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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的事例告诉我们，我们有机会也有责任。我们每一个人，甚至那些远离政府的人，都有能力做出改变。我们都对我们生活的世界负有责任。我们可以而且必须一道继续支持曾经维持了和平的制度，使它们适应不断变化的情况，并发展会进一步减少暴力的新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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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里斯蒂德·白里安明白，宣布放弃战争不会结束战争。1928年8月，当世界各国领导人聚集在奥赛码头时，白里安说了一番时至今日仍然正确的话：“宣告和平：那很好，那很重要。但仍有必要组织起来……那是今后的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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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猜测“Sol”应该是Salmon Levinson的昵称。——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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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John Dewey to Robbie Tunkintell （Roberta Lowitz Grant Dewey），November 30，1940，JDP CUL. 这封信是写给“罗比·汤金泰尔”（Robbie Tunkintell）的，这显然是杜威第二任妻子罗伯塔·L·G.杜威（Roberta L. G. Dewey）的亲切昵称。参见，例如 John Dewey to Roberta Lowitz Grant Dewey，undetermined month，1945，No. 09978，JDP CUL。莱文森于1941年2月2日去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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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Graeme Wood，“What ISIS Really Wants，” The Atlantic，March 2015. 截至本书撰写之时，该视频仍然发布在黎明媒体基金会（al-Furqān Media Foundation）网站上，参见“Although the Disbelievers Dislike It，” November 16，2014，https：//archive. org/details/disbelievers（第15分12秒）（应警告读者，该视频过于逼真，会引起极度不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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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尽管截至本书撰写之时，美国还没有派出大量作战部队，但它已经派出了300多支特种作战部队来招募、协助和训练当地战斗人员。其中一名军人在2016年11月遇害。Alissa J. Rubin，Karam Shoumali，and Eric Schmitt，“American Is Killed in First Casualty for U.S. Forces in Syria Combat，” New York Times，November 24，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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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Ambassador Samantha J. Power，Permanent Representative of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to the United Nations，to Mr. Ban Ki-moon，Secretary General of the United Nations，September 23，2014.这种行为可以成为自我实现的预言。当美国对其他组织发动袭击时，他们更有可能对美国发动武装袭击。这可能导致确实符合《联合国宪章》第51条的武装袭击（意即，由于其他组织对美国发动了武装攻击，因此美国可能会行使自卫权发动武装袭击来反击，这符合《联合国宪章》第51条规定。因此，作者说这是一个自我实现的预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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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Federal Bureau of Investigation，2014 Crime in the United States：Violent Crime，https：//ucr.fbi.gov/crime-in-the-u.s/2014/crime-in-the-u.s.