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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式与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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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为了对某个事物进行系统的分析，需要采取一种方法来组合我们所使用的工具与技巧。告诉我们如何使用工具的概念工具包（conceptual toolkit）或者”手册”（handbook），通常被称为一种”范式”（paradigm）。正如哥伦比亚大学社会学家罗伯特·默顿（Robert Murton）所说的，范式是指”一个分析学派所采用的基本假定、概念以及命题之系统陈述”。在默顿看来，范式具有”标志功能”（notational function），它可以让概念有序排列，明确阐明假设以及概念之间的逻辑联系，它们促使那些帮助我们观察世界事务的有用理论不断增多，帮助我们发现新的问题，以及推动严谨的分析、超越单纯的描述。[15]范式可以被看作是我们构建越来越高深的（以及越来越专业的）知识结构之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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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构本身就是理论。理论是有关世界如何运行的假定性陈述。我们从范式中得到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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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利用假设（hypotheses）来证明理论。假设是关于我们在理论正确的前提之下可以从世界中观察到什么的一种陈述。如果我们的期望破灭了，那么我们就要放弃自己的假设，重新构建（或者抛弃）理论。如果我们的期望得以实现，我们就认为理论得到证实，继续对它加以发展和完善，或者构建与此兼容的其他理论，逐渐构建起一整套让我们信服的、关于世界的命题。我们经常会放弃一种解释力不强的范式，转而喜欢另一种范式。牛顿范式主导物理学长达几乎300年之久，它很好地帮助我们解释了物理世界在大多数条件下是如何运行的，它在今天仍然具有很多实际用处。但是，牛顿物理学不能帮助我们解释，在极短时间和距离内，或者在其速度接近光速的条件下，物体是如何运动的。后来出现的范式，即爱因斯坦的相对论，则具有更好的解释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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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世界政治研究中，有四种最主要的范式，即现实主义、自由主义、马克思主义以及建构主义。每一种范式都有明确和肯定的假定，它们被称为”公理”（公理总是需要的，因为人们不可能质疑所有的事情，因为一个人实际上不可能解释所有的事情）。每一种范式都使用特定的一套概念，尽管这四种范式经常使用相同的概念。每一种范式导致特定的理论。表2.1简要比较了这四种范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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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1 范式的基本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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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解全球冲突与合作：理论与历史（第九版） [:17029235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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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实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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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今人们比较熟悉现实主义范式的基本内容。然而，值得指出的是，尽管表2.1所表述的现实主义显得很简单，但实际上现实主义是一顶巨大的帐篷。各个分支的现实主义者都认为，国家是国际体系中最重要的行为体，无政府状态对国家行为具有极大的影响，所有的政治归根结底都是权力政治。但是，古典现实主义与新现实主义（有时也称”结构现实主义”）有很大的不同。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像马基雅弗利和摩根索那样的古典现实主义者，既重视观念因素，也重视物质权力。在他们看来，对外政策既可能源于国内原因，也可能源于体系压力。他们甚至提到道义方面的考虑会起到塑造外交政策的重要作用，尽管他们倾向于认为道义的此种作用不够强大，也不太实际。古典现实主义者更倾向于采用人文主义路径，而非科学路径，去研究世界政治。在古典现实主义者当中，很多人是历史学家或者哲学家。与此相反，新现实主义者试图模仿自然科学，而且更关心构建纯体系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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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实主义内部还有其他差别。