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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典自由主义者也期待看到，在制度和稳定期望已经形成的区域，出现和平群岛（islands of peace）。政治学家卡尔·多伊奇（Karl Deutsch）把这样的区域称为”多元安全共同体”，在那里，国家间的战争是不可能发生的，人们对和平的稳定的期望已经形成。制度有助于增强这样的期望。例如，斯堪的纳维亚国家曾经相互残杀，美国也同英国和墨西哥打过仗。但在今天，这样的行为是难以产生的。发达的工业国家似乎具有和平的倾向，欧盟、北美自由贸易协定（NAFTA）以及美洲国家组织等国际制度创造了一种人们期望和平的文化，并且为谈判提供了论坛。对稳定的期望可以成为摆脱囚徒困境的一种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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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些现实主义者预言，即使存在着欧盟这样的自由主义制度，欧洲今后也将重新陷入安全困境。人们曾经对1992年欧洲一体化抱有很高的期望，但紧接着欧洲就进入了一个强烈抵制一体化进一步深入的时期，这特别体现在有关欧洲单一货币欧元的斗争上，欧元在2002年开始流通。像英国这样的国家就担心，给欧盟更多的权力可能有损各成员国的独立与繁荣。在2003年和2004年，有关制定一个新的欧洲宪法的过程就显得十分艰难。在2005年，法国和荷兰的民众投票反对批准欧洲宪法。与此同时，英国和其他一些国家也担心，如果它们选择彻底退出欧盟的话，那么这将使德国、法国或者意大利等选择留在欧盟内的国家在竞争中处于有利的地位。尽管欧洲一体化的深入发展遇到这样的障碍，但是原来属于共产主义阵营的中欧国家希望加入欧盟。尽管欧盟还远没有变成一个超国家，但欧盟的制度已经改变了欧洲国家之间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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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主义者也声称，现实主义者不够重视民主价值观念。今天的德国与1870年、1914年或1939年的德国不可同日而语。德国作为一个民主国家已经存在了半个世纪，其政党和政府都发生了和平变革。民意调查表明，德国人不愿意看到自己的国家在国际舞台上扮演一个扩张者的角色。因此，自由主义者质疑现实主义者的预言，认为这种预言没有考虑到民主观念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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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内民主制度和国家的战争倾向有关系吗？现有的证据表明，答案是肯定，但也留有余地，因为两者之间的关系还没有达到十分清楚的地步。普鲁士哲学家伊曼纽尔·康德（Immanuel Kant，1724—1804）是最早提出民主国家不如专制国家好战的人之一。专制统治者可以轻易地使自己的国家卷入战争，正如弗雷德里克大帝在1740年因为想得到西里西亚而发动战争，或者萨达姆·侯赛因在1990年入侵科威特。但是，康德和其他古典自由主义者指出，在民主国家里，人民会投票反对战争。不仅如此，为战争承受最大负担的是人民，而不是统治者。康德坚信，人民比统治者更不愿意要战争。然而，一个国家是民主国家这一事实，并不意味着其人民总是会投票反对战争。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民主国家有可能和其他国家一样经常介入战争，民主制度下的选民经常投票支持战争。在古代希腊，伯里克利鼓动雅典人民介入战争。在1898年，美国选民把不情愿介入战争的麦金莱（McKinley）总统拖入美西战争之中。在2003年，美国的民意调查和国会表决都支持布什总统发动对伊拉克的战争，尽管后来公众舆论因为冲突迟迟无法结束而发生逆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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哥伦比亚大学政治学家迈克尔·多伊尔（Michael Doyle）提到了一个可以追溯到康德和古典自由主义思想的、有限制条件的命题，即自由民主国家不会和其他的自由民主国家打仗。两个自由民主国家不会交战这个事实，属于一种相互关联的现象，但是有些相互关联的现象可能是不真实的。火灾和救火车的出现显然是相互关联的，但是我们不能认为救火车引起了火灾。造成不真实的因果关系的一个原因可能在于，民主国家一般是富裕国家，富裕国家倾向于从事贸易，而根据贸易自由主义理论，这样的国家不太可能相互交战。然而，这与事实也不相吻合，因为富裕国家经常发生战争，比如两次世界大战。自由主义者提出，这个相互关联现象的深层原因是合法性问题。也许民主国家的人民认为，同其他民主国家交战是不对的，因为通过杀戮来解决争端是错误的行为，其他国家的人民享有是否同意的权利（right of consent）。不仅如此，只有当公众可以对战争的合法性进行广泛辩论的时候，宪法中有关战争的制衡原则才可以发挥较大的作用。如果没有一个像希特勒或者萨达姆·侯赛因那样的专制恶魔，那么民主国家的民众就不太容易被动员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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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还需要对”民主和平”理论加以进一步的研究与考察，但是我们要找到自由民主国家之间相互交战的例子确实很困难。不管其原因是自由民主国家共享并尊重一套共同的和平解决争端的原则，还是这些国家相互认同，或者是由于其他什么原因（或许不同的个案有不同的解释），民主和平论表明，假如世界上民主国家的数量增多，发生战争的可能性或许会减少，至少民主国家间发生战争的可能性或许会减少。过去大约20年的事态发展是令人鼓舞的。据自由之家统计，“自由国家”（即真正的自由民主国家）的数量，已经从冷战刚结束时候的65个，增加到现在的87个。也就是说，自由国家的数量在世界所有国家中的比重，从40%增加到45%。[17]但是，我们需要采取谨慎态度。民主和平论不能很好地解释那些处于民主化初级阶段以及尚未完成民主化过程的国家行为。一些新兴的民主国家，还缺乏新闻自由、对行政机关的制衡以及定期选举等自由民主程序，它们可能只是公民投票式的民主国家。冷战后处于战乱中的克罗地亚、塞尔维亚和波斯尼亚的政府都是通过选举产生的，但是这些国家还远不是民主国家。厄瓜多尔和秘鲁也是这样，两国在1995年发生过边界冲突。民主国家的属性是很重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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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虑到民主和平论的这些局限性，我们在依据该理论提出对外政策建议的时候就需要很谨慎。