-2014/offenses -known-to-law-enforcement/violent-cri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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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参见 Oona A. Hathaway，“Positive Feedback：The Impact of Trade Liberalization on Industry Demands for Protection，”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52，no. 3 （1998）：575-6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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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Organization for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Trade and Jobs，http：//www. oecd. org/tad/tradeandjobs.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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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战之战：律师、政客与知识分子如何重塑世界 致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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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主义者是一群为了实现战争非法化而一起战斗的人，所以写他们的故事也应该是一群人的努力。我们非常高兴地向那些帮助我们完成本书的人表示感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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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第一个要感谢且最为感谢的是我们的院长罗伯特·波斯特（Robert Post），他一直都很支持我们。他对我们任何请求的回答总是“好”。没有如此慷慨的支持，我们不可能获得对这个项目至关重要的档案、数据、手稿和其他材料。同样有价值的是，罗伯特阅读了我们提交的每一份研讨会论文，并给出了富有洞察力的反馈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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耶鲁大学法学院图书馆的工作人员非常出色。这个项目在布莱尔·考夫曼（Blair Kauffman）的领导下开始，在特里莎·米格尔-斯特恩斯（Teresa Miguel-Stearns）的领导下结束。他们创造了一个大多数学者只能梦想的环境。德鲁·阿丹（Drew Adan）、艾莉森·伯克（Alison Burke）、克莱门特·杜普伊（Clement Dupuy）、杰森·艾斯曼（Jason Eiseman）、莎拉·克劳斯（Sarah Kraus）、伊芙琳·马（Evelyn Ma）、约翰·南恩（John Nann）、迈克尔·范德海登（Michael VanderHeijden），尤其是瑞恩·哈林顿（Ryan Harrington），从世界各地的图书馆和藏馆中寻找、翻译和分析手稿、宣言、档案材料和珍稀书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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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行政助理安妮·库珀（Annie Cooper）、莉斯·卡瓦拉罗（Lise Cavallaro）和黛博拉·斯蒂托（Deborah Sestito）每天都为我们提供帮助。她们帮助我们将工作打理得井井有条，使得我们集中精力从事研究和写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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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本书涉及范围很广，当我们的研究涉及新的人物、新的时代和这个世界新的领域时，我们能够吸收许多杰出学者的专业知识。彼得·博尔施伯格（Peter Borschberg）分享了他出类拔萃的关于新加坡和东南亚的历史知识，兰德尔·莱萨弗（Randall Lesaffer）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经典国际法，约翰·威特（John Witt）指导我们如何关注战争法细节以及如何更为高超地掌握历史解释的技巧，吉姆·惠特曼（Jim Whitman）分享了他百科全书式的关于早期现代欧洲人对战争理解方面的知识，吉恩·菲德尔（Gene Fidel）向我们介绍多马，大卫·戈洛夫（David Golove）建议将埃德蒙-查尔斯·热内作为中立法的例证，梅雷迪斯·萨克斯（Meredith Sarkees）和保罗·迪尔（Paul Diehl）回答我们许多关于“战争相关因素”数据集的问题，大卫·科恩（David Cohen）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他曾领导的财政部海外资产控制办公室的制裁工作，克劳斯·克雷斯（Claus Kress）分享了他对20世纪30年代科隆的了解，以及他在侵略罪行研究方面的专长，大久保武春（Takeharu Okubo）为我们理解日本早期与西方国际法的接触做出了贡献，马拉·列夫金（Mara Revkin）是我们理解“伊斯兰国”的无价宝藏，安德鲁·马奇（Andrew March）帮助我们开始理解伊斯兰激进主义思想。