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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Hedley Bull， The Anarchical Society： A Study of Order in World Politics （London： Macmillan， 19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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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Paul R. Hensel， “Territory： Theory and Evidence on Geography and Conflict，” in John A. Vazquez，ed.，What Do We Know About War？ （New York： Rowman& Littlefield，2000），p.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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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Geoffrey Blainey， The Causes of War（New York： Free Press， 1973）， p. 1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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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Alexander L. George and Juliette L. George， Woodrow Wilson and Colonel House（New York： John Day Co.，19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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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写得最好的可能当属 Fritz Redlick：Hitler：Diagnosis of a Destructive Prophet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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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V. I. Lenin， Imperialism：The Highest Stage of Capitalism （New York： International Publishers， 1977）， p.1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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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Richard Cobden， quoted in Kenneth N. Waltz， Man， the State， and War： A Theoretical Analysis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59）， p.1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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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Barry M. Blechman， The Politics of National Security： Congress and U. S. Defense Policy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0）， pp.36 —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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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Robert K. Merton， Social Theory and Social Structure ，rev. and enl. ed. （New York： Free Press，1965），pp. 12—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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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Richard Rosecrance， The Rise of the Trading State ：Commerce and Conquest in the Modern World（New York： Basic， 1986）， p. i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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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Freedom in the World 2011 ： The Authoritarian Challenge to Democracy （Freedom House， January 2011）， p.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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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Peter J. Katzenstein， Rethinking Japanese Security： Internal and External Dimensions（New York：Routledge， 2008）； Margaret E. Keck and Kathryn Sikkink， Activists Beyond Borders：Advocacy Networks in International Politics （Ithaca， NY：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2003）； Matthew J. Hoffmann， Ozone Depletion and Climate Change： Constructing a Global Response（Albany：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 2005）；Emanuel Adler and Michael Barnett， Security Communities（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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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Václav Havel， “Address to U.S.Congrcss，” Congressional Record， February 21， 1990， pp.S1313一13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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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又译《异沉余生》。——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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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又译”先天遗传还是后天培养”。——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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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解全球冲突与合作：理论与历史（第九版） [:17029235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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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解全球冲突与合作：理论与历史（第九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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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惨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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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解全球冲突与合作：理论与历史（第九版） 第三章 从威斯特伐利亚和会到第一次世界大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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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人类历史中，主要政治单位因时间和地点的不同而异。在孤立的、乡野的采猎社会中，像部落或者扩大的家庭单位那样的小规模群体占据主导地位。随着城市化以及更加专业的社会与经济角色的产生，诸如城市化国家以及小王国那样的大规模单位开始出现了。在技术、组织以及军事方面取得进步的社会，有时获得了对广大地区的统治权。历史上幅员最辽阔、辖区连成一片的政治单位就是蒙古帝国，它在1279年鼎盛时期，统治的范围从日本海到波罗的海、从南中国海到波斯湾。1922年的大英帝国，统治了地球表面四分之一的地方以及将近四分之一的人口。多个政治单位于同一个历史时期在不同地区占据主导地位，这是一种很典型的情形。当忽必烈统治着领土范围确定的蒙古帝国时，欧洲存在着诸多封建王国、主教管区、公国以及较小的封地，而北美则主要是游牧或半游牧部落的家园。只是在20世纪，一种单一的政治组织形式，即主权国家，开始在全球占据主导地位。今天，南极洲（1961年国际条约禁止国家对该地区提出领土要求）以外的地球上每一块陆地，都处于主权国家或者具有主权国家相同功能的实体的管辖之下。这种状况到底是怎样形成的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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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在人类历史中地球上的很多政治单位都管辖有一定领土、行使内部统治权，并且不从属于一个外部权威，但是我们所熟悉的现代主权国家，它们作为国际社会中拥有特定权利与义务的单位，是欧洲的产物。实际上，我们甚至可以说，主权国家是欧洲最成功的外销产品。在欧洲抛弃封建主义，进入威斯特伐利亚体系的数百年之后，欧洲强国采取海外冒险行为，直接或间接地统治了全世界。换句话说，那些在欧洲尊重当地邻邦独立地位的国家，却无视其他地区的独立地位。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后，欧洲帝国逐渐瓦解了。全世界的民族主义团体以战争或者谈判方式获得正式的独立地位。那些独立运动的领导人在急于摆脱殖民主义枷锁的同时，也热切希望采用威斯特伐利亚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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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威斯特伐利亚和约》实际上是一系列条约，其中最重要的是1648年签署的《奥斯纳布鲁克条约》和《闵斯特条约》，它们标志着三十年战争的结束。[1]尽管没有确切的死亡人数统计，但三十年战争是欧洲历史上死亡人数最多的战争之一。大部分战祸发生在现代德国的领土之内，当时属于神圣罗马帝国（伏尔泰曾经讽刺说，神圣罗马帝国”既不神圣，也非罗马的，还不是一个帝国”）。虽然三十年战争涉及的国家与问题很多，但是其最重要的内容是宗教冲突。《威斯特伐利亚和约》有效地维护了”统治者的宗教乃人民的宗教”这一原则，从而使得各国统治者拥有决定本国宗教信仰的权利。该条约并没有像当今国际社会那样全力支持国家主权原则，因为其中包含了有关干涉权利的条款。但是，正如英属哥伦比亚大学政治学家卡列维·霍尔斯蒂（Kalevi Holsti）所指出的：“这些文件通过奠定欧洲领土专属权原则的法律基础、结束国家之间的不平等关系、剥夺帝国皇帝和教皇的权威并把它移交给国家，授权建立一个无政府的、王朝国家体系，并且增强体系成员的内部团结。”[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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