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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现实主义者和新自由主义者想当然地认为，国家的行为都是出于追求自己的国家利益，但是他们无法说清楚这些利益是如何被塑造的，并且如何随着时间的流逝而改变。建构主义者吸取不同学科的知识，考察领导人、民众以及文化改变偏好（preference）、产生认同（identities）和学会新的行为方式（behavior）的过程。比如，19世纪的奴隶制和南非种族隔离制度曾经得到大多数国家的认可，但是后来却遭到普遍的谴责。建构主义者提出这样一些问题：为什么会产生如此的变化？观念扮演着什么样的角色？战争行为今后是否也会发生类似的变化？民族主权国家概念的命运又将怎样呢？在世界上存在着很多政治实体，比如部族（tribes）、民族（nations）和非政府组织。主权国家只是在最近的几个世纪里才一直占据主导地位。建构主义者指出，像民族和主权这些影响我们对世界政治的理解以及理论建构的概念都是社会建构的，而不是给定的，也不是永久不变的。甚至我们对”安全”的理解也处于演进过程之中。传统的国际关系理论通常只是从防止国家之间的暴力或战争的角度，来理解安全问题。但在当今世界，“人的安全”（human security）这一相对较新的概念也同样很重要。不仅如此，很多现象已经被”安全化”（securitized）了，它们被视为政治上的严重威胁，需要以更多的措施加以应对。正如本书第七章和第八章将论述的，今天学者和政治家所担忧的，除了国家间的战争之外，也包括贫困、不平等、经济或者生态灾难等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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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性主义建构主义者还指出，有关战争的语言与意象（imageries），是世界政治的重要工具，深受性别的影响。女性主义（feminism）作为一种批判路径（critical approach）在20世纪90年代初获得了很大影响力，当时正值传统安全关切在冷战结束后一定程度上失去了其明显的紧迫性。女性主义者关注社会进程、非精英问题以及跨国性结构，否定主流的、以国家为中心的狭隘视角，旨在对世界政治进行更具有包容性的研究，并且揭示”在全球层次上国家以及主要社会成员（key social constituencies）的身份和利益得以塑造的进程”[7]。女性主义者强调了性别之间的差异。比如，在2011年，在193个联合国成员国中，只有23位女性总统、首相和总理。女性主义批评家也分析了全球化的阴暗面，诸如妇女与儿童的”出口”或贩卖，以及把强奸当作战争的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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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构主义是一种方法（approach），它反对现实主义和自由主义这两种传统理论以探索科学规律为目的之思路，而寻求依条件而定的通则（contingent generalizations），并且通常把深度描述（thick description）当作解释的一种形式。当今世界政治中的某些重大争论，是围绕着主权、人道主义干涉、人权以及种族屠杀等概念之含义而展开的，建构主义在这些问题上比传统理论更有发言权。[8]建构主义对现实主义和自由主义传统理论提出了有益的批评，并且补充了这两种理论。建构主义的分析方法有时显得不甚严谨和缺乏预见力，但是它可以提醒我们注意两个主流理论经常忽视的东西。正如本书下一章将论及的，我们在分析问题的时候不应该把目光停留在追求当前目标的工具理性（instrumental rationality）上，还必须思考认同和利益的变化如何在有的时候导致国家政策发生微妙的变化，有时甚至导致国际事务发生深刻的变化。建构主义者帮助我们理解偏好是如何产生的，判断是如何被塑造的。从这个意义上说，建构主义是补充而非否定上述两种主流理论。我们将在下一章以及最后一章中讨论如何理解长期变革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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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的时候，那些务实的人会问，我们为什么需要理论呢？我的回答是，理论相当于路线图，它们可以帮助我们认识那些不熟悉的地方。如果没有路线图的话，那么我们会迷路。即便在我们觉得自己是依靠常识的时候，通常也有一个隐含的理论在指导我们的行为。我们只不过是不知道或者忘记了而已。我们假如可以比较清楚地意识到那些指导我们行为的理论，那么就能够更好地理解它们的长处与短处，以及知道在什么时候加以运用。英国经济学家约翰·梅纳德·凯恩斯（John Maynard Keynes） 曾经说过，那些讲究实际的人认为自己从不使用理论而只注重实践，但其行为很可能受到一些拙劣的作者之思想的左右，而这些作者的名字早已被他们忘记了。[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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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我在华盛顿的国务院和国防部担任助理部长级职务并帮助制定美国对外政策的时候，我发现自己从现实主义、自由主义和建构主义这三种思想中都汲取了养分。我发现它们对我都很有帮助，尽管是以不同的方式和在不同的环境中对我很有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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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约瑟夫·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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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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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为体（actor）、目标（goal）和手段（instrument）是国际政治理论的三个基本概念，但是每个概念都在变化之中。