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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我们今天所说的国际体系，通常是指领土主权国家体系（简单地说，就是”威斯特伐利亚体系”），而且我们把国际政治（international politics）定义为缺少一个共同主权者的政治，即在各行为体之上没有统治者的政治。国际政治是一个自助体系。17世纪英国哲学家托马斯·霍布斯（Thomas Hobbes，1588-1679）把这样的无政府体系称为”自然状态”。在某些人看来，自然状态（state of nature）所描述的景象就如同一群奶牛在农场里安然地吃草。然而，这并非霍布斯的本意。我们应该想想在美国开拓西部边疆的年代里一个没有警察的得克萨斯小镇，或者20世纪70年代政府陷于完全瘫痪状况下的黎巴嫩，或者20世纪90年代的索马里。霍布斯的自然状态并不友善，它是所有人反对所有人的战争，因为没有一个更高的权威来维持秩序。正如霍布斯的一个著名论断所说的，在这样一个世界中，生存是艰难的、野蛮的和短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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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国家之上没有更高的权威，国内政治与国际政治间存在着法律、政治和社会上的重大区别。国内法相对来说比较明确，并且前后一致。警察和法院充当执法者。而国际法则不然，它是分散的、不完整的，建立在有时比较模糊的基础之上，也不存在日常的执法机制。在世界上缺少一支全球性的警察力量，国际法院/法庭虽然存在，但是它们却拿那些无视国际法的主权国家没有什么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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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力（force）在国内政治和国际政治中也扮演着不同的角色。在等级森严的国内政治体系中，政府垄断着合法使用武力的权力。而在国际政治中，谁都不能垄断使用武力的权力。这是由于国际政治属于自助的范畴，一些国家比其他国家强大，因此总是存在着某些国家诉诸武力的危险。由于不能在国际政治中禁止使用武力，所以国家间通常存在着互不信任和猜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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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内政治和国际政治的区别还在于各自的共同体观念不同。在秩序井然的国内社会里，有一个普遍的共同体观念，并且因此产生了共有的效忠对象、正义标准以及合法权威的观念。在全球层面上，人们有着相互竞争的效忠对象，全球共同体的观念是很弱的，人们对正义和合法性问题经常具有不同的认识。其结果是，在秩序和正义这两个政治价值之间，存在着一个巨大的鸿沟。在这样的一个世界里，大多数人总是把国家愿望摆在国际正义的前面。法律和道义在国际政治中发挥着作用，但是由于缺乏共同体规范的观念，它们不像在国内政治中那么具有约束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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某些人猜测，上述三个基本的体系，即世界帝国体系、封建体系和威斯特伐利亚体系，在21世纪可能会逐步演变出一种新的封建主义，甚至出现一个由美国主导的世界帝国。我们将在最后一章考察这些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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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无政府政治的不同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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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主权国家之上没有一个政府这个意义上说，国际政治是无政府的。但在政治哲学上，人们对于自然状态的危害性有两种不同的认识。霍布斯生活在17世纪饱经内战之苦的英国，他强调不安全、武力与生存，认为人类总是处于战争状态。与霍布斯相隔大约半个世纪的约翰·洛克（John Locke，1632—1704），生活在比较稳定的英国。他认为，尽管无政府状态中缺少一个公认的主权者，但人民仍然可以发展相互间的关系和订立契约，于是无政府状态并不一定是和平的障碍。这两种有关自然状态的观点，是当今国际政治的两个思想传统——现实主义和自由主义国际政治观的哲学源头。现实主义（realism）是比较悲观的，而自由主义（liberalism）则是比较乐观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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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个世纪以来，现实主义在国际政治思想传统中一直占据着主导地位。对现实主义者来说，国际政治的中心问题是战争和使用武力的问题，国际政治的主要行为体（actor）是国家。理查德·尼克松（Richard Nixon）总统及其国务卿亨利·基辛格（Henry Kissinger）的著述和政策主张，代表着现代美国人的现实主义观念。有关无政府国家体系的假设是现实主义者思考问题的起点。比如，基辛格和尼克松力争最大限度地增强美国的实力和削弱其他国家威胁美国安全的能力。