选举并不能确保和平。克林顿总统和小布什总统有关在全世界推进民主的主张，可能从长远来说有助于增进和平与安全，但是在向民主过渡的早期阶段却存在着战争危险增加的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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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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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个国际关系的主要范式就是马克思主义。正如本书前面所提到过的，马克思主义有关世界的预言十分明确，这便于我们对它加以评估。马克思主义者很明确地但不准确地预言，帝国主义、大规模战争、社会主义革命以及共产主义的兴起，会导致资本主义的灭亡。我们实际上所看到的却是资本主义性质的变化、帝国主义的终结、国家间大规模战争的衰退、社会主义革命爆发频率的降低（一些国家甚至发生了从社会主义国家到自由资本主义国家的转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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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主义看上去受到自身三个主要弱点的困扰。第一，它试图把政治还原成经济。人们虽然关心经济，但是也关心很多其他的事情。人们主要的效忠对象不太可能是经济阶级。第二，它错误地认为，国家只是特定阶级的工具。虽然富裕的资本家经常对本国的对外政策施加极大的影响，但是他们自我狭隘的利益难以成为对外政策的动力，这种动力即便存在，也不能持久。这方面最好的例子，可能就是在冷战时期，美国某些跨国公司能够说服华盛顿决策者，极力推翻那些宣布将当地的美国公司国有化的拉丁美洲国家政府。美国政府试图推翻古巴的卡斯特罗政权但没有获得成功，但是分别在1954年和1973年成功地推翻了危地马拉以及智利的社会主义政权，美国公司的利益都影响了美国政府的上述行为。第三，马克思主义过于死板地理解历史进步性。马克思及其追随者长篇大论地阐述，资本主义必然灭亡，共产主义必然胜利。但是，他们低估了偶然性以及人类选择的重要性。不管怎么说，在人的一生中，除了死亡和纳税，没有什么事情是必然发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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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如此，正如我们在第一章中所提到的，马克思主义还是贡献了某些有价值的东西，它通过依附理论，帮助我们理解发达国家与不发达国家之间的关系模式，以及不断加大的全球不平等。马克思所说的资本主义可能导致财富集中的观点并没有错，他也十分正确地引导我们注意经济上严重不平等现象的危险性，经济上严重不平等现象是今日世界国家之间冲突的最主要原因之一。正如没有人能够做到事事正确一样，聪明的人也不可能事事都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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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构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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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构主义是世界政治研究中相对较新的范式，它从社会学领域获取很多养分。和以前的范式相比，建构主义对”结构”的理解”更有厚度”（thicker）。在建构主义者看来，结构不只是指单位的数量与布局，还包括”主体间意义”（intersubjective meanings），即共有话语、观念、习惯、规范、规则以及适当性逻辑，这帮助构建了单位的身份，并使得单位之间以相互理解的方式进行互动。从这个意义上说，社会结构塑造了认同与利益。一个在阿富汗农村长大的人，跟一个在洛杉矶长大的人相比，一定会有很大的不同，二者追求的目标各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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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此同时，人们在社会背景中进行互动的时候，也会改变社会背景本身，即便这种改变是很小的。因此，社会结构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发生变化。行为体—结构（agent-structure）的概念有点像系列电子游戏《辐射》（Fallout）[*]中的声誉（karma）评分系统：玩家角色的声誉值随行善而提升，随作恶而下降，它影响角色与玩家之间的关系，并且影响游戏的结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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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构主义的洞察力主要体现在如下三点：（1）“行为体”和结构互动方式是循环往复和相互影响的；（2）行为体的认同与利益不是给定的，而是社会互动的产物；（3）随着时间的推移，主体间意义会由于社会互动而发生变化，从而导致规则、规范、合法期望发生变化，甚至最终导致国际体系本身的性质发生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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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现实主义、自由主义以及马克思主义相比，建构主义相对来说属于一种新的范式，因此在建构主义者之间存在着根本性分歧。以俄亥俄州立大学政治学家亚历山大·温特（Alexander Wendt）为代表的一部分建构主义者认为，建构主义纯粹属于形式上的（formal）、而非实质上的（substantial）国际政治研究路径。因此，它与现实主义、自由主义以及马克思主义没有直接的可比性。建构主义与那些范式不同，它没有明确提出有关人性的假定，因而未能表达有关行为体应该如何行动的基本主张或期望。从这个意义上说，建构主义有点像博弈论（game theory），后者纯粹属于一种形式上的、表述互动关系的数学技巧。