如果没有机会借鉴上述诸位如此丰富的知识和专长，我们就不可能写作本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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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年来，本书写作一直都有进展。我们从许多研讨会和会议的宝贵反馈中获益，包括美国国务院、巴黎政治学院、巴黎第二大学、纽约人文科学研究院（New York Institute for the Humanities）、圣地亚哥大学、洪堡大学、科隆大学、斯坦福大学、密歇根大学、乔治城大学、多伦多大学、安特卫普大学、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哥伦比亚大学、纽约大学、牛津大学、伦敦大学学院、耶鲁大学-新加坡国立大学、悉尼大学、福特汉姆大学、波士顿大学，以及在约旦举行的耶鲁中东法律研究研讨会。特别感谢马蒂亚斯·库姆（Mattias Kumm），他在柏林的法治研究所接待了我们，在那里，我们第一次提出了这个项目。同时还要特别感谢格劳秀斯读书会（是的，有这样一个组织），特别是丹尼斯·克利姆丘克（Dennis Klimchuk）、亚瑟·里普斯坦（Arthur Ripstein）、厄尼·韦恩里布（Ernie Weinrib）和阿里尔·齐尔伯曼（Ariel Zylberman）。我们也很幸运地收到了罗布·豪斯（Rob Howse）、马蒂亚斯·雷曼（Mattias Reimann）、丽贝卡·斯科特（Rebecca Scott）和鲁蒂·泰特尔（Ruti Teitel）早先对本书草稿的反馈。我们特别感谢耶鲁大学法学院的同事们，为了周一的教师研讨会，他们已经阅读了本书多个章节的内容；他们善意而适当的鼓励和批评，让我们的书稿有了很大的改进。我们的同事布鲁斯·阿克曼（Bruce Ackerman）在每次研讨会之前、期间和之后提出意见，他本人还代表了一个令人鼓舞的例子，即如何才能成为一名杰出的学者和机构公民（institutional citiz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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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手稿接近完成，几位读者对该书的部分内容提出了意见，包括阿川直之（Agawa Naoyuki）、安德里亚·阿什沃思（Andrea Ashworth）、彼得·博尔施伯格、马克·格林伯格（Mark Greenberg）、兰德尔·莱萨弗、杰森·莱尔（Jason Lyall）、吉迪恩·亚菲（Gideon Yaffe）和莫兰·雅哈夫（Moran Yahav）。杰克·戈德史密斯（Jack Goldsmith）和罗伯特·基欧汉（Robert Keohane）都是我们深深敬佩的学者，他们通读了整部手稿，给了我们详细的、坦率的——因此也格外有用的——评语，这些评语帮助我们大大改进了本书。英国企鹅出版社的编辑斯图尔特·普罗菲特（Stuart Proffitt）也多次阅读了手稿，并提出了许多改进建议。斯图亚特不仅不辜负他作为一个编辑的传奇声誉，而且他自己也是一个专家，经常指出很少有人注意到的历史细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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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研究生院院长戈登·西尔弗斯坦（Gordon Silverstein）曾经打趣说，耶鲁大学法学院的教授不想教他们的学生，他们想和他们一起工作。耶鲁大学法学院的人才库是如此之大、如此之广，与这些才华横溢的学生共事并向他们学习的机会是不可抗拒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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丽莎·王（Lisa Wang）、杰奎琳·范·德·威尔德（Jacqueline Van de Velde）和威廉·霍尔斯特（William Holste）帮助我们思考战争宣言——各国君主说明发动战争理由的文件——的结构和功能，并且花了两年多时间与我们合作构建本书中使用的数据集（他们也从我们的研究助理成长为我们另一篇关于战争宣言的文章的合作者）。我们也非常感谢团队中的学生们，他们既有分析专长，也具备非凡的语言技能，包括古汉语、拉丁语、法语、德语、葡萄牙语、荷兰语、意大利语和奥斯曼土耳其语。他们是：尼科·班纳克（Nico Banac）、雅各布·班纳特（Jacob Bennett）、佩罗·比塞尔（Perot Bissell）、约翰内斯·布克海姆（Johannes Buchheim）、瓦伦·查尔（Varun Char）、伊德里斯·福法纳（Idriss Fofana）、萨梅尔·贾温特（Sameer Jaywant）、奥布里·琼斯（Aubrey Jones）、孔令伟（Ling-wei Kung，音译）、史蒂夫·兰斯（Steve Lance）、格雷戈·诺瓦克（Gregor Novak）、佩德罗·拉米雷兹（Pedro Ramirez）、布里塔·雷德伍德（Britta Redwood）、邦妮·罗宾逊（Bonnie Robinson）、詹姆斯·鲁姆西·梅兰（James Rumsy-merlan）、英格玛·萨门（Ingmar Samyn）、大卫·斯坦顿（David Stanton）和埃文·维尔伯（Evan Welb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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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要感谢敬业的学生团队，他们帮助我们了解从1816年到现在的领土征服的兴衰。