在现实主义者看来，独立国家间的相互关系贯穿于国际政治的始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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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一个传统被称为自由主义，它可以追溯到18世纪法国的孟德斯鸠（Baronde Montesquieu）和德国的康德（Immanuel Kant）以及19世纪英国哲学家杰里米·边沁（Jeremy Bemham）、约翰·斯图尔特·穆勒（John Stuart Mill）等人之西方政治哲学思想。而现代美国自由主义思想，则集中反映在作为政治学家和总统的伍德罗·威尔逊（Woodrow Wilson）的著述与政策主张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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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主义者认为，有一个全球社会与国家并存，且与国家一起共同发挥作用，它是制约国家行为的一个重要外部环境。跨国界贸易、人民之间的接触（比如学生在外国就学）以及国际制度（internationalinstitution，比如联合国），在一定程度上减弱了无政府状态的危害性。自由主义者批评现实主义者把国家看成一些坚硬的台球，相互撞击以实现均势。他们认为，实际情况并没有这么简单，因为不同国家的人民之间有着跨国界的交往，而且存在着一个国际社会。自由主义者认为，现实主义者过分夸大了国内政治与国际政治之间的差别。由于现实主义者所描述的霍布斯的”自然状态”只是很极端的情况，所以自由主义者声称现实主义者忽视了经济相互依存和跨国性全球社会的产生与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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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实主义者引用霍布斯的话来反驳自由主义者：“暴风雨天气并不意味着雨下个不停，所以自然状态也不意味着战争是没完没了的。”[2]如同伦敦人在4月阳光灿烂的日子里还带着雨伞一样，处于无政府体系中的国家甚至在和平时期也要保持一支军队以防备战争。现实主义者指出，自由主义者过去的一些预测都是错误的。比如，斯坦福大学校长在1910年说过，未来不可能发生战争，因为国家难以承受战争的代价。自由主义者声称，战争已经过时了，文明已经跨越了战争的阶段。人们认为，经济相互依存、工会与知识分子的联系以及资本的流动等所有这些因素，使得战争不可能发生。当然，这样的预言在1914年遭到了彻底的失败，现实主义观点被证明是正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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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管是历史，还是现实主义者与自由主义者的争论，都没有停留在1914年。20世纪70年代，关于日益增强的经济和社会相互依存会改变国际政治性质的自由主义观点开始复兴了。理查德·罗斯克兰斯（Richard Rosecrance）在20世纪80年代写道，国家可以通过领土征服或和平贸易这两种途径增强自己的实力。他以日本的经验为例来加以说明：日本在20世纪30年代进行领土扩张，但第二次世界大战给它带来了灾难；日本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以贸易和投资立国，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强国（按照官方汇率统计）和东亚的主要大国。日本成功了，而它的军费开支却比其他主要大国要少得多，与其人口或经济规模不成比例。因此，罗斯克兰斯以及现代自由主义者认为，国际政治的性质已经发生了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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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0年：战争是看不见的吸血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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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没有其他阻止战争的因素，那么战争所导致的经济损失迟早会让世界上的文明国家产生良知。正如斯坦福大学校长大卫·斯塔尔·乔丹（David Starr Jordan）在塔夫茨大学的演讲中所说的：“未来战争不可能发生，因为国家难以承受战争的代价他说，欧洲的战争债款高达260亿美元，“每个人都对看不见的吸血鬼欠债，任何国家都还不起这个债，可怜的民众每年因此要交纳9500万美元的税”。和平时期的军国主义所带来的负担，正在日益侵蚀那些已经不堪承受债务的主要国家的力量。大战的必然结果是国家全面衰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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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纽约世界》[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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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些新自由主义者的眼光更远。他们认为，迅速发展的生态相互依存将使国内政治与国际政治间的界线变得模糊起来，人类将步入无国界的世界。例如，大气层中的臭氧层遭到破坏会导致皮肤癌，危及每个人的生存。如果温室气体排放导致地球变暖的话，那么所有国家的人都会受到影响。