传统的现实主义者在分析国际政治的时候，把国家视为唯一重要的”行为体”，而且认为只有大国才是真正重要的。但是，这种情况在发生变化。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国家的数量迅速增多。1945年，世界上大约只有50个国家。到了21世纪初，世界上国家的数量已经是这个数字的4倍，而且数量还在增加。比国家数量增多更为重要的事实是非国家行为体的兴起。今天，大型跨国公司的活动范围跨越国家间边界，它们有的时候比很多民族国家掌握着更多的经济资源（表1.1）。至少有192家跨国公司的年销售额比世界上超过半数的国家的国内生产总值（GDP）还要大。[10]虽然这些跨国公司缺少某些类型的权力（power），比如军队，但是它们绝对可以极大地影响一国的经济。从经济上说，IBM对比利时的重要性要大于比利时的前殖民地布隆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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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1 2010年世界100个最大的经济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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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The Fortune Global 500，”；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World Economic Outlook Database， April 11， http：//www.imf.org/external/pubs/ft/web/ 2010/01/weodata/index.asp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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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观察中东局势的时候，无视国家间的纷争和外部大国的插手，是绝对可笑的。与此同时，如果不考虑一系列非国家行为体的作用，那同样也是愚蠢的。跨国石油公司，比如壳牌、英国石油和埃克森美孚公司等，同属于一个类型的非国家行为体。除此之外，还有其他的非国家行为体。有一些较大的政府间国际组织（IGO），例如联合国，还有一些较小的政府间国际组织，例如阿拉伯联盟和石油输出国组织（OPEC）。还有一些非政府组织（NGO），其中包括国际红十字会和大赦国际。另外，还存在着各种各样的跨国族群集团（ethnic groups），譬如生活在土耳其、叙利亚、伊朗和伊拉克境内的库尔德人和散居于整个中东和高加索地区的阿拉伯人。恐怖主义集团、毒品卡特尔和反政府秘密组织等都是跨越国界的，它们通常在几个国家之间瓜分其资源。国际宗教运动，特别是中东和北非的政治性伊斯兰宗教运动，也属于非国家行为体的范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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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不在于国家和非国家集团哪一个更重要一一通常是国家更重要，而在于这些新型的、错综复杂的联合体会怎样影响地区政治。这正是传统的现实主义理论所解释不了的。国家是当今国际政治中的主要行为体，但是它们并没有占据整个舞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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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目标又发生了怎样的变化呢？在无政府体系中，传统上，国家的首要目标是军事安全。今天的国家无疑关心自己的军事安全，同时它们也同样关心、甚至可能更关心自己的经济财富、有关禁止贩毒或艾滋病蔓延的社会问题以及生态的变化。而且随着威胁的变化，安全观念也在发生变化，军事安全已经不再是国家追求的唯一目标。让我们来看看美国和加拿大的关系。这两个国家发生战争的可能性是微乎其微的。一位加拿大外交官曾经说过，他所担心的并不是美国会像在1813年那样，再次入侵加拿大和占领多伦多，而是多伦多可能因为来自得克萨斯的一台电脑的攻击而处于瘫痪之中——这种困境不同于国家在无政府体系中所面临的传统的威胁。经济实力尚未取代军事安全（正如科威特在1990年8月伊拉克入侵中所认识到的），但是国际政治的议题已经变得更加复杂，国家追求的目标也更为广泛，其中包括人的安全。人道主义和人权问题变得越来越重要，一些分析家关心的是个人的安全，而非国家的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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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此同时，国际政治的手段也在发生变化。现实主义者的看法是，只有军事力量才是真正重要的手段。英国历史学家A.J.P.泰勒（A. J. P. Taylor）在描述1914年以前的世界时，把大国定义为有能力在战争中取胜的国家。今天，国家无疑也使用军事力量，但是在过去的半个世纪里，军事力量的作用发生了变化。许多国家，特别是大国，认识到今天使用军事力量追求自己的目标要比过去付出更高的代价。正如哈佛大学教授斯坦利·霍夫曼（Stanley Hoffmann）所说的，军事实力和实现目标这两者之间的联系已经不那么紧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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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为什么呢？其中一个原因是，作为军事力量之最后手段的核武器难以被加以使用。虽然世界上核武器的数量曾经超过5万件，但是自1945年迄今核武器从未被使用过。核武器由于其巨大的破坏力，难以成为人们追求任何理性的政治目标的手段，这使得领导人不愿意使用它。