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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写得最好的可能当属 Fritz Redlick：Hitler：Diagnosis of a Destructive Prophet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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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V. I. Lenin， Imperialism：The Highest Stage of Capitalism （New York： International Publishers， 1977）， p.1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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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Richard Cobden， quoted in Kenneth N. Waltz， Man， the State， and War： A Theoretical Analysis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59）， p.1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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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Barry M. Blechman， The Politics of National Security： Congress and U. S. Defense Policy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0）， pp.36 —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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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Robert K. Merton， Social Theory and Social Structure ，rev. and enl. ed. （New York： Free Press，1965），pp. 12—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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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Richard Rosecrance， The Rise of the Trading State ：Commerce and Conquest in the Modern World（New York： Basic， 1986）， p. i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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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Freedom in the World 2011 ： The Authoritarian Challenge to Democracy （Freedom House， January 2011）， p.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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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Peter J. Katzenstein， Rethinking Japanese Security： Internal and External Dimensions（New York：Routledge， 2008）； Margaret E. Keck and Kathryn Sikkink， Activists Beyond Borders：Advocacy Networks in International Politics （Ithaca， NY：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2003）； Matthew J. Hoffmann， Ozone Depletion and Climate Change： Constructing a Global Response（Albany：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 2005）；Emanuel Adler and Michael Barnett， Security Communities（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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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Václav Havel， “Address to U.S.Congrcss，” Congressional Record， February 21， 1990， pp.S1313一13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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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又译《异沉余生》。——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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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又译”先天遗传还是后天培养”。——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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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解全球冲突与合作：理论与历史（第九版） [:17029235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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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解全球冲突与合作：理论与历史（第九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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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惨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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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解全球冲突与合作：理论与历史（第九版） 第三章 从威斯特伐利亚和会到第一次世界大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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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人类历史中，主要政治单位因时间和地点的不同而异。