以取得进展。
1702920507
1702920508
他们的事例告诉我们，我们有机会也有责任。我们每一个人，甚至那些远离政府的人，都有能力做出改变。我们都对我们生活的世界负有责任。我们可以而且必须一道继续支持曾经维持了和平的制度，使它们适应不断变化的情况，并发展会进一步减少暴力的新制度。
1702920509
1702920510
阿里斯蒂德·白里安明白，宣布放弃战争不会结束战争。1928年8月，当世界各国领导人聚集在奥赛码头时，白里安说了一番时至今日仍然正确的话：“宣告和平：那很好，那很重要。但仍有必要组织起来……那是今后的任务。”
1702920511
1702920512
[1] 猜测“Sol”应该是Salmon Levinson的昵称。——译者注
1702920513
1702920514
[2] John Dewey to Robbie Tunkintell （Roberta Lowitz Grant Dewey），November 30，1940，JDP CUL. 这封信是写给“罗比·汤金泰尔”（Robbie Tunkintell）的，这显然是杜威第二任妻子罗伯塔·L·G.杜威（Roberta L. G. Dewey）的亲切昵称。参见，例如 John Dewey to Roberta Lowitz Grant Dewey，undetermined month，1945，No. 09978，JDP CUL。莱文森于1941年2月2日去世。
1702920515
1702920516
[3] Graeme Wood，“What ISIS Really Wants，” The Atlantic，March 2015. 截至本书撰写之时，该视频仍然发布在黎明媒体基金会（al-Furqān Media Foundation）网站上，参见“Although the Disbelievers Dislike It，” November 16，2014，https：//archive. org/details/disbelievers（第15分12秒）（应警告读者，该视频过于逼真，会引起极度不安）。
1702920517
1702920518
[4] 尽管截至本书撰写之时，美国还没有派出大量作战部队，但它已经派出了300多支特种作战部队来招募、协助和训练当地战斗人员。其中一名军人在2016年11月遇害。Alissa J. Rubin，Karam Shoumali，and Eric Schmitt，“American Is Killed in First Casualty for U.S. Forces in Syria Combat，” New York Times，November 24，2016.
1702920519
1702920520
[5] Ambassador Samantha J. Power，Permanent Representative of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to the United Nations，to Mr. Ban Ki-moon，Secretary General of the United Nations，September 23，2014.这种行为可以成为自我实现的预言。当美国对其他组织发动袭击时，他们更有可能对美国发动武装袭击。这可能导致确实符合《联合国宪章》第51条的武装袭击（意即，由于其他组织对美国发动了武装攻击，因此美国可能会行使自卫权发动武装袭击来反击，这符合《联合国宪章》第51条规定。因此，作者说这是一个自我实现的预言）。
1702920521
1702920522
[6] Federal Bureau of Investigation，2014 Crime in the United States：Violent Crime，https：//ucr.fbi.gov/crime-in-the-u.s/2014/crime-in-the-u.s.-2014/offenses -known-to-law-enforcement/violent-crime.
1702920523
1702920524
[7] 参见 Oona A. Hathaway，“Positive Feedback：The Impact of Trade Liberalization on Industry Demands for Protection，”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52，no. 3 （1998）：575-612。
1702920525
1702920526
[8] Organization for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Trade and Jobs，http：//www. oecd. org/tad/tradeandjobs.htm.
1702920527
1702920528
1702920529
1702920530
1702920532
反战之战：律师、政客与知识分子如何重塑世界 致谢
1702920533
1702920534
国际主义者是一群为了实现战争非法化而一起战斗的人，所以写他们的故事也应该是一群人的努力。我们非常高兴地向那些帮助我们完成本书的人表示感谢。
1702920535
1702920536
我们第一个要感谢且最为感谢的是我们的院长罗伯特·波斯特（Robert Post），他一直都很支持我们。他对我们任何请求的回答总是“好”。没有如此慷慨的支持，我们不可能获得对这个项目至关重要的档案、数据、手稿和其他材料。同样有价值的是，罗伯特阅读了我们提交的每一份研讨会论文，并给出了富有洞察力的反馈意见。
1702920537
1702920538