艾滋病和跨国毒品交易正迅速地蔓延等问题，可能使我们正步入一个截然不同的世界。普林斯顿大学教授理査德·福尔克（Richard Falk）认为，这些跨国性问题和价值将改变在过去400年中占据主导地位的、以国家为中心的国际体系。跨国性力量正在瓦解威斯特伐利亚和约体系，人类将迎来新型的国际政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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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实主义者则在1990年反驳说：“请把这些话讲给萨达姆·侯赛因（Saddam Hussein）听吧!“伊拉克入侵其小邻国科威特的行为表明，武力和战争是国家始终面临的威胁。自由主义者申辩说，中东政治只是个例外。他们认为，世界正在超越主权国家体系的无政府状态。这些有关国际政治的性质及其是否变迁的不同观点，很难在短期内得到调和。现实主义者强调延续性，而自由主义者则强调变迁性。双方都断言自己的观点符合现实。自由主义者通常把现实主义者看作是愤世嫉俗的人，认为他们只关注过去，无视将来。而现实主义者则声称，自由主义者是乌托邦式的空想家，他们的思想是”一派胡言”（globalone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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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底谁对谁错呢？两者都对，也都错。直截了当的回答自然很好，但是它也很可能不太准确和不太令人满意。进入21世纪的世界既有延续性的方面，也有变迁性的地方，不可能有一个简单易懂和包罗万象的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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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国际政治的方法不仅限于现实主义和自由主义这两种。在过去一个世纪的大部分时间里，马克思主义（Marxism）是很多人的选择。马克思主义是最早由马克思、恩格斯提出的理论，它后来得到其他理论家的进一步论述和运用。马克思主义者关注资本主义国家的国内经济结构。这种关注经济中的阶级、生产和财产关系的思想倾向，有时被称为经济还原主义（reductionism）或历史唯物主义。马克思主义者认为，政治是经济的表现。他们预言，资本家的贪婪促使国际关系中重大事件的发生，最终导致社会主义革命遍及全球和资本家自身的消亡。马克思主义者轻视民族主义、国家权力以及地缘政治的重要性。缺乏对外交和均势重要性的关注，导致马克思主义者有关国际政治的理解漏洞百出，并且对未来提出了错误的预测。甚至在1991年苏联解体之前，马克思的理论就已经由于未能解释主要资本主义国家之间保持和平关系以及一些共产党国家之间发生战争的现象，而损害了其解释力。比如，马克思主义者很难解释1969年中国和苏联的冲突、1978年越南入侵柬埔寨以及1979年中国与越南的战争等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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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立在马克思主义基础上的依附理论（dependency theory）在20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十分流行。它预言，处于全球市场”中心”地带的富裕国家将控制处于”边缘”地带的贫穷国家，前者使后者越来越贫困。依附理论家认为，第一世界（富裕、自由的资本主义国家）和第三世界（发展中国家）之间的全球性经济和政治分裂，或者南北分裂，是历史帝国主义和资本主义全球化的产物。依附理论的确具有一些解释力，比如可以解释许多贫穷国家为什么未能享受正统自由主义经济理论所预言的那种经济自由化成果。它也可以让人们关注发展中国家的”二元经济”（dual economy）这一有趣和重要的现象，即少数富裕、受教育的城市经济精英参与并受益于全球化，而大多数贫穷的农民、劳工以及矿工则未能如此。虽然依附理论有助于阐释造成经济不平等的某些结构性原因，但是它很难解释为什么东亚的边缘国家，如韩国、新加坡和马来西亚，在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的发展速度比美国和欧洲这样的”中心”地带国家还快。韩国和新加坡现在已经属于富裕的”发达”国家，而马来西亚则是一个正在崛起的中等收入国家。依附理论的弱点得以显露的一个重要表现是，作为20世纪70年代依附理论的学界旗手之一的费尔南多·卡多索（Fernando Henrique Cardoso）在90年代当选巴西总统后，转向自由主义经济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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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20世纪80年代，来自现实主义与自由主义两个阵营的学者试图模仿微观经济学，创立规范的演绎性理论。以肯尼思·华尔兹（Kenneth Waltz）为代表的新现实主义者（neorealist）和以罗伯特·基欧汉（Robert Keohane）为首的新自由主义者（neoliberal），创建了国家的结构模型（structural models of states），把国家视为理性的行为体，其行为受到国际体系的制约。新现实主义者和新自由主义者把国际关系理论变得更为简明和优雅（simplicity and elegancy），与此同时，他们也丢掉了经典现实主义和自由主义理论的丰富与复杂的内涵。