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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像肯尼思·华尔兹这样的体系理论家们看来，在霍布斯式的无政府状态中，权力分布对于体系稳定来说至关重要。当国家通过平衡霸权国家来维护自己的独立地位，或者一个新兴的国家挑战领导国的时候，单极体系就开始走向瓦解了。在多极或者权力分散的体系中，国家会缔结同盟以实现均势，但是同盟关系是很灵活的。在多极体系中，战争可能发生，但其规模是相对有限的。在两极体系中，同盟变得比较僵硬，从而可能导致大规模冲突甚至世界大战的爆发。有的分析家声称，“两极体系或者消亡，或者爆炸”。这种情况发生在伯罗奔尼撒战争时期，当时雅典和斯巴达都加强对各自盟友的控制。1914年前夕的形势也是如此，当时欧洲的多极均势开始逐步演变成两个强大同盟体系的对峙，从而丧失了自己的灵活性。然而，用多极还是两极体系来预测战争的分析方法，却解释不了1945年以后的现实。在冷战时期，世界是两极的，美国及其盟友和苏联及其盟友是两个主要角色，然而一直到苏联解体导致两极体系瓦解时的四十多年里，全面的大战并没有发生。一些人认为这是由于核武器的存在使得世界大战的前景太可怕了。因此，国际体系结构可以大致解释体系的稳定性，但是我们单靠体系层次的分析并不能充分解释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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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关冷战体系很稳定的观点是值得商榷的，因为冷战体系表现为危机稳定（crisis stability）。在一个危机不稳定（crisis-unstable）的情势中，如果两个或两个以上国家发现自己处于一个紧张的国际危机之中，那么它们面临极大的压力，从而首先进行攻击。我们以一个简单的比喻来加以说明。假定你和敌手站在一块空地上，而且都拿着枪。双方都不能肯定对方的动机。如果你认为应该首先开枪，那么你就会有强烈的动机去这么做。先开枪的一方更有可能生存下来。这样的情势非常可能会升级，从而导致暴力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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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再想象你和敌手被关在一间屋子里，屋子里被浇上汽油，每个人都有火柴。在这种情势中，双方都有强烈的动机去点燃火柴。假如你这么做的话，那么敌手无疑会被烧死或者严重烧伤，但是你自己也不能幸免于难。于是，双方都有强烈的动机以和平方式解决问题。这就属于一种危机稳定情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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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很大程度上说，危机稳定是由于技术的作用，或者更准确地说，是有关技术的主流信念之作用，它体现在军事理论之中。当主流军事技术被认为有利于进攻一方的时候，决策者会有首先发动进攻的压力。当主流军事技术被认为有利于防御一方的时候，决策者则没有首先发动进攻的压力。正如我们将在下一章中所看到的，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开始的时候，欧洲领导人相信发动进攻对自己极为有利，于是1914年的7月危机很快就升级了。（很不幸，他们的这种信念是错误的。正如此后持续4年的大屠杀所显示的，那些自我防御充分、配备有机关枪并得到大炮支持的步兵，可以把进攻的军队撕成碎片。）在冷战时期，有关军事技术的主流信念基本上是正确的：不管是美国还是苏联，都无法抵御核攻击，但是毫无疑问它们可以依赖发动毁灭性的报复行动之能力，来抵御对方的核攻击。这一情势被恰当地称为”相互确保摧毁”（MAD），它属于高度的危机稳定情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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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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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需要界定清楚的最后一个基本概念就是国家利益（national interest）。领导人和分析家都声称，“国家根据国家利益行事’这种说法一般来说是对的，但是我们首先要知道国家是如何界定自己的利益的。否则的话，它没有多大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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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实主义者声称，由于国际体系的制约，国家在界定自己的利益时没有什么选择余地。它们必须根据均势来界定自己的利益，否则自身的生存就成问题。正如理想市场中的一家公司，如果只考虑利他而不使自己的利润最大化，那么肯定是要破产的。因此，对现实主义者来说，国家在国际体系中的地位决定着它如何界定自己的利益，并且预示着该国对外政策的走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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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主义者和建构主义者则认为，国家利益不仅仅是由国家在国际体系中的地位所决定的，他们对国家偏好和国家利益是如何形成的提出了更多的解释。他们认为，国家利益的界定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该国国内社会的性质及其所具有的文化。比如说，如果一个国家的国内社会看重经济福利和贸易，并且认为对其他民主国家发动战争是不合法的，那么这个国家对国家利益的界定就不同于专制国家，尽管这两个国家在国际体系中的地位差不多。自由主义者声称，如果国际制度和沟通渠道使得国家间产生相互信任，那么上述论点是尤其正确的，这有助于国家摆脱囚徒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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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然非权力的动因可以影响国家界定自己的利益，那么我们就有必要判断一种特定情势是否接近霍布斯式的无政府状态。在一个霍布斯式的体系中，明天你可能被自己的邻居所杀害，有关民主或者贸易的偏好对对外政策的影响就是很有限的。毕竟生存是第一位的。