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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派（revisionalist）主要是在20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发表著述，他们认为，冷战是由美国的扩张主义而非苏联的扩张主义所导致的。他们的证据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世界并不是两极的，苏联要比美国弱小得多，美国在二战中增强了实力，而且拥有核武器；而苏联的实力在战争中受到削弱，而且没有核武器。战争使苏联丧失了3000万人口，战争结束时，其工业产值只及1939年工业产值的一半。斯大林在1945年10月告诉美国驻苏大使埃夫里尔·哈里曼（Averell Harriman），苏联将致力于国内重建。不仅如此，修正派还指出，战后初期斯大林的对外行为是很有节制的：在中国，他试图限制毛泽东领导的共产党人的革命行为；在希腊内战中，他试图限制希腊共产党人的行为；而且他还允许匈牙利、捷克斯洛伐克和芬兰的非共产党政府继续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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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派分为两个分支派别，一派强调个人层次的解释，另外一派强调国家层次的解释。强调个人重要作用的修正派学者认为，1945年4月罗斯福去世是一个至关重要的事件，因为哈里·S.杜鲁门（Harry S. Truman）继任总统后，美国的政策变得比较强硬。1945年5月，美国突然停止执行战时租借援助计划，一些已经开往苏联港口的船只中途返回。在1945年7月的波茨坦会议上，杜鲁门故意在斯大林面前提到原子弹，以此吓唬这位苏联领导人。在美国国内，民主党逐渐从左倾和中间立场向右倾立场转变。1948年，杜鲁门解除了亨利·华莱士（Henry Wallace）的农业部长职务，后者主张美国同苏联维持良好的关系。与此同时，杜鲁门新任命的国防部长詹姆斯·福莱斯特尔（James Forrestal）则是一个强硬的反共分子。温和修正派认为，这些人事变动表明美国开始对苏联采取敌视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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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调国家层次因素重要作用的修正派学者的看法正好相反。他们认为，问题不在个人，而在美国资本主义的性质。例如加布里埃尔·科柯（Gabriel Kolko）、乔伊斯·科柯（Joyce Kolko）和威廉·A·威廉姆斯（William A. Williams）就认为，美国的经济性质决定着美国要采取扩张主义政策，以及确保资本主义而非民主在世界上享有安宁的环境。美国的经济霸权绝不能容忍任何国家建立起一个独立的经济区。美国领导人担心20世纪30年代危机的重演，如果没有对外贸易，一次新的大萧条就会来临。在这些修正派学者看来，援助欧洲的马歇尔计划就是美国经济扩张的一种方式。苏联人认识到马歇尔计划对其在东欧的势力范围构成了威胁，因此明智地拒绝参加该计划。用威廉姆斯的话来说，美国人总是主张在国际经济中实行门户开放政策，因为这样他们就可以闯进别人的门户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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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行于20世纪70年代末和80年代的后修正派（postrevisionist）以耶鲁大学历史学家约翰·刘易斯·加迪斯（John Lewis Gaddis）为代表，他们提出了另外一种观点，强调体系结构层次的解释。他们声称，不论传统派还是修正派的观点都是错误的，因为不能把发生冷战的责任归结于某个人或某一方。战后的两极均势结构决定了冷战是不可避免的，或者几乎是不可避免的。1939年的世界是个多极世界，存在着7个主要大国，而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只剩下美苏两个超级大国。两极结构加上欧洲国家的虚弱，造成了一个权力真空地带，并将美国和苏联拖入其中。后修正派因此认为，美国和苏联注定要发生冲突，追究发动冷战的责任是没有意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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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修正派也指出，在战争结束后，苏联和美国的目标是不同的。苏联更关心确保领土控制，既包括对本国的控制，也包括对缓冲区或者势力范围的控制。美国的主要兴趣在于建立一个自由的、根据规则治理的国际秩序。换句话说，美国的环境目标与苏联具体的领土占有目标发生冲突。美国倡导全球性的联合国制度，而苏联则努力巩固其在东欧的势力范围。然而，后修正派指出，这些风格上的区别并没有让美国人感到自己是伪善的，由于美国的盟友在表决中占有多数票，因此联合国使得美国获得了好处，而美国却不怎么受联合国的约束。苏联人在东欧拥有一个势力范围，美国人在西半球也拥有一个势力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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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修正派宣称，美国和苏联都注定要扩张，其原因不在于修正派所强调的经济决定论，而在于很早就有的、国家在一个无政府体系中所面临的安全困境。不论美国还是苏联都不允许对方主宰欧洲，就像雅典不允许科林斯控制科西拉的海军一样。后修正派为了证明这个论点，引用了斯大林在1945年对南斯拉夫领导人米洛凡·吉拉斯（Milovan Djilas）所讲的一段话：“这次战争和过去不同了。无论谁占领了领土，都会在那里强加它自己的社会制度。每个国家都把自己的制度强加于其军队所能到达的地方。”[1]换句话说，在一个意识形态两极化的世界中，一个强大的国家会在其势力范围内使用军事力量，按照自己的意象去重新塑造其他国家，以确保自身的安全。