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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1990年民主德国和联邦德国重新走向统一的时候，19世纪开始出现的所谓德国问题再次成为人们争论的议题。苏联外长爱德华·谢瓦尔德纳泽首先宣称，德国统一会严重破坏欧洲的均势。政治家们再次提出这样一个问题：“讲德语的国家的数量到底应当是多少，才可以维持欧洲的稳定？“一直以来，人们对此问题有不同的解答。正如前面所提到的，在1815年维也纳会议的时候，讲德语的国家有37个。俾斯麦认为应该有2个，而不是1个。他没想把奥地利纳入其构想的新的德意志帝国之中，因为他担心这样做会削弱普鲁士对新国家的控制力。希特勒给出了一个不同的答案：建立一个讲德语的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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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应该是世界帝国的中心。希特勒的主张导致了第二次世界大战。1945年，取得胜利的同盟国决定建立3个讲德语的国家：民主德国、联邦德国和奥地利。还有一个关于某个法国人的笑话，即有人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问这个法国人应该有几个德国，他回答说：“我太爱德国了，当然是越多越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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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联在东欧的力量退缩，导致战后两极政治结构不复存在，并且使得德国重新统一成为可能。但是，德国的重新统一，也引起了人们对这个拥有8000万人口和位于大陆心脏地区的欧洲最大经济实体的忧虑。德国会努力扮演新的角色吗？它会再次虎视眈眈，先进攻东线，然后进攻西线吗？它会插手德国一直可以施加较大影响的东面邻近国家的事务吗？芝加哥大学政治学家约翰·米尔斯海默（John Mearsheimer）声称，答案就是”退回到未来”（back to the future）。他根据结构现实主义者的分析方法得出了悲观的结论，认为未来和过去没什么不同，因为未来和过去的情势结构是相似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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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已经出现了三个方面的变化。在结构层次上，美国介入了欧洲，而且美国的领土大约是统一后德国的4倍。结构主义者担心，美国今后会不再介入欧洲事务。随着冷战的结束，美国人在某个时候可能转向孤立主义和”回家”。但是，还有其他方面的变化。欧洲国际政治的进程由于新制度的发展已经发生了重大的变化。欧盟把德国和其他欧洲国家联合在一起，这在以前是不可想象的。第三个变化不是发生在国际体系方面，而是发生在国内政治方面。德国作为一个民主国家已经存在了半个世纪，而且公众观念的变化已经使德国从一个好战国家变为一个福利国家。分别于1870年、1914年和1939年在欧洲心脏挑起事端的德国不是民主国家。结构、过程以及国内方面的变化哪一个最能预示欧洲的未来呢？我们对这三个方面都要加以注意，但是基于过程和国内变化的预测似乎最有说服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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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解全球冲突与合作：理论与历史（第九版） [:17029236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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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次世界大战的起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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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次世界大战导致超过1500万的人丧失生命。仅仅在索姆河（Somme）一役中，就有130万人伤亡。让我们来作点比较：俾斯麦在1866年击败奥地利的那场战争导致3.6万人丧命，美国在朝鲜战争和越南战争中的死亡人数都是大约5.5万。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所使用的令人可怕的战壕、铁丝网、机关枪和大炮，让整整一代的欧洲青年躺在地下。这场战争不仅导致人的死亡，也摧毁了3个欧洲帝国，即德国、奥匈帝国以及俄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全球均势的中心是在欧洲。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欧洲依然重要，但是美国和日本扮演了主要的角色。第一次世界大战也迎来了俄国革命，由此开始的意识形态斗争折磨着20世纪的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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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会发生这样一个事件呢？