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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三十年战争以后到拿破仑战争以前，欧洲的大多数战争都是短暂的、快速的、局部的。战争的原因主要包括王朝问题、领土争端，以及在某些个案中战争只是为了防止有的国家变得太强大。欧洲国家在这个历史时期，并没有为了改变基本的游戏规则而发生战争。换句话说，那时的欧洲国际体系是非常稳定的。欧洲领导人并不怀有革命目标。比如，在18世纪，基本的游戏规则是：维护君主制国家的合法性（君权神授）以及维持这些国家之间的均势（1713年的《乌特勒支条约》明确提到均势的重要性）。让我们看看普鲁士弗雷德里克大帝（Frederick the Great of Prussia，1740—1786）对待其邻居奥地利的玛利亚·特里萨（Maria Theresa，1717—1780）的方式。1740年，弗雷德里克下决心夺取属于玛利亚·特里萨的西里西亚省。弗雷德里克并没有宏大的革命目标，只是想兼并领土。他并不想鼓动西里西亚的人民发动矛头对准玛利亚·特里萨的革命，从而推翻操德语的维也纳贵族统治政权。毕竟弗雷德里克自己也是操德语的贵族，他统治着柏林。他兼并西里西亚的动机就是因为自己想得到这块地方，同时他也小心不做其他有损奥地利或君主制正统性原则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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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我们把它同半个世纪后的法国革命（1789－1799）加以比较。当时法国的主流观点是，所有君主都应当被送上绞刑架或断头台，而把权力交给人民。拿破仑把这种人民主权的观念传遍欧洲，拿破仑战争对当时的游戏规则和均势局面都构成了极大的挑战。18世纪中叶那种温和的过程和稳定的均势，到18世纪末已转变成革命的过程和不稳定的均势。我们把法国革命这样的变革视为结构理论视野之外的因素，因为该理论无法对它加以解释。这个例子说明，建构主义者的思想可以补充现实主义结构理论。建构主义很适合用来解释像人民主权（其对立面是君主主权）规范的兴起这样的某些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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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除了改变目标之外，也会改变手段。体系的进程也受国家所采取的手段性质之影响。正如我们在第二章中所了解到的，不同的手段会产生促进稳定或者破坏稳定的作用。一些手段随着技术的变革而发生变化。例如，机关枪等新式武器的问世，使得第一次世界大战成为一场血腥味特别重的较量。手段也可能由于新的社会结构的出现而发生变化。在18世纪，弗雷德里克大帝的目标是有限的，其手段也是有限的。他只有一支不太忠诚和后勤补给不足的雇佣军。18世纪的军队通常是在夏季从事战事，因为这个时候有足够的食物供应军队，或者有足够的金币向那些来自社会底层的士兵提供军饷。当食物或金币用光之后，士兵们会开小差。法国革命把战争的社会组织改变成法国人所说”全民皆兵”，或者我们现在所说的”征兵制”或”兵役制”。建构主义者所指出，士兵的认同感是会发生变化的。人民开始理解自己的公民身份，为了自己的祖国而集合起来，并且认识到所有人都应该参战。战争不再是到远方征战的数千名雇佣兵的事，而是所有人的事。这种大规模的参与和群众的支持，大大超过了过去雇佣兵的力量。国家所拥有的手段的变化，也促进了18世纪国际体系的变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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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大国冲突：均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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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威斯特伐利亚和会结束到拿破仑战争爆发之前，欧洲国际体系是稳定的，其主要原因在于均势原则的有效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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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均势（balance of power）的确切含义是什么呢？均势是国际政治中最常用的词汇之一，但它也是含义最不清楚的词汇之一。这个词被广泛地使用，用来描述各种事情和为各种事情寻找合理的依据。18世纪英国哲学家大卫·休谟（David Hume）把均势视为永恒的、明智的政治规则。但19世纪英国自由主义者理查德·科布登却把它称为”一个怪物，一个没人描述过、没人能够描述清楚以及没人可以理解的虚无的东西”[4]。伍德罗·威尔逊是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的美国总统，他认为均势是个邪恶的原则，因为它鼓励政治家像切奶酪那样，根据政治上的权宜之计和不顾民众的意见，对国家进行瓜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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威尔逊之所以不喜欢均势，还由于他相信均势会导致战争。均势政策的捍卫者则认为，均势会导致稳定。然而，正如我们所看到的，和平与稳定并不是一回事。欧洲国家体系在过去的5个世纪里，发生了119次有大国卷入的战争。和平并不是主流的情势，因为至少涉及一个大国的战争就占了这个时期的四分之三的时间。在那些战争中，有10次是大规模的全面战争，许多大国都介入其中，我们可以把它们称为霸权战争或者世界大战。