相反，另外一部分建构主义者则认为，建构主义有点像”天性还是习性”（nature vs. nurture）[**]辩论中的”习性”。现实主义、自由主义以及马克思主义都比较靠近”光谱”中的”天性”一端（其中新现实主义离得最近），建构主义由于也处于同一个”光谱”之中，因此本质上与其他三个范式具有可比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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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两种建构主义观点之间的分歧，对于那些主要兴趣在于调和国际关系理论中的不同观点的人来说很重要。但是，对于那些主要兴趣在于解释世界事务为什么发生以及（如果可能的话）预测世界事务未来发展的人来说，这样的分歧有一个实际效果，即它揭示一个道理：做什么事情都很难。我们不能简单地假定人们会以这样或那样的方式行为。我们需要知道他们是谁，他们要什么，以及他们是如何看世界的，这样才可以理解他们的所作所为，为此我们必须理解他们所处的社会与文化背景。我们必须”重构世界”，以便解释世界，这就需要获得大量信息，也因此需要花费很多时间与精力。但是，一些愿意付出努力的建构主义者们，已经成功地解释了用那些现实主义、自由主义以及马克思主义视角难以解释的事情，其中包括：日本反军国主义力量的兴起；有关反对奴隶制、修改领土边界以及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强大国际规范之流行；世界人权规制的迅速演变；女性主义与环境主义的兴起；多元安全共同体的形成等等。[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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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实主义由于提出了很多强有力的假定，所以比建构主义更容易进行预测。现实主义者的预测并非总是正确的，事实上与很多著名的现实主义者预言相反，冷战的结束并没有损害西方世界的团结。但是，现实主义者给我们提供了预测未来的现成工具。建构主义的一个核心论点是，国际政治具有”路径依赖”性，明天将会发生什么事情，并非主要由诸如均势这样的永恒机制所决定，而更多的是取决于领导人今天必须借以做出抉择的历史背景。根据这一观点，预测的前提是能够梳理出未来貌似合理的路径，并且判断出可行性最大的路径。这样的任务不仅很难完成，而且也意味着，我们想得越远，对预测未来的信心就越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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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构主义解释并非总是与现实主义、自由主义以及马克思主义解释不相一致。比如，自由主义有关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日本反军国主义力量的叙事，即强调经济机会的吸引力，就与建构主义者的叙事相吻合，后者强调日本人民反思过去军国主义领导人所造成的屈辱、背叛以及痛苦。我们并不需要在二者之中选择其一，但两种叙事都可以有自己的合理之处。不仅如此，在某些情况下，我们可能有必要把其他范式的解释”纳入”建构主义解释之中。比方说，我们有理由相信，在解释那些主要外交实践者们都信奉现实主义的历史时期的时候，现实主义最有说服力。在亨利·基辛格当国务卿的时候，美国对外政策的现实主义色彩最浓。而在解释那些由坚定的自由主义者（比如伍德罗·威尔逊）充当主要角色的历史时期的时候，自由主义则最有解释力。从建构主义视角来看，这种行为体与结构之间强烈互动的现象一点都不奇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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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续阅读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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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Annette Freyberg-Inan，Ewan Harrison，and Patrick James，eds.， Rethinking Realism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Between Tradition and Innovation （Baltimore，MD：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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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Andrew Moravcsik， “Taking Preferences Seriously： A Liberal Theory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Vol.51， No.4（Autumn 1997）， pp.513—5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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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Immanuel Wallerstein， World-System Analysis ：An Introduction （Durham， NC：Duke University Press， 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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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Stefano Guzzini and Anna Leander， eds.， Constructivism 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Alexander Wendt and His Critics （London：Routledge， 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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