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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9世纪,随着时间的推移,人民和国家领导人都开始以不同的眼光看待对方。民族主义对王朝统治者合法性的挑战,导致一些旨在维护古典均势的奇怪同盟开始瓦解。比如,法国在1866年并没有向受到普鲁士进攻的奥地利伸出援助之手,从结构现实主义视角来看,这是犯了一个很大的错误。法国反对奥地利在其占领的意大利领土上压制民族主义。俾斯麦利用了其他日耳曼国家要求在普鲁士的领导下统一德意志的民族主义观点,但是民族主义思想后来也约束了他的行为。俾斯麦在1871年从法国夺取了阿尔萨斯和洛林,这引发了法国的民族主义愤怒情绪,使得法国和德国后来无法成为同盟伙伴。正如建构主义者所指出的,新的意识形态改变国家的目标,并且使得19世纪的国际政治局势不那么和缓。 手段也在发生着变化。新的工业技术在军事中的使用,产生了威力巨大但缺少柔性的战争手段。铁路的出现使得可以很快地把大量军队从一个地方投放到另外一个地方。但是,做到这一点需要精确的计划,而精确的计划则会减少动员的选择余地,并且让最早采取行动的一方在战争爆发后的最初几天处于极其有利的地位,从而影响危机的稳定性。机关枪、大炮以及战壕的使用,使得俾斯麦在19世纪60年代所成功运用的短兵相接、速战速决和有限战争的军事思想被人讥笑。技术的变化如同观念的变化,改变了领导人对于什么是可能的以及什么是值得的这类问题的认知。因此,我们如果要想理解19世纪均势体系是如何导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的,那么就需要同时考察结构和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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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续阅读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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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Henry A. Kissinger, A World Restored: Mettemich, Castlereagh and the Problems of Peace, 1812—1822( New York:Grosset & Dunlap, 19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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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John Lowe,The Great Powers, Imperialism and the German Problem, 1865—1925(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1994), pp.202—2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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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续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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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1990年民主德国和联邦德国重新走向统一的时候,19世纪开始出现的所谓德国问题再次成为人们争论的议题。苏联外长爱德华·谢瓦尔德纳泽首先宣称,德国统一会严重破坏欧洲的均势。政治家们再次提出这样一个问题:“讲德语的国家的数量到底应当是多少,才可以维持欧洲的稳定?“一直以来,人们对此问题有不同的解答。正如前面所提到的,在1815年维也纳会议的时候,讲德语的国家有37个。俾斯麦认为应该有2个,而不是1个。他没想把奥地利纳入其构想的新的德意志帝国之中,因为他担心这样做会削弱普鲁士对新国家的控制力。希特勒给出了一个不同的答案:建立一个讲德语的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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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应该是世界帝国的中心。希特勒的主张导致了第二次世界大战。1945年,取得胜利的同盟国决定建立3个讲德语的国家:民主德国、联邦德国和奥地利。还有一个关于某个法国人的笑话,即有人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问这个法国人应该有几个德国,他回答说:“我太爱德国了,当然是越多越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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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联在东欧的力量退缩,导致战后两极政治结构不复存在,并且使得德国重新统一成为可能。但是,德国的重新统一,也引起了人们对这个拥有8000万人口和位于大陆心脏地区的欧洲最大经济实体的忧虑。德国会努力扮演新的角色吗?它会再次虎视眈眈,先进攻东线,然后进攻西线吗?它会插手德国一直可以施加较大影响的东面邻近国家的事务吗?芝加哥大学政治学家约翰·米尔斯海默(John Mearsheimer)声称,答案就是”退回到未来”(back to the future)。他根据结构现实主义者的分析方法得出了悲观的结论,认为未来和过去没什么不同,因为未来和过去的情势结构是相似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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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已经出现了三个方面的变化。在结构层次上,美国介入了欧洲,而且美国的领土大约是统一后德国的4倍。结构主义者担心,美国今后会不再介入欧洲事务。随着冷战的结束,美国人在某个时候可能转向孤立主义和”回家”。但是,还有其他方面的变化。欧洲国际政治的进程由于新制度的发展已经发生了重大的变化。欧盟把德国和其他欧洲国家联合在一起,这在以前是不可想象的。第三个变化不是发生在国际体系方面,而是发生在国内政治方面。德国作为一个民主国家已经存在了半个世纪,而且公众观念的变化已经使德国从一个好战国家变为一个福利国家。分别于1870年、1914年和1939年在欧洲心脏挑起事端的德国不是民主国家。结构、过程以及国内方面的变化哪一个最能预示欧洲的未来呢?我们对这三个方面都要加以注意,但是基于过程和国内变化的预测似乎最有说服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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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次世界大战的起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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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次世界大战导致超过1500万的人丧失生命。