假如要问均势是否维持了过去5个世纪里现代国家体系的和平，那么答案是否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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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点都不奇怪，因为国家追求均势的目的在于维护自身的独立，而不是维持和平。均势有助于维护由独立国家所组成的无政府体系，但并不能保证所有的国家都生存下来。比如说，波兰在18世纪末被其邻国像切奶酪那样地瓜分，奥地利、普鲁士和俄国都得到了属于自己的一大块波兰的领土。离我们更近的一个例子是，斯大林和希特勒在1939年达成了一个协定，波兰再次被瓜分，苏联获得了波罗的海沿岸的几个国家。此后，立陶宛、拉脱维亚和爱沙尼亚作为苏联的加盟共和国存在了半个世纪之久，直到1991年为止。总之，均势不能维持和平，也不总是能够维护各国的独立地位，但它维持了无政府国家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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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力资源难以被衡量（我们在第二章中已经对此进行讨论），这是领导人在努力判断均势的时候面临的一个大问题。而国际政治研究者们会遇到更多的疑惑，因为同一个词会被用来指不同的事物。我们必须区分与搞清同样一个词被随意使用的时候到底各自指的是什么。“均势”这个词一般来说有四种含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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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权力分布的均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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均势这个词首先被用来描述权力分布。当你听到”当前权力分布”这个说法的时候，说这个话的人就是单纯从描述的意义上使用这个词。在20世纪80年代，我们常常听到一些美国人声称，假如尼加拉瓜变成一个共产党国家，那么冷战均势将发生变化。这或许是真实的，但只有一小点意义，它对于分析宏观大局没有什么意义或启迪。单纯从描述的意义上使用这个词，可能在修辞学上很给力，但是对于分析问题的作用很有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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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词也可以被用来指一种特别的（或少有的）情势，即权力均等地分布，如同处于平衡状态下的天平。一些现实主义者声称，权力均等才会产生稳定。另外一些现实主义者则认为，在一国权力处于领先地位、其他国家不敢攻击它的时候，才会出现稳定的局面。霸权稳定理论的信奉者们就坚持后一种观点。根据这一观点，一个强大的主导国家是最好的稳定局面维护者。但是，根据霸权稳定理论的第一个变种，即霸权转移理论，当最强大的国家不可避免地开始走下坡路或者一个新的追求霸权地位的国家崛起的时候，战争就很可能发生。正在衰落的霸权国家或者对崛起的大国感到恐惧的国家，会拼命采取措施维护自己的地位，而正在崛起的大国则孤注一掷地争取霸权地位。正如我们将在本章后面论述到的，权力转移理论有助于我们理解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它也可以帮助我们理解修昔底德对伯罗奔尼撒战争起源的解释：雅典力量的增长及其引起斯巴达的恐惧，促使后者采取大胆和冒险的行为去支持科林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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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要对这些理论采取谨慎的态度，因为它们对冲突的预测往往过于武断。美国在19世纪80年代取代英国，成为世界上最大的经济体。1895年，美国和英国在南美边界问题上发生争执，双方似乎可能动用武力。美英两个国家，一个是正在崛起的挑战者，另一个是日薄西山的霸主，这正是两国会走向冲突的一个动因。然而，我们在史书上并没有读到关于1895年英美大战的描述，因为这场战争根本就没有发生。正如歇洛克·福尔摩斯（Sherlock Holmes）所指出的，我们可以从狗不吠叫的现象中得到重要的线索。在这个例子中，英美之间没有爆发战争，这促使我们去寻找其他的原因。现实主义者认为，德国的崛起对英国构成了更为紧迫的威胁。自由主义者则把原因归结为两个讲英语的国家日益增强的民主性质，以及衰落的领导国和崛起的挑战国之间存在着超越国界的文化纽带。我们至多只能从均势这个词汇的第一种用法中得出这么一个有关均势的结论，即主要国家间不均等的权力分布状况的变化是我们用来解释战争和不稳定局面的一个因素，但不是唯一的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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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政策的均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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均势的第二种用法是，它指的是一种精心设计的平衡政策。均势预示着，其他国家会采取行动阻止一国发展成为主导国家。这种预言由来已久。帕麦斯顿勋爵的名言，即国家没有永久的盟友或永久的敌人，只有永恒的利益，这是均势政治坚定的倡导者们所持的观点。帕麦斯顿作为19世纪中叶英国的外交大臣，始终推行均势政策。1941年希特勒进攻苏联之后，英国首相温斯顿·丘吉尔（1874—1965）也采取均势政策。