其结果是，“到了80年代后期，理论上的争论也许只能归纳为以国家为中心的理性主义国际关系模式内部比较细微的分歧”[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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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一群观点并不一致、被称为建构主义者（constructivist）的学者，批评现实主义和自由主义未能对世界政治中的长期性变革加以充分解释。比方说，现实主义者和自由主义者都未能预测到冷战的结束，也不能令人信服地解释冷战结束的原因。建构主义者强调观念（ideas）和文化（culture）在塑造国际政治现实和国际政治话语中的重要作用。他们强调利益的主观性以及利益与不断变化的认同之间的联系。建构主义者有多种类型，但是他们都倾向于认为，两个主流理论远没有做到真实地描述世界，我们需要做的不只是解释事情是什么样的，还要解释事情是如何变成那样的。建构主义者一直关注诸如认同（identities）、规范（norms）、文化（culture）、国家利益（national interests）以及国际治理（international governance）等等这类重大问题。[5]他们相信，政治家和其他人的行为动机不仅仅是物质利益，也包括他们的认同感、道义观以及有关什么是社会或文化所认可的合适行为之认识。这些规范是在变化之中的，有时要经过与其他规范的互动过程。建构主义者认可国际体系是无政府状态的，但指出存在着从善意、和平、友谊到严重敌视和竞争的多种无政府状态。特定时期无政府状态的性质取决于主流的规范、认知以及信仰。正如著名建构主义学者亚历山大·温特（Alexander Wendt）所指出的，无政府状态是国家制造的。这可以解释为什么美国对一件朝鲜核武器的担心程度大于对500件英国核武器的担心，以及为什么上个世纪两次交战的法国和德国今天不再认为两国可能爆发战争。[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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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现实主义者和新自由主义者想当然地认为，国家的行为都是出于追求自己的国家利益，但是他们无法说清楚这些利益是如何被塑造的，并且如何随着时间的流逝而改变。建构主义者吸取不同学科的知识，考察领导人、民众以及文化改变偏好（preference）、产生认同（identities）和学会新的行为方式（behavior）的过程。比如，19世纪的奴隶制和南非种族隔离制度曾经得到大多数国家的认可，但是后来却遭到普遍的谴责。建构主义者提出这样一些问题：为什么会产生如此的变化？观念扮演着什么样的角色？战争行为今后是否也会发生类似的变化？民族主权国家概念的命运又将怎样呢？在世界上存在着很多政治实体，比如部族（tribes）、民族（nations）和非政府组织。主权国家只是在最近的几个世纪里才一直占据主导地位。建构主义者指出，像民族和主权这些影响我们对世界政治的理解以及理论建构的概念都是社会建构的，而不是给定的，也不是永久不变的。甚至我们对”安全”的理解也处于演进过程之中。传统的国际关系理论通常只是从防止国家之间的暴力或战争的角度，来理解安全问题。但在当今世界，“人的安全”（human security）这一相对较新的概念也同样很重要。不仅如此，很多现象已经被”安全化”（securitized）了，它们被视为政治上的严重威胁，需要以更多的措施加以应对。正如本书第七章和第八章将论述的，今天学者和政治家所担忧的，除了国家间的战争之外，也包括贫困、不平等、经济或者生态灾难等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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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性主义建构主义者还指出，有关战争的语言与意象（imageries），是世界政治的重要工具，深受性别的影响。女性主义（feminism）作为一种批判路径（critical approach）在20世纪90年代初获得了很大影响力，当时正值传统安全关切在冷战结束后一定程度上失去了其明显的紧迫性。女性主义者关注社会进程、非精英问题以及跨国性结构，否定主流的、以国家为中心的狭隘视角，旨在对世界政治进行更具有包容性的研究，并且揭示”在全球层次上国家以及主要社会成员（key social constituencies）的身份和利益得以塑造的进程”[7]。女性主义者强调了性别之间的差异。比如，在2011年，在193个联合国成员国中，只有23位女性总统、首相和总理。女性主义批评家也分析了全球化的阴暗面，诸如妇女与儿童的”出口”或贩卖，以及把强奸当作战争的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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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构主义是一种方法（approach），它反对现实主义和自由主义这两种传统理论以探索科学规律为目的之思路，而寻求依条件而定的通则（contingent generalizations），并且通常把深度描述（thick description）当作解释的一种形式。当今世界政治中的某些重大争论，是围绕着主权、人道主义干涉、人权以及种族屠杀等概念之含义而展开的，建构主义在这些问题上比传统理论更有发言权。[8]建构主义对现实主义和自由主义传统理论提出了有益的批评，并且补充了这两种理论。建构主义的分析方法有时显得不甚严谨和缺乏预见力，但是它可以提醒我们注意两个主流理论经常忽视的东西。正如本书下一章将论及的，我们在分析问题的时候不应该把目光停留在追求当前目标的工具理性（instrumental rationality）上，还必须思考认同和利益的变化如何在有的时候导致国家政策发生微妙的变化，有时甚至导致国际事务发生深刻的变化。建构主义者帮助我们理解偏好是如何产生的，判断是如何被塑造的。从这个意义上说，建构主义是补充而非否定上述两种主流理论。我们将在下一章以及最后一章中讨论如何理解长期变革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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