“防御性现实主义”倾向于强调安全为国家最重要的目标，而”进攻性现实主义”则关注权力。它们属于剑桥大学政治学家詹姆斯·梅奥尔（James Mayall）所说的”硬现实主义者”（hardrealists）的两个变种，不同于那些强调维持国家间秩序的”软现实主义者”（softrealists）。很多所谓的国际关系英国学派（English School）的学者，比如赫德利·布尔，大体上属于”软现实主义者”的范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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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现实主义有点像芭斯罗缤冰激凌（Baskin-Robbins）：共有31种风味，但都属于冰激凌。各种类型的现实主义者都持一种观点，即世界政治中存在着一个不变的逻辑，其最好的表述就是帕麦斯顿勋爵（Lord Palmerston）于1848年在英国国会下议院所说的：国家没有永恒的朋友，也没有永恒的敌人，只有永恒的利益。然而，当前在现实主义内部还有很大的争论空间，也有不少颇具活力的研究纲领，这些研究纲领试图帮助我们回答如下问题：国家到底是平衡权力，还是平衡威胁？国家何时采取均势行为，何时采取搭便车行为？美国未来还能够保持在世界上的领导地位吗？随着中国、印度等国家的崛起，世界政治将会如何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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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解全球冲突与合作：理论与历史（第九版） [:17029235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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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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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在前面没有像探讨现实主义那样，花很多篇幅来论述自由主义。因此，我们准备在这里比较详细地介绍自由主义。这或许很有意义，因为自由主义最近正在得到复兴。两次世界大战和两次世界大战之间集体安全制度的失败，使得自由主义理论名誉扫地。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大多数美国的国际政治著述都带着浓重的现实主义色彩。然而，随着跨国经济相互依赖的发展，人们在20世纪60年代末和70年代重新开始对自由主义理论表示出极大的兴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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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主义思想有三个分支：经济自由主义、社会自由主义和政治自由主义。政治自由主义又分为两种，一种关注制度，一种关注民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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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自由主义者特别关注贸易。他们认为，贸易之所以重要，不是因为它可以防止国家介入战争，而是由于它会使国家以特定方式界定自己的利益，从而使它们认为没有必要进行战争。贸易为国家提供了一条通过发展经济而非军事征服来改变自身国际地位的途径。理査德·罗斯克兰斯提到了日本的例子。[16]在20世纪30年代，日本认为获得市场的唯一办法就是建立”大东亚共荣圈”，并因此试图征服其邻国，迫使它们同日本进行特惠贸易。芝加哥经济学家尤金·斯特利（Eugene Staley）早在1939年就指出，日本的部分行为可以用经济保护主义来加以解释。斯特利认为，当经济围墙沿着政治边界构筑起来之后，占有领土与经济机会是相统一的。避免战争的一个较好的方法是，在一个开放的、没有军事征服的贸易体系中寻求经济发展。日本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通过贸易成功地改变了自己在世界上的地位。按购买力平价计算，日本现在是世界第三大经济体，仅次于美国和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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柏林墙倒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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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实主义回答说，日本之所以能够取得令人惊奇的经济增长，是因为有别的国家向它提供了安全保障。日本尤其依赖美国的安全保障，以抵制邻近的两个核大国——苏联和中国的安全威胁。一些现实主义者预言，在苏联解体之后，美国将不再介入东亚的安全事务，并且会增加针对日本的贸易壁垒。日本将会重新军事化，美国和日本之间最终会发生冲突。但是，自由主义者反驳说，当今日本的国内社会同20世纪30年代大不一样，它已经属于世界上军国主义色彩最弱的国家之一。其部分原因在于，在今天的日本，最吸引人的职业是商人，而不是军人。他们认为，现实主义者未能对国内政治给予足够的关注，而且没有注意到日本已经由于经济机会而发生变革的事实。