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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均势体系失去灵活性的第三个原因是德国的政策。正如艾尔·克罗所言，德国的政策是含糊不清和令人混淆的。德皇的政策有一个极其笨拙的方面，即进攻性现实主义者所说的追求更多的权力。德国人的”世界野心”并没有什么特别之处，但是他们实现野心的方式得罪了所有的人，这正好与19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俾斯麦玩弄体系的方式相反。德皇过于重视硬权力，而忽视了软权力。德国人因挑起海军军备竞赛而激怒了英国人（图3.1），而且在土耳其和巴尔干问题上得罪了俄国人，在摩洛哥的一个保护地争端中刺激了法国人。德皇试图以压力迫使英国与德国和好，以为德国给英国以足够的恫吓，就会使英国觉得自己必须与德国保持良好的关系。但事与愿违，英国在德国的胁迫下，先是同法国联手，然后又同俄国合作。所以，到了1914年，德国人认为必须冲出这个包围圈，因而故意冒险挑起了战争。因此，民族主义的兴起、对和平自满情绪的滋长、社会达尔文主义以及德国的政策等这些因素，都导致了国际体系灵活性的丧失，进而引起了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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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还可以从第二个分析层次考察国内社会、政治以及政府中所发生的事情。我们可以毫不迟疑地否定有关该层次的一种解释，即弗拉基米尔·列宁所说的资本主义是战争根源的观点。按照列宁的解释，第一次世界大战就是资本帝国主义的最后阶段。但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并不是像列宁所预见的那样，产生于帝国主义国家在殖民地问题上的冲突。1898年，英国和法国在苏丹的法绍达相互对峙，英国想把自己在非洲的殖民地从南非到埃及连成南北一条线，法国则想把自己在非洲的殖民地连成东西一条线。假如英法爆发战争，列宁的解释可能得到证实。但事实上，战争是在16年之后发生于欧洲，而且银行家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夕是强烈抵制战争的，他们坚信战争对经济有害。英国外交大臣爱德华·格雷（Edward Grey）爵士认为自己必须遵循艾尔·克罗的建议，英国一定要阻止德国主宰欧洲的均势，但是他也担心伦敦的银行家不支持政府向德国宣战。因此，我们可以否定列宁的解释，但另外两个国内方面的原因却是值得我们认真思考的。一个是正在衰落的奥匈帝国和奥斯曼帝国的内部危机，另一个是德国的国内政治形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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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1 1914年欧洲军事力置的平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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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匈帝国和奥斯曼帝国都是多民族的国家，因而都受到正在兴起的民族主义的威胁。不仅如此，奥斯曼帝国政府极其虚弱和腐败，它成为那些要求从土耳其人几个世纪的统治中解放出来的巴尔干民族主义集团较易攻击的对象。1912年的巴尔干战争结束了土耳其人的统治，但是巴尔干国家在1913年就因为瓜分赃物而陷入相互间的战争之中。战争增大了某些巴尔干国家反对奥地利的胃口：我们既然可以赶跑土耳其人，那么为什么不能赶走奥地利人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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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巴尔干国家中，塞尔维亚带头行动起来。奥地利担心自己的帝国在这种民族主义压力之下解体，从而丧失其地位。最后，奥地利和塞尔维亚交战，这不是因为一个塞尔维亚恐怖主义者刺杀了奥地利大公弗兰茨·斐迪南（1863—1914），而是由于奥地利想削弱塞尔维亚，防止它成为巴尔干斯拉夫人民族主义的一个磁场。奥地利总参谋长康拉德·冯·赫岑道夫（Conrad von Hötzendorf）将军非常清楚地表达了自己的动机：“由于这个原因，而不是出于对暗杀事件的报复，奥匈帝国必须把剑指向塞尔维亚……我们的君王已经被掐住喉咙，只能选择被掐死或者作最后一搏以挽救自己。”[8]帝国在民族主义的压力之下走向解体，是战争爆发的一个更为深层的原因，弗兰茨·斐迪南遇刺只是一个借口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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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皇威廉二世对英国宣战的反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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躺在坟墓里的爱德华七世（德皇的舅舅和1901—1910年间的英国国王） 竟然比依然健在的我更强大！有些人认为，只要使用小小的手段就可以把英国争取过来或者让它安静下来！！！