但如果制度以及对和平的稳定期望减轻了霍布斯式的无政府状态，那么那些与国内社会和文化相关的其他因素就可能起到较大的作用。现实主义者的预言比较适用于中东，而自由主义者的预言则比较适用于欧洲。分清不同的场合，有助于我们衡量不同理论的预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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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需要记住，有关国家利益的界定几乎一直是有争议的。人们虽然会在抽象层面上一致认为权力和安全是重要的国家利益，但是对于促进国家利益的具体政策则经常存在着分歧。有的时候政策偏好是完全对立的、不可兼容的。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美国，曾经发生过一场大辩论，一些人认为维护美国安全的最好办法，就是避免卷入欧洲与东亚的权力政治之中，而另外一些人则认为维护美国的安全，有赖于积极地与他国一道遏制德国和日本这两个崛起的大国及其帝国野心。在另外一场具有历史意义的辩论中，一方认为道义与追求国家利益是互不相关、不可兼容的，另一方则认为一个国家的正义观是其国家利益的重要组成部分。不可置疑的一个事实是，试图采取某种对外政策的人，总是会给它披上一件国家利益的外衣。换句话说，国家利益的概念不仅仅是国家重大目标的简单表述，也是决策者与政策分析家论争的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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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续阅读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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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Barry Buzan，“From International System to International Society： Structural Realism and Regime Theory Meet the English School，”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Vol.47， No. 3（Summer 1993）， pp.327—3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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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Joseph S. Nye， Jr.， The Future of Power（New York： Public Affairs， 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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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层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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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系大于构成体系的部分之和。体系能够导致任何体系成员都意想不到的结果。让我们用经济学中的市场体系来打个比方。在一个理想的市场中，所有商务公司都努力使自己的利润最大化，但是市场体系所导致的竞争会把公司的利润减低到收支相抵的水平，从而让消费者受益。商人并无意让消费者受益，但是理想市场中的行为模式会导致这一结果。换句话来说，体系所造成的结果可能与体系行为体的愿望大相径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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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政治体系可能导致行为体始料未及的结果。例如，布尔什维克于1917年在俄国夺取了政权，他们把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前的整个国家间的外交制度视为资产阶级的极其荒唐的东西。他们试图摧毁国家体系，认为革命将把全世界的工人联合起来，并且废除边界。无产阶级的跨国联合将取代国家体系。事实上，托洛茨基（Leon Trotsky）在领导俄国外交部的时候，声称自己的目标就是向全世界人民发布革命的宣言，然后把世界”连为一体”。但是，布尔什维克后来发现自己本身就是国家体系的一部分，其行为受到该体系的制约。1922年，这个新兴的共产主义国家与德国签署了《拉巴洛条约》，两个被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外交世界所排挤的国家结成了同盟。约瑟夫·斯大林接着在1939年同自己最大的意识形态敌手阿道夫·希特勒缔结了一项条约，旨在把希特勒的注意力引向西方。尽管苏联在刚成立的时候发布了革命的宣言，托洛茨基也表述了革命的幻想，但苏联的行为很快就变得同国际体系中的其他行为体没有什么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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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体系中国家间的权力分布状况，有助于我们预测国家的某些行为。传统的地缘政治学（geopolitics）认为，地理位置和距离可以极大地影响国家的行为。因为邻居之间接触比较多，发生摩擦的机会也比较多，这就难怪在1816—1992年间，世界上大约有一半的军事冲突是发生在邻国之间。[8]如果一国感到自己受到邻国的威胁，那么它会根据”我的敌人的敌人就是我的朋友”这个古老的格言行事。我们经常可以在无政府体系中找到此种行为模式的例子。例如，早在基督诞生之前3个世纪，印度作家考提亚（Kautilya）就指出，印度次大陆的国家倾向于同远方的国家结盟以保护自己，从而导致跳棋盘似的同盟模式的产生。马基雅维利也提出，公元15世纪的意大利城邦国家有类似的行为。在20世纪60年代初，西非殖民地获得独立并建立国家，而且热衷于讨论非洲国家的团结这个话题。但是，这些新近独立的国家很快就开始建立考提亚所说的古代印度那种跳棋盘似的同盟体系。在意识形态上，加纳、几内亚和马里比较激进，而塞内加尔、象牙海岸和尼日利亚则相对比较保守，但是它们都通过结盟来对付自己的邻国。另外一个例子是越南战争后东亚所形成的格局。如果在地图上把苏联和越南涂成黑色，把中国和柬埔寨涂成红色，我们就可以清楚地看到一个跳棋盘似的格局。