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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行为体、权力以及权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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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在前面提到，现实主义者和自由主义者在国家是否为世界政治中唯一重要行为体这个问题上，是存在着分歧的。行为体（actor）指的是某个人或者团体，其决定和行为会影响国际政治。我们在笼统地谈论行为体的时候，不使用专有名词。我们只有在讨论某些特定行为体的时候，才使用专有名词。当然，从技术上说，只有人才能做出决定和采取行动，当我们把”国家”视为一个行为体的时候，我们是在进行出于简约目的之抽象思维。比如，我们常常听到或者读到一种说法，即德国在1939年侵略波兰。事实上，更为准确的表述应该是，德国人进攻波兰人。这种把国家人格化的做法是司空见惯的。然而，我们有必要意识到这一点，这是因为我们在把国家或者其他团体（如跨国公司或者非政府组织）加以人格化的时候，它可能促使我们错误地假定，这些行为体属于具有自我利益、思想以及意志的单一行为体（unitary actor）。我们常常只有在注意到国家内部的分歧、争论、（有时甚至是）斗争之后，才可以理解世界上所发生的事情。正如我们将在本书第五章中看到，美国总统约翰·肯尼迪和苏联部长会议主席尼基塔·赫鲁晓夫之所以能够迅速达成结束1962年古巴导弹危机的协议，其中一个主要原因在于，他们对各自国家军方出乎意料的、粗心大意的以及有时缺乏协调的行为感到害怕，军方的这些行为可能把两个超级大国拖入一场核战争之中。这正是国家的代理人（即军人、外交官以及官僚，他们只根据上级的指示行为）不合时宜地以行为体的角色行事的情势。当然，并非所有的行为体都是人格化了的集合体，个人也可以是国际行为体。奥萨玛·本·拉登就是一个国际行为体，博诺（Bono）也是，当然我们不可将他们置于同一个道德评判范畴。甚至电影演员也可以是国际行为体。[4]例如，米娅·法罗（Mia Farrow）曾经试图影响中国对苏丹达尔富尔的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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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主义者比现实主义者更倾向于相信，跨国公司、非政府组织、教会、移民社群、跨国犯罪网络、毒品卡特尔、恐怖主义集团、慈善基金会、明星以及其他类型的行为体，其行为可以对国际政治产生真实的影响。但是，自由主义者和现实主义者都认为，国家是最重要的行为体。其主要原因有四个。第一，除了”失败”国家（诸如索马里、津巴布韦以及阿富汗）[5]之外，世界上的所有国家大体上都有能力控制人员、商品以及货币的跨界流动。虽然没有国家可以施加绝对的控制，但是可以进行有效的控制。第二，国家通常是唯一拥有大规模武装力量的行为体。尽管其他行为体也可以小规模地使用暴力，但只有国家具有大规模使用武力的能力。当然，在失败国家或者陷于内战的国家中，次国家行为体有时也拥有这种能力。第三，只有国家拥有大量地征收和使用税收的权力。黑手党收取保护费以及毒品卡特尔借非法产业敛财，其规模不可与国家征税同日而语，而且属于违法勾当。第四，只有国家可以颁布和执行法律。国家之上没有更高的权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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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系和战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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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一次战争结束之后，在国际体系中出现了两个阵营僵持对峙的局面。这种两极状态导致灵活性的丧失和不安全感的增强。一个国家同盟以一个极权的陆权国家为中心，另外一个国家同盟则以一个具有扩张性商业和文化以及海上优势的民主国家为中心。每一方都担心另一方在即将来临的冲突中取得决定性的优势地位。具有讽刺意味的是，竟然是发生在一个弱小国家内部且对同盟关系影响甚微的冲突，使得两个国家同盟的危机感增强，从而引发战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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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情况体现在何种战争中呢？伯罗奔尼撒战争，第一次世界大战，还是冷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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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四个原因表明，与其他行为体相比，国家拥有更多的权力（power）。权力是全球冲突与合作研究中另外一个基本概念。然而，权力和爱情一样，比较容易被感受到，但是很难被界定和衡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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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力是实现自己目标的能力。更确切地说，它是影响他人和达到自己所期望的目的之能力。耶鲁大学政治学家罗伯特·达尔（Robert Dahl）把权力界定为让别人做自己不想做的事情之能力。然而，我们要想根据别人行为的变化来衡量权力大小，就必须了解他们的偏好。否则的话，我们就可能如同狐狸一样，以为自己把兔子布里尔（Rabbit Br’er）扔到灌木丛里受了伤，不能正确认识自己的权力。我们通常很难事先知晓如果我们自己不作为，别的国家或人民将会采取什么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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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分析家和历史学家来说，根据行为界定权力的方法是很有用的，因为分析家和历史学家可以花费很多时间来反复思考过去的事情。而对务实的政治家和领导人来说，他们可用的时间或许就太少了。由于一国控制他国的能力通常与该国所掌握的特定资源是分不开的，所以政治领导人一般是从国家所掌握的资源这个角度来界定权力的。