耶鲁大学法学院图书馆的工作人员非常出色。这个项目在布莱尔·考夫曼（Blair Kauffman）的领导下开始，在特里莎·米格尔-斯特恩斯（Teresa Miguel-Stearns）的领导下结束。他们创造了一个大多数学者只能梦想的环境。德鲁·阿丹（Drew Adan）、艾莉森·伯克（Alison Burke）、克莱门特·杜普伊（Clement Dupuy）、杰森·艾斯曼（Jason Eiseman）、莎拉·克劳斯（Sarah Kraus）、伊芙琳·马（Evelyn Ma）、约翰·南恩（John Nann）、迈克尔·范德海登（Michael VanderHeijden），尤其是瑞恩·哈林顿（Ryan Harrington），从世界各地的图书馆和藏馆中寻找、翻译和分析手稿、宣言、档案材料和珍稀书籍。
1702920539
1702920540
我们的行政助理安妮·库珀（Annie Cooper）、莉斯·卡瓦拉罗（Lise Cavallaro）和黛博拉·斯蒂托（Deborah Sestito）每天都为我们提供帮助。她们帮助我们将工作打理得井井有条，使得我们集中精力从事研究和写作。
1702920541
1702920542
这本书涉及范围很广，当我们的研究涉及新的人物、新的时代和这个世界新的领域时，我们能够吸收许多杰出学者的专业知识。彼得·博尔施伯格（Peter Borschberg）分享了他出类拔萃的关于新加坡和东南亚的历史知识，兰德尔·莱萨弗（Randall Lesaffer）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经典国际法，约翰·威特（John Witt）指导我们如何关注战争法细节以及如何更为高超地掌握历史解释的技巧，吉姆·惠特曼（Jim Whitman）分享了他百科全书式的关于早期现代欧洲人对战争理解方面的知识，吉恩·菲德尔（Gene Fidel）向我们介绍多马，大卫·戈洛夫（David Golove）建议将埃德蒙-查尔斯·热内作为中立法的例证，梅雷迪斯·萨克斯（Meredith Sarkees）和保罗·迪尔（Paul Diehl）回答我们许多关于“战争相关因素”数据集的问题，大卫·科恩（David Cohen）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他曾领导的财政部海外资产控制办公室的制裁工作，克劳斯·克雷斯（Claus Kress）分享了他对20世纪30年代科隆的了解，以及他在侵略罪行研究方面的专长，大久保武春（Takeharu Okubo）为我们理解日本早期与西方国际法的接触做出了贡献，马拉·列夫金（Mara Revkin）是我们理解“伊斯兰国”的无价宝藏，安德鲁·马奇（Andrew March）帮助我们开始理解伊斯兰激进主义思想。如果没有机会借鉴上述诸位如此丰富的知识和专长，我们就不可能写作本书。
1702920543
1702920544
五年来，本书写作一直都有进展。我们从许多研讨会和会议的宝贵反馈中获益，包括美国国务院、巴黎政治学院、巴黎第二大学、纽约人文科学研究院（New York Institute for the Humanities）、圣地亚哥大学、洪堡大学、科隆大学、斯坦福大学、密歇根大学、乔治城大学、多伦多大学、安特卫普大学、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哥伦比亚大学、纽约大学、牛津大学、伦敦大学学院、耶鲁大学-新加坡国立大学、悉尼大学、福特汉姆大学、波士顿大学，以及在约旦举行的耶鲁中东法律研究研讨会。特别感谢马蒂亚斯·库姆（Mattias Kumm），他在柏林的法治研究所接待了我们，在那里，我们第一次提出了这个项目。同时还要特别感谢格劳秀斯读书会（是的，有这样一个组织），特别是丹尼斯·克利姆丘克（Dennis Klimchuk）、亚瑟·里普斯坦（Arthur Ripstein）、厄尼·韦恩里布（Ernie Weinrib）和阿里尔·齐尔伯曼（Ariel Zylberman）。我们也很幸运地收到了罗布·豪斯（Rob Howse）、马蒂亚斯·雷曼（Mattias Reimann）、丽贝卡·斯科特（Rebecca Scott）和鲁蒂·泰特尔（Ruti Teitel）早先对本书草稿的反馈。我们特别感谢耶鲁大学法学院的同事们，为了周一的教师研讨会，他们已经阅读了本书多个章节的内容；他们善意而适当的鼓励和批评，让我们的书稿有了很大的改进。我们的同事布鲁斯·阿克曼（Bruce Ackerman）在每次研讨会之前、期间和之后提出意见，他本人还代表了一个令人鼓舞的例子，即如何才能成为一名杰出的学者和机构公民（institutional citizen）。
1702920545
1702920546
随着手稿接近完成，几位读者对该书的部分内容提出了意见，包括阿川直之（Agawa Naoyuki）、安德里亚·阿什沃思（Andrea Ashworth）、彼得·博尔施伯格、马克·格林伯格（Mark Greenberg）、兰德尔·莱萨弗、杰森·莱尔（Jason Lyall）、吉迪恩·亚菲（Gideon Yaffe）和莫兰·雅哈夫（Moran Yahav）。杰克·戈德史密斯（Jack Goldsmith）和罗伯特·基欧汉（Robert Keohane）都是我们深深敬佩的学者，他们通读了整部手稿，给了我们详细的、坦率的——因此也格外有用的——评语，这些评语帮助我们大大改进了本书。英国企鹅出版社的编辑斯图尔特·普罗菲特（Stuart Proffitt）也多次阅读了手稿，并提出了许多改进建议。斯图亚特不仅不辜负他作为一个编辑的传奇声誉，而且他自己也是一个专家，经常指出很少有人注意到的历史细节。
[
上一页 ]
[ :1.702920497e+09 ]
[
下一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