具有讽刺意味的是，美国卷入越战的依据是多米诺骨牌理论，即一个国家倒向共产主义会引起其他国家步其后尘。假如美国较有远见的话，它应该把东亚看作一个跳棋盘，而不是多米诺骨牌，这样美国可能就不会陷入越南。跳棋盘格局的基础是传统的地缘政治理论，即”我的敌人的敌人是我的朋友”，它有助于我们有效地预测国家在无政府情势中的某些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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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如何理解这样的模式与倾向呢？我们不能像物理学家或者化学家在实验室里控制实验条件那样，来左右世界政治。在事件发生之后，我们必须努力去理解它，而不能像做实验那样去控制它。这几乎总是意味着，我们得出结论的时候必须小心谨慎，因为我们根本就缺少一些发现与否定错误结论的有效手段。然而，我们常常就世界政治事件发生的原因做出判断，而且这样做都是有原因的。我们能够用上哪些技巧与窍门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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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系并不是解释国际政治的唯一视角。肯尼思·华尔兹在《人、国家与战争》一书中，把战争原因分为三个层次，即他所说的三个”意象”（image）：个人、国家和国际体系。常常被论及的跳棋盘模式，即”敌人的敌人是我的朋友”，可能是其中的任何一个（或者更多）层次上的动力所致。因此，为了确定世界政治事件发生的原因，我们需要判断哪一个分析层次最具解释力。我们既可以关注个人（比如领导人）的行为动机（个人层次分析），也可以观察国家内部所发生的事情（国家层次分析），还可以分析行为体之间的互动（体系层次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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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人层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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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人层次的解释是很有用的，因为决策是由个人做出的。大部分分析家相信，在”9·11”事件发生之后，不管是谁当美国总统，只要阿富汗塔利班政权不合作，美国都会进攻在阿富汗的”基地”组织训练营，并且推翻塔利班政权。假如是阿尔·戈尔（Al Gore），而不是乔治·W.布什，赢得2000年的总统大选，我们依然会看到持久自由行动（Operation Enduring Freedom），或者其他类似的行动。然而，很少有分析家认为，“戈尔总统”会在2003年进攻伊拉克。不管是国内政治因素，还是体系因素，都没有使伊拉克战争像阿富汗战争那样是不可避免的。伊拉克战争是一场被选择的战争，为了解释这场战争，我们有必要探讨布什总统及其高级顾问们选择打这场战争的特别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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毫无疑问，个人有时是很重要的。伯里克利在伯罗奔尼撒战争中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萨达姆·侯赛因是1991年海湾战争的一个关键因素。虽然个人有时是很重要的，但是并非独立于其他因素之外。在1962年古巴导弹危机中，肯尼迪和赫鲁晓夫面对着爆发核战争的可能性，并且手中掌握着最后决定权。然而，从个人层次无法解释为什么他们发现自己处于这种地位。这是情势结构中的某种东西使然。同样地，了解德国皇帝威廉二世或者希特勒的个性，对于理解第一次世界大战和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起源是很有必要的。但是，这样的解释并不够充分。正如我们将在下一章中所看到的，德皇在1890年解除奥托·冯·俾斯麦的首相职务是很重要的，但它并不意味着第一次世界大战主要是由威廉二世带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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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用个人层次分析法的一个方式，就是聚焦个人的特点（诸如他们的个性、生活经历之类的）。而另外一个方式，就是从人的共性（即人所共有的”人性”）去寻找解释问题的答案。例如，我们可以采用加尔文主义国际政治观，把战争的终极原因归结于我们内心的邪恶。这样就可以把战争解释为人性不完美的产物。但是，这种解释的预见力过大。它不能解释为什么有些邪恶的领导人走向战争，而另一些邪恶的领导人却并非如此。它也解释不了为什么有些善良的领导人走向战争，而另一些善良的领导人却并非如此。有关人性的通论有时会导致不可证伪的解释。一些现实主义者把冲突的终极原因归结于对权力的持续追求。比如，澳大利亚历史学家杰弗里·布莱尼（Geoffrey Blainy）声称：“我们可以很自信地提出一种有关战争目标的通论。战争的目标只是权力的各种表现而已。自大的民族主义、传播意识形态的意志、保护邻近国家的同胞、贪图更多领土或商业利益、为失败或者屈辱后果采取报复行为、渴望国家更加强盛或者独立、希望影响同盟关系或者缔结同盟关系等等，都是权力的不同包装。竞争国家之间的目标冲突，总是权力冲突。”[9]假如把每一个目标都视为对权力的追求，那么”权力争夺导致战争”的说法，就属于不可证伪的同义反复。什么都能解释，也就等于什么都解释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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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关心理倾向性的解释更有价值。许多国际政治学者认为，心理因素并不重要，这是因为国家领导人都是（或者可以被假定为）“理性”行为体。假如他们是理性的，那么我们为了理解或者预测他们所做出的选择，只需要搞清楚每一种选择的成本与收益。根据这一观点，任何一个理性行为体在面对囚徒困境那样的情势时，都会选择背叛而非合作。然而，尽管有些人的确根据精确的成本一收益分析而做出决定，但由于缺乏信息，在很多情况下是根本不能做到这一点的。无论如何，我们知道，即便有此可能性，许多人实际上并没有或不能以这种方式做决定。利用心理因素解释那些明显与”理性”行为不相符的现象就很有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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