他们的座右铭是“保持冷静，继续编码”（“Keep Calm and Code On”）。他们是梅根·布劳德（Megan Browder）、约翰·卡尔霍恩（John Calhoun）、凯文·陈（Kevin Chen）、安娜·戴昆（Anna Daikun）、莱斯利·伊斯特布鲁克（Leslie Easterbrook）、伊德里斯·福法纳、克里斯托弗·加利亚多（Christopher Galiardo）、辛妮德·亨特（Sinead Hunt）、亚历山大·卡普兰（Alexander Kaplan）、凯特林·孔克尔（Kaitlin Konkel）、罗伯特·南丁格尔（Robert Nightingale）、丹尼尔·希恩（Daniel Sheehan）、里玛·沙阿（Reema Shah）、迈克·施（Mike Shih）、朱丽亚·舒（Julia Shu）、诺亚·西蒙斯（Noah Simmons）和彼得·曾（Peter Tzeng）。威尔·斯迈利（Will Smiley）和艾梅·吉奈尔（Aimee Genell）为我们了解奥斯曼帝国及其崩溃提供了专业建议。斯图亚特·克雷格（Stuart Craig）是一位非常有经验的学者，他用他的专业知识来研究我们提供的数据，使我们能够最有效地阐明重要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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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伦·沃罗·德绍尔（Aaron Voloj Dessauer）帮助我们收集有关纽伦堡审判的信息，还帮助翻译了书中核心人物卡尔·施米特一部1946年的手稿，并提供了非常有益的编辑建议。卢西亚娜·桑加（Luciana Sanga）是世界上为数不多的研究早期“汉文训读体”（kanbun kundokutai）——一种最初将中文文本翻译成日语的程序——的专家之一，她为我们翻译了第一个为日本读者撰写的国际法文本，西周的《万国公法》（《毕洒林氏万国公法》，18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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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感谢以下人员在诸多课题上提供了出色的研究帮助，他们是杜鲁弗·阿加沃尔（Dhruv Aggarwal）、本·阿尔特尔（Ben Alter）、乔什·安德森（Josh Andresen）、尤娜·伯格曼（Una Bergmane）、梅根·布劳德、威廉·布鲁诺（William Bruno）、西莉亚·乔伊（Celia Choy）、安娜·戴昆、莱斯利·伊斯特布鲁克、莎拉·格鲁辛（Sarah Grusin）、辛妮德·亨特、张熙龙［Heeyong（Daniel）Jang］、亚历山大·卡普兰、迈克尔·莱曼斯基（Michael Lemanski）、大卫·劳克（David Louk）、马克斯·米什金（Max Mishkin）、蒂凡妮·吴（Tiffany Ng）、罗伯特·南丁格尔、雷蒙德·努纳（Raymond Noona）阿达希提·帕德马纳班（Aadhithi Padmanabhan）、克森加·帕夫洛维茨（Ksenja Pavlovic）、布丽塔·雷德伍德、莱亚·施罗德（Lea Schroeder）、卡拉·谢泼德-琼斯（Kara Sheppared-Jones）、索菲娅·辛（Sophia Shin）、威尔斯·迈利、诺拉·斯塔普特（Nora Stappert）和彼得·曾。索娜·利姆（Sona Lim）和我们一起工作了几年，做了很多与本书相关的工作；她总是值得信赖，无论项目大小，她总是乐意帮忙。马里兰大学的肖恩·莫拉（Shawn Moura）在马里兰大学帕克分校（College Park）的国家档案馆花了数不清的时间，搜寻战争罪记录中与卡尔·施米特有关的资料。艾娃·海瑟薇·哈克（Ava Hathaway Hacker）帮助在罗斯福图书馆收集了《萨姆纳·威尔斯文集》（Sumner Welles Papers），其中包括一份以前不为人知的《联合国宪章》的早期草稿。艾娃和丽莎·麦基恩-夏皮罗（Liza Mackeen-Shapiro）都是新兴作家，她们也提出了编辑建议。此外，一些研究助理帮助我们审阅了手稿的倒数第二个版本，以确保书中我们的引用和所有权是准确的。他们包括本杰明·阿尔特尔（Benjamin Alter）、莱斯利·阿尔法（Leslie Arffa）、艾琳·比尔（Erin Biel）、艾米莉·切尔托夫（Emily Chertoff）、埃里克·钟（Eric Chung）、亚历山德拉·弗朗西斯（Alexandra Francis）、威廉·霍尔斯特（William Holste）、迈克尔·莱曼斯基，亚伦·莱文（Aaron Levine）、艾琳娜·林德布洛姆（Alina Lindblom）、雷蒙德·卢（Raymond Lu）、理查德·梅迪纳（Richard Medina）、布莱恩·蒙德（Brian Mund）、阿琼·拉马穆提（Arjun Ramamurti）、卡梅隆·罗特布拉特（Cameron Rotblat）、保罗·施特劳赫（Paul Strauch）、杰奎琳·范·德·维尔德和比阿特丽斯·沃尔顿（Beatrice Walton）。我们特别要感谢斯利纳斯·雷迪·凯蒂雷迪（Srinath Reddy Kethireddy），他独自完成了整个手稿的最后审核，这是一项异常艰巨的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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