……现在必须无情地揭穿这种诡计，要无情地当众揭下英国人脸上所戴的基督教和平主义面具，把伪善、可耻的和平论调架上颈手枷示众！！我们在土耳其和印度的使节、代表等，必须鼓动整个伊斯兰世界起来反抗这个可憎的、骗人的、无道德的商人的国家；如果我们坚持到流完最后一滴血，那么英国至少要丢掉印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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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皇威廉二世[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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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一个重要的国内层次上的原因和德国的国内政治有关。德国著名历史学家弗里茨·费希尔（Fritz Fischer）及其追随者们声称，德国的社会问题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的重要原因。在费希尔看来，德国追求世界霸权的行为，就是德国精英试图把人们的注意力从德国社会内部融合程度低这个问题上转移开的一种举动。他指出，统治德国的势力是一个由土地贵族和一些工业大资本家组成的国内联盟，这个联盟被称为”裸麦和钢铁的联盟”。这个统治集团不进行国内改革，而是推行扩张主义政策，对外采取冒险行动，以竞技场代替面包。他们把扩张主义当作社会民主的一种替代品。国内经济和社会的紧张关系不足以解释第一次世界大战，但是它们有助于我们理解德国在1890年以后对国际体系施加压力的一个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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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一个国内层次的解释，就是关注1914年夏天的危机不稳定局势。所有国家的军事领导人都有”迷信进攻”的观念，偏好快速动员和部署战略，包括快速调动侧翼军队或者大规模地发动正面突破进攻。事实上，正如我们所知，当时的主流军事技术不利于进攻，但是欧洲领导人并不这样认为。（我们可以在个人层次上解释这个现象，即将军们常常期望下一场战争就像上一场战争一样，而欧洲最近发生的一场大规模战争，即1870—1871年的普法战争，就成为一个可以被随心解读的事件。）当1914年7月危机爆发之后，领袖们就面临着首先发动进攻的极大压力。当然，这样的解释无助于我们理解为什么欧洲处于一个火药桶上面。然而，它可以帮助我们理解为什么巴尔干的火星很快形成熊熊大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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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第一个分析层次即个人的作用又如何呢？平庸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夕的领袖们的特征。奥匈帝国皇帝弗兰茨·约瑟夫（Franz Joseph，1830—1916）是一个疲惫的老人，受康拉德将军以及表里不一的外交大臣康特·利奥波德·冯·伯克托尔德伯爵（Count Leopold von Berchtold）的左右。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在萨拉热窝被刺杀的奥匈帝国皇储弗兰茨却具有自由主义思想，他作为未来的皇帝，可能会是一个制约战争的力量。俄国沙皇尼古拉二世是一个与世隔绝的贵族，他在一生的大部分时间里抵制国内的改革。他由无能的外交和国防大臣所辅佐，而且深受其多病和神经质的妻子的影响。最重要的人物自然是德国皇帝威廉二世（Kaiser Wilhelm Ⅱ，1859—1941），但他有很强的自卑感，是个脾气暴躁和意志薄弱的人，特别感情用事。他使得德国推行一个缺乏技巧或者前后不一的冒险政策。正如政治学家理查德·内德·勒博（Richard Ned Lebow）所指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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威廉二世并不想要战争，只是在真正危急形势的压力下，他不相信自己的感觉而固执己见。在危急时刻，皇帝陛下会痛苦地意识到，他决不能把自己的军队带进战场。他很清楚自己是个神经衰弱的人。他那些充满火药味的黩武演说，只是想让其他国家得到这么一个印象，即他是个弗雷德里克大帝或者拿破仑式的人物。[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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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些阿谀奉承的德国外交官从大多数大国首都发回的报告都带有很浓厚的玫瑰色彩，主要是为了讨好自己在外交部的那些有报复心的顶头上司们。这也不能帮助德皇做出明智的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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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人的特性确实起作用。领导人的某些个人因素，特别是德皇的个人因素，是导致战争爆发的重要原因。