这些资源包括：人口、领土、自然资源、经济规模、军队以及政治稳定等。与根据行为界定权力的方法相比，这种界定权力的方法使得权力看上去更具体，更容易被衡量，更能够被预见到。从这个意义上说，权力指的是一国在国际政治纸牌游戏中拥有多少张好牌。纸牌游戏的一个基本规则是，如果对手亮出的牌是你手中的牌所无法匹敌的，那么你就应该赶快认输。如果知道自己打不贏，那么就别挑起战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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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有一些战争往往是由最终战败的国家所挑起的。这表明，政治领导人有时会冒险或者犯错误。1941年的日本或1990年的伊拉克就是这样的例子。在国际政治游戏中，对手常常不把手中的牌全部亮出来。这就好像在纸牌游戏中的玩牌技巧，比如虚张声势和欺骗，能够起到很大的作用。即使对手没有欺诈的行为，国家在选择最佳资源以应对某个特定情势的时候也会犯错误。例如，法国和英国在1940年时所拥有的坦克数量要比希特勒多，但是德国的军队具有更大的机动性和更先进的军事战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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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从资源的角度思考权力问题的时候，我们会遇到权力的转换（power conversion）这一基本问题。一些国家比其他国家更善于把手中的资源转换成实际的影响力，这就好比纸牌高手往往能够以弱胜强。权力转换是指把潜在权力（用资源来衡量）变成实际权力（用别国行为的改变来衡量）的能力。为了准确地预测结果，我们不仅需要了解一国所拥有的权力资源，而且也要知道该国转换权力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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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遇到的另外一个问题是，如何确定在一个特定的背景之中，什么样的资源是最好的权力基础。坦克在沼泽地中不太管用，铀在19世纪算不上一种权力资源。在历史上的较早时期，人们比较容易判断权力资源。例如，在18世纪欧洲的农业经济体中，人口是个重要的权力资源，因为它是税收和征召步兵的基础。法国在人口数量上居西欧之首。因此，在拿破仑战争（1799—1815）结束后，普鲁士在维也纳和会（1815）上向胜利国提出了一个详尽的普鲁士复兴计划，以维持欧洲的均势。该计划列出了普鲁士在1805年以后所失去的领土和人口，并且提出要收复这些领土与人口。在前民族主义（prenationalist）时代里，以下事实并不重要，即那些地方的很多人都不讲德语，也不把自己当作普鲁士人。然而，经过半个世纪，民族主义已经起到相当大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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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世纪的另外一个环境变化，就是工业和铁路系统越来越重要，这使国家可以快速进行动员。在19世纪60年代，奥托·冯·俾斯麦（Chancellor Otto von Bismarck）担任首相时期的德国首先利用铁路运送军队，并且很快就在战场上获得胜利。俄国的人口虽然总是比欧洲其他国家要多，但是动员起来却很难。俄国于20世纪初在其西部建立了铁路系统，这成为1914年德国担心俄国力量增长的原因之一。不仅如此，铁路遍及欧洲大陆，这也使得英国不能只关注海上的权力。没过多长时间，人们就已经认识到，的确有必要在欧洲投放一支军队，以防止另一个大国主宰这片大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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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业技术在战争中的应用，产生了极其深远和重大的影响。自从1945年核时代开启以来，先进的科学与技术一直是特别重要的权力资源。然而，核武器的毁灭性是如此之大和可怕，以至于核力量难以被灵活地加以使用。核战争的代价实在是太大了。在很多情况中，使用武力是不合适的，或者说其代价太大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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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使一些国家被禁止直接使用武力，军事力量仍然会扮演着重要的幕后角色。例如，美国可以向其盟友提供安全保障以抵制外来威胁，或者美国军队能够确保重要能源（比如波斯湾的石油）的供应不受到威胁，这意味着别国提供军事保护力量，也可以在讨价还价的情势中发挥作用。有时这种联系（linkage）可能是很直接的，而在更多的时候，正如我们在本书第七章中会看到的那样，它是存在于政治家头脑中的、没有公开表述的一个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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迫使他国改变行为，是一种直接地或强制性地使用权力的方法。这样的硬权力（hard power）既可以依靠奖励（胡萝卜），也可以依赖威胁（大棒）。除此之外，还有一个”软的”或间接的使用权力的方式。一个国家可能因为其他国家愿意效仿自己或者接受体系的规则，而在世界政治中实现自己预期的目标。从这个意义上说，左右世界政治的议事日程和吸引他人，其重要性不亚于在特定情势下改变他国的行为。这种形式的权力，即让别人追求你想要的东西，可以叫做吸引力或者软权力（soft power）行为。软权力所依赖的资源包括思想的影响力或者决定政治议题、影响别人偏好的能力。身为父母的人都知道，假如父母能够影响孩子的信念和喜好，那么父母对孩子的权力比仅仅依赖严格管制的方式要大得多、持久得多。同样地，政治领导人和建构主义理论家早就知道，决定议事日程和辩论框架也可以产生权力。确立偏好的能力总是同无形的权力资源密不可分的，这些无形的权力资源包括建构主义者所强调的文化、意识形态和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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软权力并非一定比硬权力更具有效力或者更符合道德，扭曲思想不一定比扭断胳膊强。道义判断依赖于使用权力的目的。例如，在那些发起2001年恐怖袭击的追随者眼中，奥萨马·本·拉登拥有软权力。软权力也并不是只和自由主义理论有关联，而同现实主义理论无关系。像肯尼思·华尔兹那样的新现实主义者属于物质主义者（materialists），不关心理念的作用。