罗斯福在1944年秋天也说了一段类似的话：“在这次全球性的战争中，没有什么问题——不管是政治的还是军事的——是美国所不感兴趣的。”[2]后修正派指出，这种两极结构使得冲突呈螺旋状发展：一个国家的强硬路线导致另外一个国家也采取强硬路线。两个国家都把对方视为20世纪30年代的希特勒那样的敌手。随着双方认识的僵化，冷战不断深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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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斯福与斯大林：互不信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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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统的行为似乎表明，美国人相信真正的合作不管是在战时还是战后都是可以实现的。罗斯福显然忘记了（假设他曾经认识到），在斯大林眼里，他和希特勒并没有什么两样，两人都是强大的资本主义国家的头头，其长远的企图同克里姆林宫的目标是相抵触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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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威廉·陶布曼（William Taubman）：《斯大林的对外政策》[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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冷战结束以后，一些苏联时期的秘密档案开始被解密并为人们所知晓，它促使人们再次争论有关哪一方挑起冷战的问题。比如，约翰·刘易斯·加迪斯就越来越确信，苏联要对这场超级大国争斗的开启与性质负主要责任。他的论据包括斯大林和其他苏联领导人在意识形态上所持的僵硬立场，以及克里姆林宫顽固坚持在其势力范围内维持一个形式上的帝国。加迪斯的看法已经向传统派的观点靠拢，并引起了一些学者的质疑。这也就预示着，这场争论在可见的将来不会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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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斯福的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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富兰克林·罗斯福希望避免重蹈第一次世界大战的覆辙，因此他反对凡尔赛式的和平，而是坚持德国必须无条件投降。他希望建立起一个自由贸易体系，避免出现那种曾经在20世纪30年代破坏世界经济以及促使战争爆发的保护主义。美国要加入一个新型的、较强有力的国际联盟，其表现形式就是设有一个强有力的安全理事会的联合国组织。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的大部分时间里担任美国国务卿的科德尔·赫尔（Cordell Hull），是一位铁杆威尔逊主义者，美国的公众舆论也强烈支持联合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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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斯福为了实现自己的宏伟计划，在国内需要得到美国两党对其国际主张的支持。而在国外，他要让斯大林相信，加入联合国将保障苏联的安全利益。有人批评罗斯福的战后计划过于天真。罗斯福的计划并不天真，但他的某些策略确实是天真的。他对联合国寄予太大的期望，过高估计了美国孤立主义势力，而且最为重要的是，他过分低估了斯大林的敌意。罗斯福认为他可以用对待一位美国政治家的方式来对待斯大林，希望通过主动拥抱斯大林，来促进美苏双方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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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斯福没有充分认识到，斯大林及其追随者是极权主义者，“他以人民的名义，屠杀了无数的人；他为了防备希特勒的进攻，同希特勒签订了一项条约，和希特勒一起瓜分战利品，像希特勒一样驱赶、消灭或奴役其周边的民族；他在德国西进的时候袖手旁观，并且挖苦那些西方国家，而在希特勒东进的时候又指责西方国家没有向苏联提供足够的支持”[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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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斯福对斯大林的认识是不准确的，但是他并没有像后来某些人所说的那样，在1945年的雅尔塔会议上出卖了美国的利益。罗斯福并非在其政策的各方面都是天真的。他试图以经济援助换取苏联做出政治让步，并且拒绝同苏联人分享原子弹的秘密。对于战争结束后哪个国家应该在欧洲驻军和对该地区事务拥有发言权这个问题，他完全采取了现实主义的态度。罗斯福所犯的错误在于，他认为斯大林看世界的方式与自己一样，相信自己了解美国的国内政治，觉得可以用美国领导人那种调和分歧与增进友谊的政治技巧，与斯大林打交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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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大林的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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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斯大林来说，战后当务之急就是加强国内的控制。