仅仅在索姆河(Somme)一役中,就有130万人伤亡。让我们来作点比较:俾斯麦在1866年击败奥地利的那场战争导致3.6万人丧命,美国在朝鲜战争和越南战争中的死亡人数都是大约5.5万。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所使用的令人可怕的战壕、铁丝网、机关枪和大炮,让整整一代的欧洲青年躺在地下。这场战争不仅导致人的死亡,也摧毁了3个欧洲帝国,即德国、奥匈帝国以及俄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全球均势的中心是在欧洲。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欧洲依然重要,但是美国和日本扮演了主要的角色。第一次世界大战也迎来了俄国革命,由此开始的意识形态斗争折磨着20世纪的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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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会发生这样一个事件呢?在1900年到1909年间担任德国首相的伯纳德·冯·皮洛夫(Bernhard von Bülow)公爵,于战争爆发后不久,在柏林的首相府会见了其继任者希奥波德·冯·贝斯曼·霍尔威格(Theobald von Bethmann Hollweg)。下面是皮洛夫在回忆录中对这次会见的描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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贝斯曼就站在房间的中央,我永远忘不了他此时的脸色和眼神。某个著名的英国画家画过一幅画,画中一只可怜的替罪羔羊的眼睛里流露出不可言状的痛苦神情,我现在就在贝斯曼的眼中看到了这种痛苦神情。开始我们谁都没有说话。最后,我对他说道:“告诉我,事情怎么会是这样?“他举起自己那细长的胳膊,用迟钝的、疲惫的声调回答我:“哦,要是我知道就好了!“在此后很多有关战争罪行的辩论中,我常常想,假如能够把当时贝斯曼站在那里说那些话时的神情抓拍下来,那该多好啊!这样一张照片一定是这位可怜的人从未想要战争的最好证明。[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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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后几代的历史学家都在探讨第一次世界大战的起源,试图解释战争为什么会爆发。正如我们将在下面的分析中所看到的,我们不可能把战争的爆发归结为单一原因,但是我们可以把这个问题分为几个独立的层次加以分析。在每个层次上,均势不管是作为一个多极体系还是单个国家和领导人个人的政策,都是我们理解这场战争爆发原因的关键所在。随着同盟体系变得越来越不灵活,均势的多极结构越来越受到削弱,爆发战争的可能性日益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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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个分析层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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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案就分别在三个分析层次上。简约原则告诉我们,应该从最简单的原因着手分析,看看它们有多大的解释力,然后再根据需要,分析较为复杂的原因。因此,我们先看看体系层次(结构与过程)的解释,然后探讨国内社会层次的解释,最后分析个人层次的原因。接下来我们使用反事实推理思维实验,看看如何把这些原因结合起来,以解释第一次世界大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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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结构层次上,有两个重要的因素:德国的崛起和同盟体系的僵化。德国实力的上升是十分引人注目的。德国的重工业在19世纪90年代超过了英国,20世纪初德国国民生产总值的增长速度为英国的两倍。在19世纪60年代,英国工业产量占世界工业产量的25%,但是到了1913年,英国的份额下降到10%,而德国的比重上升到15%。德国把它的工业力量的一部分转变成军事能力,包括推行大规模的海军军备扩充计划。德国1911年制定的”特皮茨计划”(Terpitz Plan)的战略目标就是建立世界上第二大海军,从而使德国成为一个世界性强国。德国的扩张计划令英国海军大臣(First Lord of the Admiralty)温斯顿·丘吉尔(Winston Churchill)感到不安。英国开始担心自己将被孤立和难以保护其庞大的帝国。19世纪末英国反对荷兰在南非的移居者布尔人的布尔战争,使得英国的忧虑加重,因为德国在这场战争中同情布尔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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塞尔维亚民族主义者加夫里洛·普林斯普1914年6月28日在萨拉热窝刺杀奥地利大公弗兰茨·斐迪南及其夫人、霍恩堡女公爵索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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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7年,英国外交大臣艾尔·克罗(Eyre Crowe)爵士写了一个很长的备忘录,试图解释英国的对外政策,这个备忘录成为英国外交史上的重要文件。他的结论是,德国的政策是含糊不清和令人混淆的,英国一定不能允许一个国家主导欧洲大陆。克罗声称,英国的反应差不多就是一个自然法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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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对德国实力增长的反应,造成了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第二个结构性原因:欧洲同盟体系的不断僵化。1904年,英国背离了其扮演欧洲大陆外的均衡者角色的半孤立政策,同法国结成同盟。1907年,英法伙伴关系扩展到俄国(它已经同法国结盟),形成了”三国协约”。德国看到自己处于包围之中,加强了同奥匈帝国的关系。随着同盟关系的僵化,外交上的灵活性也就丧失了。俾斯麦时代那种经常变换盟友的均势已经不复存在了。主要大国都把自己捆在两极的一极中。两极体系的强化加剧了防御性现实主义者在分析中所强调的安全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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