在1900年到1909年间担任德国首相的伯纳德·冯·皮洛夫（Bernhard von Bülow）公爵，于战争爆发后不久，在柏林的首相府会见了其继任者希奥波德·冯·贝斯曼·霍尔威格（Theobald von Bethmann Hollweg）。下面是皮洛夫在回忆录中对这次会见的描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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贝斯曼就站在房间的中央，我永远忘不了他此时的脸色和眼神。某个著名的英国画家画过一幅画，画中一只可怜的替罪羔羊的眼睛里流露出不可言状的痛苦神情，我现在就在贝斯曼的眼中看到了这种痛苦神情。开始我们谁都没有说话。最后，我对他说道：“告诉我，事情怎么会是这样？“他举起自己那细长的胳膊，用迟钝的、疲惫的声调回答我：“哦，要是我知道就好了！“在此后很多有关战争罪行的辩论中，我常常想，假如能够把当时贝斯曼站在那里说那些话时的神情抓拍下来，那该多好啊！这样一张照片一定是这位可怜的人从未想要战争的最好证明。[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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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后几代的历史学家都在探讨第一次世界大战的起源，试图解释战争为什么会爆发。正如我们将在下面的分析中所看到的，我们不可能把战争的爆发归结为单一原因，但是我们可以把这个问题分为几个独立的层次加以分析。在每个层次上，均势不管是作为一个多极体系还是单个国家和领导人个人的政策，都是我们理解这场战争爆发原因的关键所在。随着同盟体系变得越来越不灵活，均势的多极结构越来越受到削弱，爆发战争的可能性日益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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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解全球冲突与合作：理论与历史（第九版） [:17029236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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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个分析层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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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案就分别在三个分析层次上。简约原则告诉我们，应该从最简单的原因着手分析，看看它们有多大的解释力，然后再根据需要，分析较为复杂的原因。因此，我们先看看体系层次（结构与过程）的解释，然后探讨国内社会层次的解释，最后分析个人层次的原因。接下来我们使用反事实推理思维实验，看看如何把这些原因结合起来，以解释第一次世界大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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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结构层次上，有两个重要的因素：德国的崛起和同盟体系的僵化。德国实力的上升是十分引人注目的。德国的重工业在19世纪90年代超过了英国，20世纪初德国国民生产总值的增长速度为英国的两倍。在19世纪60年代，英国工业产量占世界工业产量的25%，但是到了1913年，英国的份额下降到10%，而德国的比重上升到15%。德国把它的工业力量的一部分转变成军事能力，包括推行大规模的海军军备扩充计划。德国1911年制定的”特皮茨计划”（Terpitz Plan）的战略目标就是建立世界上第二大海军，从而使德国成为一个世界性强国。德国的扩张计划令英国海军大臣（First Lord of the Admiralty）温斯顿·丘吉尔（Winston Churchill）感到不安。英国开始担心自己将被孤立和难以保护其庞大的帝国。19世纪末英国反对荷兰在南非的移居者布尔人的布尔战争，使得英国的忧虑加重，因为德国在这场战争中同情布尔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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塞尔维亚民族主义者加夫里洛·普林斯普1914年6月28日在萨拉热窝刺杀奥地利大公弗兰茨·斐迪南及其夫人、霍恩堡女公爵索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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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7年，英国外交大臣艾尔·克罗（Eyre Crowe）爵士写了一个很长的备忘录，试图解释英国的对外政策，这个备忘录成为英国外交史上的重要文件。他的结论是，德国的政策是含糊不清和令人混淆的，英国一定不能允许一个国家主导欧洲大陆。克罗声称，英国的反应差不多就是一个自然法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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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对德国实力增长的反应，造成了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第二个结构性原因：欧洲同盟体系的不断僵化。