丘吉尔是一位坚定的反共产主义者，他很讨厌苏联领导人约瑟夫·斯大林。但是他认为，同斯大林结盟对于防止希特勒统治欧洲至关重要。丘吉尔说过一句著名的话：“如果希特勒入侵地狱，那么我至少也会在下议院给魔鬼说几句好话。[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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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取均势政策的领导人，几乎肯定也会持现实主义国际政治观。由于这个原因，人们常常用德语权力政治（realpolitik），来表述坚定地推行均势政策的做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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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图维持均势的一种主要手段就是同盟（alliance）。同盟是指主权国家相互间通过协议结成盟友，以维护共同的安全。正如英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时候与苏联缔结同盟一样，同盟的动机可能单纯是军事方面的考虑：两个中等国家可能决定缔结同盟，以便抵御来自更大国家的威胁。传统上，军事同盟是国际政治的焦点之一。但是，国家也可能因为非军事目的而缔结同盟。两个或两个以上的国家缔结同盟，有时是由于经济原因，或者出于意识形态信仰相同、文化相近。在那些军事关切正在减弱的地区，比如今天的欧洲和北美，这种情况是真实存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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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盟的瓦解与同盟的缔结一样，有着多种原因，但一般来说，国家不再结盟，是因为认为对方与自己无关，或者把对方视为自身安全的威胁。这种情况之所以发生，可能是因为另外一个国家发生政权变更。在此之前，两个国家有共同的意识形态信仰，但现在它们已经相互对立。中国和美国在1949年以前国民党统治期间是盟友，但是在1949年中国共产党掌权之后成为敌人。当然，还有其他可能导致同盟瓦解的原因。一个国家可能变得更为强大。一个国家可能把另外一个国家视为对手，而另一个国家则可能把对方视为一个威胁并寻找其他盟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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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理论的均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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均势一词的第三种用法，就是描述国际体系中权力的自动平衡。这就是均势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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均势理论预测，国家将采取行动防止任何一个国家获得权力优势地位。或者换句话说，它预言国家将采取均势政策，其原因在于它们不得不这么做。现实主义者把威斯特伐利亚体系看作是霍布斯式无政府状态，体系中的国家普遍怀有恐惧感，并且相互之间缺乏信任。他们把这种体系视为”自助”体系，确保生存的唯一方式，就是防止任何一个国家或者国家集团获得权力优势地位。这可以通过对内进行政策调整（比如增加军费开支）、对外进行合作（比如与其他国家结盟）或者二者结合起来得以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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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国内政治中，我们经常看到尾随（bandwagoning）而非均势行为：政治家们常常投靠占上风的一方。然而，均势理论却预测，国家将会加入处于下风的一方，因为国家将采取行动防止任何一个国家获取权力优势地位。在国际政治中，一国的尾随行为有损于该国的独立地位。在1939—1940年间，意大利的本尼托·墨索里尼（Benito Mussolini）加入希特勒对法国的进攻行动，以便分得一杯羹，但是意大利变得越来越依赖德国。这就是为什么均势政策主张”加入较弱的一方”。均势是一种帮助弱者的政策，这是因为，假如你帮助了强者，强者可能会翻脸伤害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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均势理论并不预测说，意识形态信仰或者文化特点相同的国家会联合起来。正如我们将在第六章中提到的，当伊朗和伊拉克在20世纪80年代交战的时候，一些观察家声称，所有的阿拉伯国家都会支持萨达姆·侯赛因统治下的伊拉克，反对阿亚图拉·霍梅尼（Ayatollah Khomeini）统治下的伊朗，这是因为伊拉克是一个逊尼派穆斯林占多数的、大部分居为阿拉伯人的、由世俗的阿拉伯复兴社会党（Ba’ath Party）统治的国家，而伊朗则是一个伊斯兰教中的少数派什叶派占主导地位的、绝大多数居民为波斯人的、推行神权政治的国家。然而，叙利亚作为一个逊尼派阿拉伯国家，而且其领导人也属于阿拉伯复兴社会党，却支持伊朗。那是为什么呢？因为叙利亚担心邻近的伊拉克在本地区中增强自己的权力。叙利亚选择均势政策来对抗伊拉克，尽管这两个国家具有共同的意识形态偏好，用意识形态来预测国家的行为往往是错误的，而基于均势来预测国家的行为常常是正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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