所以，对国家领导人来说，如果在战争中使用这种军事力量的最后手段以追求所有实际的政策目标，那么要付出太大的代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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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便是使用常规军事力量来统治已经具有了民族主义情绪的民众，其代价也比过去要大得多。欧洲国家在19世纪通过派遣少量的、装备现代化武器的士兵，征服了地球的其他地方，然后再用较少的驻军，统治自己的殖民地。但是，在一个民众已被社会动员起来的时代，很难占领一个其民众具有强烈民族认同的国家。20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美国在越南认识到这一点；20世纪80年代，苏联则在阿富汗获得相同的启示。越南和阿富汗都没有核超级大国那么强大，但是不管对美国还是对苏联来说，统治这些已经进入民族觉醒阶段的民众，其代价实在是太高了。在民族主义时代，对他国实施统治的代价很高。在19世纪，英国能够用少量的士兵和文官统治印度，这在当今世界中是不可能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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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力的作用所发生的第三个变化同国内制约因素有关。一种反军国主义的伦理已经在世界特别是民主国家中形成，并日益深入人心。这样的观念虽然并不能防止使用武力，但是它会使得领导人在选择使用武力，尤其是选择大规模和持久的战争时，必须面对极大的政治风险。人们有时说，民主国家不愿意承担牺牲，这样的说法过于简单。比如，美国在1990年发动海湾战争的时候，准备付出1万人伤亡的代价，但是它在索马里或科索沃这样和美国国家利益关系不太密切的地方，并不愿意付出人员伤亡的代价。不仅如此，如果其他国家认为使用武力是非正义的或不具有合法性的，那么民主国家中的政治领导人会付出极大的代价。武力并没有过时，而且恐怖主义者这样的非国家行为体比国家更不受道德考虑的约束，但是对大多数国家来说，现在使用武力要比以前困难得多，也要付出更高的代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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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有一些问题是绝对不能靠武力来加以解决的。以美日经济关系为例。1853年，舰队司令马修·佩里（Commodore Matthew Perry）率领其”黑船”闯入浦贺港，以炮击相威胁，要求日本开埠通商。用类似的方法来解决当今的美日贸易争端，肯定是没有用的，也是难以被接受的。也就是说，虽然武力还是国际政治的重要手段，但它已经不是唯一的手段了。经济相互依存、通讯、国际制度和跨国行为体等所起的作用有时比武力还要大。军事力量作为一种手段并没有过时——我们看到了在阿富汗发生的战争，这个国家的塔利班政权庇护2001年9月11日袭击美国的恐怖主义网络，我们也看到了美英两国在2003年使用武力推翻了萨达姆·侯赛因政权。但是，在伊拉克贏得战争比赢得和平要容易，单靠军事力量本身不足以抵制恐怖主义的威胁。尽管军事力量依然是国际政治的终极手段，但使用军事力量的代价和效果已经发生了变化，这使得今天的国际政治比过去更为复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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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如此，基本的安全游戏还在继续进行着。一些政治学家认为，均势通常是由领导国家或者霸权国家所决定的，16世纪的西班牙、路易十四时期的法国、19世纪大部分时期的英国以及20世纪大部分时期的美国，就属于这样的霸权国家。到头来，最强大的国家会受到挑战，而且这种挑战将导致大规模的战争，即我们所说的霸权战争或世界大战。在世界大战之后，通过一个新的条约确定世界新秩序，正如1713年的《乌得勒支条约》、1815年的维也纳会议、1919年的国际联盟以及1945年的联合国。如果自雅典和斯巴达争霸以来国际政治并未发生根本性的变化，那么是否会有一个新的挑战导致一场新的世界大战，或者说霸权战争的循环过程已经结束了？正在崛起的中国会挑战美国吗？核技术是否已经使得世界大战太具毁灭性了？经济相互依存是否使得世界大战的代价太高了？像恐怖主义者那样的非国家行为体是否会迫使国家进行相互合作？全球社会是否使得世界大战在社会和道义上都是不可想象的？我们希望是这样，因为下一个霸权战争也许是最后一次这样的战争。但是，我们首先要理解国际政治的延续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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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续阅读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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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Kenneth Waltz，Man， the State， and the war：A Theorteical Analysis（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59）， pp. 1—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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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Richard Ned Lebow， A Cultural Theory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8）， pp. 1-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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