1904年，英国背离了其扮演欧洲大陆外的均衡者角色的半孤立政策，同法国结成同盟。1907年，英法伙伴关系扩展到俄国（它已经同法国结盟），形成了”三国协约”。德国看到自己处于包围之中，加强了同奥匈帝国的关系。随着同盟关系的僵化，外交上的灵活性也就丧失了。俾斯麦时代那种经常变换盟友的均势已经不复存在了。主要大国都把自己捆在两极的一极中。两极体系的强化加剧了防御性现实主义者在分析中所强调的安全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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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程上的变化又是怎么样的呢？其中之一就是民族主义继续兴起。在东欧出现了一个呼吁讲斯拉夫语的人联合起来的运动。泛斯拉夫主义威胁着拥有大量斯拉夫居民的奥斯曼帝国和奥匈帝国。在德国出现了敌视斯拉夫人的民族主义情绪，德国作家著文宣称条顿人和斯拉夫人的战争不可避免，他们还编撰煽动民族主义情绪的教科书。事实证明，民族主义在团结工人阶级方面比社会主义更有力量，在团结银行家方面比资本主义更为强大。在君主制国家之间，民族主义力量的确比家族关系还要强大。在战争爆发前夕，德国皇帝致电俄国沙皇尼古拉二世（1868—1918），希望他避免与德国交战。德皇在电报中称其表兄为”亲爱的尼克”，署名为”您的威廉”。德皇希望沙皇和自己以相同的方式看待所面临的问题，把战争迫近的原因归结为一位皇室家族成员奥地利大公弗兰茨·斐迪南被暗杀。但是在当时，民族主义力量已经压倒贵族或君主团结一致的观念，那封家族电报没有起到任何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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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初均势体系丧失灵活性的第二个原因，是人们对和平产生了自满情绪。这正是建构主义者所强调的观念变化的重要性。欧洲已经有40年没有发生一场有大国介入的战争了。1905—1906年在摩洛哥、1908年在波斯尼亚、1911年再次在摩洛哥以及1912年在巴尔干发生了危机，但是这些危机都得到了控制。然而，旨在解决这些危机的外交妥协也导致了挫折感。在这些事件发生之后，人们产生了这样的疑问：“为什么我们一方要退让？为什么我们不能让另外一方做出更多的让步？“此外，社会达尔文主义被越来越多的人接受。查尔斯·达尔文（Charles Darwin）有关适者生存的思想有助于我们理解自然物种的世代遗传问题，但是把它应用在人类社会和特殊事件上是有问题的。达尔文的思想被用来证明”强者必胜”观点的正确性。既然强者必胜，那么为什么要为和平担忧呢？许多领导人认为，持久的战争看来是不可能的，强者占上风和速战速决的战争则是值得欢迎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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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均势体系失去灵活性的第三个原因是德国的政策。正如艾尔·克罗所言，德国的政策是含糊不清和令人混淆的。德皇的政策有一个极其笨拙的方面，即进攻性现实主义者所说的追求更多的权力。德国人的”世界野心”并没有什么特别之处，但是他们实现野心的方式得罪了所有的人，这正好与19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俾斯麦玩弄体系的方式相反。德皇过于重视硬权力，而忽视了软权力。德国人因挑起海军军备竞赛而激怒了英国人（图3.1），而且在土耳其和巴尔干问题上得罪了俄国人，在摩洛哥的一个保护地争端中刺激了法国人。德皇试图以压力迫使英国与德国和好，以为德国给英国以足够的恫吓，就会使英国觉得自己必须与德国保持良好的关系。但事与愿违，英国在德国的胁迫下，先是同法国联手，然后又同俄国合作。所以，到了1914年，德国人认为必须冲出这个包围圈，因而故意冒险挑起了战争。因此，民族主义的兴起、对和平自满情绪的滋长、社会达尔文主义以及德国的政策等这些因素，都导致了国际体系灵活性的丧失，进而引起了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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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还可以从第二个分析层次考察国内社会、政治以及政府中所发生的事情。我们可以毫不迟疑地否定有关该层次的一种解释，即弗拉基米尔·列宁所说的资本主义是战争根源的观点。按照列宁的解释，第一次世界大战就是资本帝国主义的最后阶段。但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并不是像列宁所预见的那样，产生于帝国主义国家在殖民地问题上的冲突。1898年，英国和法国在苏丹的法绍达相互对峙，英国想把自己在非洲的殖民地从南非到埃及连成南北一条线，法国则想把自己在非洲的殖民地连成东西一条线。假如英法爆发战争，列宁的解释可能得到证实。但事实上，战争是在16年之后发生于欧洲，而且银行家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夕是强烈抵制战争的，他们坚信战争对经济有害。英国外交大臣爱德华·格雷（Edward Grey）爵士认为自己必须遵循艾尔·克罗的建议，英国一定要阻止德国主宰欧洲的均势，但是他也担心伦敦的银行家不支持政府向德国宣战。因此，我们可以否定列宁的解释，但另外两个国内方面的原因却是值得我们认真思考的。一个是正在衰落的奥匈帝国和奥斯曼帝国的内部危机，另一个是德国的国内政治形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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