在孤立的、乡野的采猎社会中，像部落或者扩大的家庭单位那样的小规模群体占据主导地位。随着城市化以及更加专业的社会与经济角色的产生，诸如城市化国家以及小王国那样的大规模单位开始出现了。在技术、组织以及军事方面取得进步的社会，有时获得了对广大地区的统治权。历史上幅员最辽阔、辖区连成一片的政治单位就是蒙古帝国，它在1279年鼎盛时期，统治的范围从日本海到波罗的海、从南中国海到波斯湾。1922年的大英帝国，统治了地球表面四分之一的地方以及将近四分之一的人口。多个政治单位于同一个历史时期在不同地区占据主导地位，这是一种很典型的情形。当忽必烈统治着领土范围确定的蒙古帝国时，欧洲存在着诸多封建王国、主教管区、公国以及较小的封地，而北美则主要是游牧或半游牧部落的家园。只是在20世纪，一种单一的政治组织形式，即主权国家，开始在全球占据主导地位。今天，南极洲（1961年国际条约禁止国家对该地区提出领土要求）以外的地球上每一块陆地，都处于主权国家或者具有主权国家相同功能的实体的管辖之下。这种状况到底是怎样形成的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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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在人类历史中地球上的很多政治单位都管辖有一定领土、行使内部统治权，并且不从属于一个外部权威，但是我们所熟悉的现代主权国家，它们作为国际社会中拥有特定权利与义务的单位，是欧洲的产物。实际上，我们甚至可以说，主权国家是欧洲最成功的外销产品。在欧洲抛弃封建主义，进入威斯特伐利亚体系的数百年之后，欧洲强国采取海外冒险行为，直接或间接地统治了全世界。换句话说，那些在欧洲尊重当地邻邦独立地位的国家，却无视其他地区的独立地位。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后，欧洲帝国逐渐瓦解了。全世界的民族主义团体以战争或者谈判方式获得正式的独立地位。那些独立运动的领导人在急于摆脱殖民主义枷锁的同时，也热切希望采用威斯特伐利亚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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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威斯特伐利亚和约》实际上是一系列条约，其中最重要的是1648年签署的《奥斯纳布鲁克条约》和《闵斯特条约》，它们标志着三十年战争的结束。[1]尽管没有确切的死亡人数统计，但三十年战争是欧洲历史上死亡人数最多的战争之一。大部分战祸发生在现代德国的领土之内，当时属于神圣罗马帝国（伏尔泰曾经讽刺说，神圣罗马帝国”既不神圣，也非罗马的，还不是一个帝国”）。虽然三十年战争涉及的国家与问题很多，但是其最重要的内容是宗教冲突。《威斯特伐利亚和约》有效地维护了”统治者的宗教乃人民的宗教”这一原则，从而使得各国统治者拥有决定本国宗教信仰的权利。该条约并没有像当今国际社会那样全力支持国家主权原则，因为其中包含了有关干涉权利的条款。但是，正如英属哥伦比亚大学政治学家卡列维·霍尔斯蒂（Kalevi Holsti）所指出的：“这些文件通过奠定欧洲领土专属权原则的法律基础、结束国家之间的不平等关系、剥夺帝国皇帝和教皇的权威并把它移交给国家，授权建立一个无政府的、王朝国家体系，并且增强体系成员的内部团结。”[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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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哲学家们后来以政治共同体拥有根据自己有关美好社会的愿景来管理自身事务的权利，为国家主权原则的正当性进行辩护。但事实上，这个原则之所以具有吸引力，主要是因为它让统治者拥有权力与财富。哥伦比亚大学社会学家査尔斯·蒂利（Charles Tilly）把国家比作一个收取保护费的黑社会组织，其统治者以国家安全的名义，向无能为力的公民收取租金（即剩余基金）。[3]这也是一些第三世界领导人在非殖民化之后热衷于强调主权国家地位的部分原因，他们中的某些人曾经设法中饱私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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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威斯特伐利亚和约》并没有让欧洲避免战祸，但它的确降低了战争的残酷性与频繁性。欧洲大国继续为争夺优势权而斗争。荷兰曾经在17世纪的短暂时期，主要通过荷兰东印度公司的努力，充当着商业霸主，是最早在海外建立持续长久的帝国的欧洲国家之一（还有葡萄牙）。路易十四（1638—1715）统治下的法国在欧洲获得了优势地位，成功地建立起一个中央集权的、现代官僚制国家，并且把北美大片地区变成自己的殖民地。英国同荷兰、法国争夺海上优势地位（它虽然有强大的经济与海军实力，并且成功地获取海外殖民地，但是从未成为欧洲的主要陆上强国），通过在魁北克的阿拉巴马平原打败法国军队（1759年），在特拉法加海战中战胜法国与西班牙的联合舰队（1805年），以及在滑铁卢战役（1815年）中协助挫败拿破仑，逐渐在18世纪和19世纪确立了自己的优势地位。虽然英国因为美国革命战争而深受困扰并丧失了殖民地，但是它凭借较早开始的工业化、海上控制权、对资本市场的主导权以及英镑作为世界储备货币的地位，在19世纪成为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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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三十年战争以后到拿破仑战争以前，欧洲的大多数战争都是短暂的、快速的、局部的。战争的原因主要包括王朝问题、领土争端，以及在某些个案中战争只是为了防止有的国家变得太强大。欧洲国家在这个历史时期，并没有为了改变基本的游戏规则而发生战争。换句话说，那时的欧洲国际体系是非常稳定的。欧洲领导人并不怀有革命目标。比如，在18世纪，基本的游戏规则是：维护君主制国家的合法性（君权神授）以及维持这些国家之间的均势（1713年的《乌特勒支条约》明确提到均势的重要性）。让我们看看普鲁士弗雷德里克大帝（Frederick the Great of Prussia，1740—1786）对待其邻居奥地利的玛利亚·特里萨（Maria Theresa，1717—1780）的方式。1740年，弗雷德里克下决心夺取属于玛利亚·特里萨的西里西亚省。弗雷德里克并没有宏大的革命目标，只是想兼并领土。他并不想鼓动西里西亚的人民发动矛头对准玛利亚·特里萨的革命，从而推翻操德语的维也纳贵族统治政权。毕竟弗雷德里克自己也是操德语的贵族，他统治着柏林。他兼并西里西亚的动机就是因为自己想得到这块地方，同时他也小心不做其他有损奥地利或君主制正统性原则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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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我们把它同半个世纪后的法国革命（1789－1799）加以比较。当时法国的主流观点是，所有君主都应当被送上绞刑架或断头台，而把权力交给人民。拿破仑把这种人民主权的观念传遍欧洲，拿破仑战争对当时的游戏规则和均势局面都构成了极大的挑战。18世纪中叶那种温和的过程和稳定的均势，到18世纪末已转变成革命的过程和不稳定的均势。我们把法国革命这样的变革视为结构理论视野之外的因素，因为该理论无法对它加以解释。这个例子说明，建构主义者的思想可以补充现实主义结构理论。建构主义很适合用来解释像人民主权（其对立面是君主主权）规范的兴起这样的某些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