他们为了追求简约，把现实主义理论变得平淡无味。实际上，古典现实主义者，如修昔底德、马基雅维利、汉斯·摩根索，从来都把理念当作权力的一种源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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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力是影响他人、从而获得自己想要的结果之能力，不管权力资源是有形的还是无形的。对于政府来说，软权力往往更不容易使用，需要更长的时间才能看到效果，并且在有些时候一点都不起作用。然而，如果分析家们忽视软权力，那么这是很危险的。例如，1762年，普鲁士的弗雷德里克大帝在行将为法国、奥地利和俄国联军击垮之时，却因为崇拜普鲁士君主政体的俄国新沙皇彼得（1728—1762）让俄国军队撤出反普联军而大难不死。又比如，1917年，英国在美国人眼中比德国具有更大的软权力，这促使美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站在英国一边。更近的一个例子是，巴拉克·奥巴马（Barack Obama）在2008年总统大选中获胜，增强了美国的软权力，这是因为其形象与主张在原先敌视美国政策的那些地方具有很大的吸引力。然而，把这些软权力资源变成具体的结果，却是很不容易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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硬权力和软权力是相互联系的，但它们又不是一回事。物质上的成就会使得一种文化和意识形态具有吸引力，而军事和经济上的落后则会导致自我怀疑和认同危机。然而，软权力并非仅仅依赖于硬权力。梵蒂冈的软权力并没有因为19世纪教皇国家国土面积变小而减弱。今天，加拿大、瑞典和荷兰的影响力，要比其他一些具有相同经济和军事实力的国家大。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苏联在欧洲拥有很强的软权力，但是苏联在1956年入侵匈牙利和1968年入侵捷克斯洛伐克后，这种权力就被浪费掉了。许多人可能会认为，美国在”9·11”事件之后拥有强大的软权力，但是美国后来所推行的那种缺少睿智以及莽撞的单边主义政策损害了其软权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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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最重要的权力资源是什么呢？我们通过观察过去5个世纪里的现代国家体系可以看出，不同的权力资源在不同的时期起着重要的作用。权力资源从来就不是静止不变的，它们在今天的世界里也会继续发生变化。不仅如此，在世界不同地区，权力资源也有所不同。软权力在信息时代后工业化国家的相互关系中变得越来越重要，民主和平思想占了上风；而硬权力则往往在世界上那些正处于工业化或者前工业化发展阶段的地区更加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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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晓何时使用硬权力，何时使用软权力，何时把二者结合起来的能力，我称之为巧实力（smart pow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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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约瑟夫·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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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信息经济和跨国相互依赖的时代，权力正变得越来越难以转移、不太具体和缺少强制性，本书将在第七章和第八章中对此做更为详尽的论述。传统的分析家主要会根据哪一方军队获胜来预测冲突结果。今天，在诸如反对跨国恐怖主义斗争这样的冲突中，谁讲的故事更吸引人，同样是至关重要的。使用硬权力对付死硬的恐怖主义者无疑是需要的，但使用软权力来贏得主流民众的心也同样是重要的，否则民心会被恐怖主义者夺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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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各个地方的权力变迁情况并不相同。在21世纪，信息和制度权力肯定会起较大的作用，但是中东局势也告诉我们，硬的军事实力依然是一种重要的手段。市场和自然资源意义上的经济规模也将依然重要。随着现代经济体中服务行业的发展，今后服务业和制造业之间的界限会变得越来越模糊。信息量将变得更大，快速和灵活反应的组织能力将是重要的资源。政治凝聚力以及具有普世性和可输出的大众文化，也将依然十分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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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注意权力与权威（authority）之间有点复杂的关系。如果权威得到其他人的尊重，那么它就可以是权力资源。但是，你可以拥有权力，而不具有权威。美国在1954年通过中央情报局策划的政变，使用权力推翻了危地马拉的民选总统雅各布·阿本斯·古兹曼（Jacobo Arbenz Guzman），但不具有这样做的权威。危地马拉是一个主权国家。权力是一个实证的概念，而权威则是一个道义的、规范的或者法律的概念。权威要求有合法性。主权国家组成的国际体系虽然在权威的法律分布上说是无政府状态的，但是在权力分布上从来就不是无政府状态的。在单极体系中，一个国家享有权力主导地位，可以有效地决定国际合作的条件，并且使别国同意或者接受。在两极体系中，两个实力相当的国家在各自势力范围内，或者对其盟国（实力较弱的国家或者仆从国）拥有主导权。在多极体系中，三个或者三个以上国家拥有很大的权力。我们通常把单极体系中最强大的国家称为霸权国（hegemon，来自希腊语中的”领导者”），把现代两极体系中最强大的国家称为超级大国（superpowers），而把多极体系中最强大的国家称为大国（greatpow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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