第二次世界大战给苏联所造成的严重损害，不仅包括前面已经提到过的人员的惨重损失和工业产量的大幅度下降，而且还包括共产主义意识形态影响的削弱。不少苏联人出于对斯大林高压统治的强烈不满，在战时同德国人合作，德国的入侵严重削弱了斯大林的控制权。在战争期间，斯大林借助民族主义来号召民众，因为共产主义意识形态的吸引力已经下降，不足以动员苏联人民。（那时的苏联人以及今天的俄罗斯人都把这场战争称为”伟大的卫国战争”。）战后，斯大林采取了孤立主义的政策，旨在消除来自欧洲和美国的外部影响。斯大林把美国当作敌手，以此让苏联人民不信任外国人，并且加强对苏联人民的集中控制。但是，这并不是说后来发生的冷战正是斯大林想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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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国际合作有助于苏联实现其在东欧的目标和从美国获得一些经济援助，那么斯大林愿意采取某些合作的态度。作为一个杰出的共产主义者，他相信美国会向苏联提供经济援助，因为资本主义国家必须向外输出资本，以解决国内需求不足的问题。斯大林还相信，资本主义制度的一场新的危机将在10年到15年内爆发，苏联到那个时候已经复兴，将在与资本主义国家不可避免要发生的冲突中占据有利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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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对外政策方面，斯大林既要维护自己在国内的地位，也要维护苏联通过1939年苏德条约所获得的在东欧的权益。斯大林也曾试探能否在其他地方扩展自己的影响，这样的举动在没有发生危机的时候更容易获得成功。1941年，斯大林告诉英国外交大臣安东尼·艾登（Anthony Eden），他喜欢算术，不喜欢代数。换句话说，他喜欢务实性的东西，不喜欢理论性的东西。所以，当温斯顿·丘吉尔提出一个有关瓜分战后巴尔干势力范围的方案时，斯大林做出了积极的反应。根据丘吉尔的这个方案，巴尔干有些国家属于英国的势力范围，有些国家属于苏联的势力范围，而英国和苏联在某些巴尔干国家中的影响力各占50%。战后初期，斯大林对中国、捷克斯洛伐克和匈牙利共产党人的支持都是有所节制的，这同斯大林喜欢以算术而非代数的方式追求目标的行为方式是相吻合的。斯大林是一位坚定的共产主义者，虽然他用共产主义的认识框架看世界，但是他经常采取务实的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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冲突的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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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期的冷战可以划分为三个阶段：1945—1947年是冷战的序幕和滑向冷战的阶段；1947—1949年是冷战开始阶段；1950—1962年是冷战高潮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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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是斯大林还是杜鲁门，都不愿意看到冷战的爆发。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杜鲁门就派罗斯福的助手哈里·霍普金斯（Harry Hopkins）出访莫斯科，寻求同苏联达成共识。即使是在波茨坦会议以后，杜鲁门依然把斯大林看作是一个稳健、温和的人。直到1949年，他还把斯大林比作自己在堪萨斯城的老朋友博斯·彭德格斯特（Boss Pendergast）。1946年，美国驻莫斯科使馆代办乔治·凯南向美国国务院发回一份电报，试图让美国决策者了解斯大林政权的真实性质与动机；温斯顿·丘吉尔则在密苏里的富尔敦发表了一个著名的演说，警告说一个”铁幕”已经降临欧洲。当国务卿詹姆斯·贝尔纳斯（James Byrnes）还在努力与苏联进行谈判、希望同苏联达成一项战后条约的时候，杜鲁门指派其助手克拉克·克利福德（Clark Clifford）准备一份有关苏联真实计划的报告。克利福德与一系列人士交换意见之后得出一个结论，即凯南的看法是正确的：苏联人会抓住一切代价不高的机会进行扩张。然而，杜鲁门在1946年12月看到这份报告后告诉克利福德，他不想让很多人知道该报告的结论，因为他还在努力遵循罗斯福的大政方针，尚未制定出一个新的战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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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6个问题促使美国最后调整了战略，导致冷战的爆发。第一是波兰和东欧问题。波兰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的一个催化因素，并且美国人认为，斯大林违背了战后在波兰举行自由选举的诺言。然而，斯大林的承诺是不甚清楚的。斯大林与罗斯福1943年在德黑兰会面的时候，罗斯福提出了波兰问题，但是他主要是出于1944年美国将进行总统选举的考虑，吁请斯大林允许波兰举行选举。罗斯福自己将参加总统选举，美国有许多美籍波兰裔选民，他需要向这部分选民承诺，波兰在战后将举行自由选举。斯大林从来就不担心苏联的选举，所以他对罗斯福的吁请并不是很在意。1945年2月的雅尔塔协定也比较含糊，斯大林极力按自己的需要来解释其含义，当苏联红军从波兰赶走德国人之后，苏联便在华沙建立了一个共产党政府。美国人感觉自己受到了欺骗，但是斯大林认为美国人会接受现实，因为是苏联军队解放了波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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