贸易可能并不能防止战争，但是它会改变动机，从而可能导致一个战争倾向较小的社会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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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主义的第二个分支是社会自由主义。它认为，人与人之间的交流会增进相互了解，从而减少冲突。这种跨国交流在学生、商人和游客等多种层面上进行，使得相互间不那么陌生和敌对，从而减少发生冲突的可能性。这种观点得到了一些事实的证实，也遭到了其他一些事实的否定。在1914年的时候，银行家、贵族和工会领袖的国际接触的确很频繁，但是这并没能阻止他们穿上戎装并相互杀戮。很显然，有关社会接触促进理解和防止战争的观点是过于简单化了。然而，这种观点对我们理解问题还是有一定帮助的。今天的欧洲同1914年的欧洲是大不一样的，跨国交往十分频繁，教科书的编者们努力公正地看待其他国家的人民。同1914年相比，如今一个国家对其他国家的形象认识发生了很大变化。大众舆论调查表明，欧洲认同观念正与国家认同观念共存。欧盟的伊拉斯谟项目（the Erasmus Program）鼓励学生在其他欧洲国家大学里学习。跨国社会的存在，影响着民主国家的人民对本国对外政策的看法。我们在这里有必要提到法国对1990年德国统一的反应。虽然对外政策专家们对此有些焦虑不安和不知所措，但是民意测验却表明，大多数法国人欢迎德国统一。这与法国人对1871年德意志国家第一次统一的态度形成了巨大反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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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主义第三个分支的第一种表现形式强调制度的作用，它因此经常被冠以”新自由主义”。为什么说国际制度起作用呢？在普林斯顿大学政治学家罗伯特·基欧汉看来，国际制度通过提供信息和框架而塑造了期望（expectations）。国际制度使民众相信，不会再发生冲突。它们拉长了未来的阴影（shadow of future），从而缓解了安全困境。制度减轻了无政府状态的负面影响（不确定以及不能形成相互信任）。霍布斯把国际政治视为战争状态。他又很谨慎地指出，战争状态并不等于无休止的交战，而是指战争的倾向（propensity），正如阴天有可能下雨一样。从这个意义上说，和平状态指的是和平的倾向，当无政府状态因国际制度而有所减轻和相对稳定之后，民众会产生对和平的期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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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度从四个方面稳定人们的期望。首先，它们促使人们产生一种连续观念（a sense of continuity），比如大多数西欧人都期望欧盟永远存在下去。欧盟今后很可能继续存在下去。冷战以后，许多东欧国家政府同意和准备好加入欧盟，这影响了这些国家在2004年最终加入欧盟之前的行为。其次，制度创造了礼尚往来的机会。如果今天法国人得到了较多的好处，那么明天意大利人可能得到更多的好处。也就是说，没有必要过于计较每一次的交易，因为经过一段时间后，大家的收益可能是均等的。第三，制度促进了信息的流动。大家在做些什么呢？意大利人是否会遵守欧盟通过的决定？贸易往来是否大致均衡？欧盟的制度可以提供这些相关的信息。最后，制度可以提供解决冲突的方法。欧盟国家可以在部长理事会（the Council of Ministers）和欧洲委员会（the European Commission）的框架内进行讨价还价，此外，还有一个欧洲法院。这样一来，制度创造了一种气氛，促使人们期望稳定与和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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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典自由主义者也期待看到，在制度和稳定期望已经形成的区域，出现和平群岛（islands of peace）。政治学家卡尔·多伊奇（Karl Deutsch）把这样的区域称为”多元安全共同体”，在那里，国家间的战争是不可能发生的，人们对和平的稳定的期望已经形成。制度有助于增强这样的期望。例如，斯堪的纳维亚国家曾经相互残杀，美国也同英国和墨西哥打过仗。但在今天，这样的行为是难以产生的。发达的工业国家似乎具有和平的倾向，欧盟、北美自由贸易协定（NAFTA）以及美洲国家组织等国际制度创造了一种人们期望和平的文化，并且为谈判提供了论坛。对稳定的期望可以成为摆脱囚徒困境的一种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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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些现实主义者预言，即使存在着欧盟这样的自由主义制度，欧洲今后也将重新陷入安全困境。人们曾经对1992年欧洲一体化抱有很高的期望，但紧接着欧洲就进入了一个强烈抵制一体化进一步深入的时期，这特别体现在有关欧洲单一货币欧元的斗争上，欧元在2002年开始流通。像英国这样的国家就担心，给欧盟更多的权力可能有损各成员国的独立与繁荣。在2003年和2004年，有关制定一个新的欧洲宪法的过程就显得十分艰难。在2005年，法国和荷兰的民众投票反对批准欧洲宪法。与此同时，英国和其他一些国家也担心，如果它们选择彻底退出欧盟的话，那么这将使德国、法国或者意大利等选择留在欧盟内的国家在竞争中处于有利的地位。尽管欧洲一体化的深入发展遇到这样的障碍，但是原来属于共产主义阵营的中欧国家希望加入欧盟。尽管欧盟还远没有变成一个超国家，但欧盟的制度已经改变了欧洲国家之间的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