体系、社会和个人原因之间的关系见图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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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2 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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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解全球冲突与合作：理论与历史（第九版） [:17029236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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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争是不可避免的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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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一个情势有好几个原因，而且每个原因都是充分的，那么我们就认为这样一个情势是过于确定的（overdetermined）。如果第一次世界大战是过于确定的，那么这是否意味着它是不可避免的？答案是否定的。一直到1914年8月第一次世界大战真正爆发的时候，这场战争都不是不可避免的。即便是此后的4年大残杀也不是不可避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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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我们根据时间上的远近，来区分三种类型的原因。最远的是深层原因（deep causes），其次是中层原因（intermediate causes），最近的原因是突发原因（precipitating causes）。我们用房间里的灯光来进行类比：突发原因是你按了开关，中层原因是有人给房子拉了电线，深层原因是托马斯·爱迪生（Thomas Adison）发明了输送电力的方法。另外，我们还可以用烧火来进行类比：木头是深层原因，干柴和纸张是中层原因，划火柴是突发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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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深层原因是均势结构的变迁和国内政治体系某些方面的变化。特别重要的因素包括德国力量的崛起，两极力量体系的出现，民族主义的兴起及其导致的两个衰落帝国的死亡，还有德国政治。中层原因包括德国的政策、和平自满情绪的增长以及领导人的个人特性。突发原因是弗兰茨·斐迪南在萨拉热窝被一个塞尔维亚的恐怖主义者刺杀，及其在严重的危机不稳定局势中得以迅速升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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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顾历史，历史事件看上去都是不可避免的。我们的确可以说，假如没有那次暗杀事件，其他某个突发事件也会发生。有的人说，突发事件就好比公共汽车，每隔10分钟一辆。因此，发生在萨拉热窝的那个特别的事件并没有那么重要，某个突发事件或许迟早都要发生。这样的观点可以用历史研究中的反事实推理方法来加以检验。我们仔细探讨这段历史的时候，可以提出”如果……那么……“和”要是……应该……“诸如此类的问题。如果没有发生萨拉热窝暗杀事件，那么结果会怎么样？要是社会民主党人在德国掌权，应该会出现什么样的局面？这里还有一个可能性的问题。由于深层和中层原因，发生战争的可能性是很大的，但是可能性很大并不等于是不可避免的。我们再用火来做比喻，木头和干柴可能放在一个地方很长时间了，但一直都没有被点燃。如果在某个人拿来火柴之前下了场雨，那么即使发生了萨拉热窝事件，也不会燃起大火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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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定在1914年并没有发生萨拉热窝事件，而且一直到1916年都没有发生危机，那么结果会是什么样的呢？一种可能是，俄国力量的增长会使德国不敢无所顾忌地支持奥匈帝国。在1914年，赫尔穆特·冯·毛奇（Helmuth von Moltke）将军和外交大臣哥特利波·冯·雅戈（Gottlieb von Jagow）这两位德国领导人在促使战争爆发上起了很大的作用，他们坚信德国与俄国的战争是不可避免的。他们很清楚，两线作战会出问题，德国应该先把一方击垮，然后再同另一方交战。俄国虽然国土较大，但是技术上很落后，而且交通系统也不发达，所以应该被列为第二次打击的目标。德国应当首先西进，击败法国。在西线获胜之后，德国才可以东进，来打击俄国。实际上，这就是”施利芬计划”（Schlieffen Plan，见图3.3），即德国总参谋部的战争计划，它要求借道比利时（侵犯比利时的中立地位）对法国发动闪电式的攻击，迅速击败法国，然后把矛头转向东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