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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是东亚问题。直到战争结束的一个星期前，苏联在太平洋战争中还保持中立的态度。然后苏联就向日本宣战，并乘机从日本手中夺取中国东北、库页岛南部以及整个千岛群岛。在波茨坦会议上，苏联要求在日本获得一个占领区，就像美国拥有一个德国的占领区一样。杜鲁门的反应实际上是这样的：苏联人来迟了一步，所以不能获得一个占领区。从美国人的角度来看，这是十分合情合理的。然而，这不能不让苏联人联想起东欧的情形，美国要求在东欧举行自由选举和在东欧事务上拥有发言权，而苏联军队是最先到达这个地区的。因此，苏联人把远东情势与东欧情势相类比，而美国人则把远东发生的事视为苏联努力扩张其影响的又一个例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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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是原子弹问题。罗斯福已经决定美国不与苏联分享原子弹的秘密。今天，大多数的历史学家认为，杜鲁门下令在广岛和长崎投掷两颗原子弹，主要是为了使对日战争早点结束，而不是如一些修正派人士所说的旨在吓唬苏联。但是，他确实希望原子弹会产生一些政治效果。在波茨坦会议上，当杜鲁门告诉斯大林美国已经拥有原子弹的时候，斯大林脸上表情木然，显得若无其事。显然，斯大林事先已经通过自己的情报人员知晓了这个消息，但是他的镇定态度让美国人感到惊讶。1946年，美国提出了由联合国控制核武器的”巴鲁克计划”，斯大林对此表示断然拒绝，因为他想制造自己的核武器。在斯大林看来，处于国际控制下的原子弹仍然是美国的原子弹，因为只有美国人知道如何制造原子弹，苏联拥有原子弹更有助于维护自己的安全。苏联研制的原子弹终于在1949年爆炸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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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个问题涉及东地中海和中东国家。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前，英国在该地区具有很大的影响力。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在该地区发生了一些事件。首先是1946年3月苏联拒绝从伊朗北部撤军。美国在联合国的有关辩论中支持伊朗。苏联最后还是撤走了军队，但是这个事件让苏联人感到很不高兴。接着，苏联又对其南面的邻居土耳其施加压力，而且希腊共产党看上去快要获得希腊内战的胜利。这些事件让西方更加相信，苏联人正在扩张其势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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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上述每一个问题中都包含着某些误解的因素，但这6个问题都是实实在在的。这些问题可以通过协商和绥靖的方式得到解决吗？绥靖能起作用吗？或许不能。凯南声称，苏联人倾向于试探对方的每一个弱点。绥靖政策可能被视为一个弱点，从而招致苏联采取更多的试探行为。1946年6月，苏联前任外交部长马克西姆·李维诺夫（Maxim Litvinov）告诫美国国务卿不要做出让步，因为紧张关系的根源是”这里的主流意识形态观念，即共产主义世界和资本主义世界之间的冲突不可避免”，让步只会导致”西方将在或长或短的时间内面对越来越多的要求”。[5]绥靖政策或许并没有什么作用，但是强硬的讨价还价态度可能制约了某些事态的发展，导致冷战的爆发。如果美国在采取坚定立场的同时，对斯大林的机会主义行为采取一些安抚性的策略，并且做出愿意进行谈判的姿态，那么1945—1947年间的事态发展或许会更好一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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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个阶段，即1947—1949年的冷战开始阶段，是在希腊与土耳其问题出现后开始的（图5.1）。英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受到严重的削弱，觉得自己已经无力再向东地中海地区提供安全保障。美国面临着或者让该地区继续存在一个真空地带，或者取代英国，向希腊和土耳其提供援助的政策选择问题。介入这个地区的事务意味着美国要改变传统的对外政策轨道。杜鲁门不敢确定美国国内舆论是否会支持这么一个举动，当时人们仍然担心，孤立主义可能继续主导战后美国的对外政策。杜鲁门问来自密歇根州的共和党参议员阿瑟·范登堡（Arthur Vandenberg），参议院是否支持美国政府向希腊和土耳其提供援助？范登堡回答说，杜鲁门必须”让议员们感到害怕”，这样才可以使得国会支持政府改变美国传统对外政策。于是，杜鲁门在向国会解释政策变化的时候，没有提及通过援助希腊和土耳其来维持东地中海地区均势的必要性。相反，他却大谈美国需要支持各个地方热爱自由的人民。这种从道义和意识形态角度解释美国对外援助的做法被称为”杜鲁门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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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已经回到国务院任职的乔治·凯南，反对这种用意识形态语言表述对外政策的做法，认为它是没有限度的，会使美国陷入困境。显然，“杜鲁门主义”所表述的遏制政策包含着极其含糊不清的内容。美国到底是要遏制苏联的权力，还是要遏制共产主义意识形态呢？刚开始的时候，遏制苏联的权力和遏制共产主义似乎是一回事，但后来随着共产主义运动的分裂，这种含糊不清所造成的问题就很严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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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鲁门夸大了美国所面临的威胁，并且用意识形态的语言解释美国政策的变化，这种做法是错误的吗？一些观察家指出，在民主国家中改变公众舆论比在极权国家中改变政策要困难得多。他们声称，夸大威胁的做法加快了民主国家公众舆论的转变过程。为了让一辆狂奔中的马车掉转头，勒紧缰绳是十分必要的。不管夸大威胁的做法是否必要，它的确促使冷战的性质发生了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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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1欧洲冷战的早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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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7年6月，国务卿乔治·马歇尔（George Marshall）提出了一个援助欧洲的计划。按照马歇尔计划的最初建议，假如苏联和东欧国家愿意的话，它们可以参加该计划，但是斯大林向东欧国家施加了极大的压力，使它们不敢参加这个计划。在斯大林看来，马歇尔计划并不是美国慷慨大方的表现，而是一个经济大槌，它被用来破坏东欧作为苏联安全缓冲区的地位。在捷克斯洛伐克表示想得到美国的援助之后，斯大林加强了对东欧的控制，1948年2月，共产党完全掌握了捷克斯洛伐克的政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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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鲁门从这些事件中听到了20世纪30年代事态发展的回声。他开始担心斯大林可能成为另一个希特勒。美国提出了一个有关德国西区货币改革的计划，斯大林则以封锁柏林来加以回击。美国对柏林封锁的反应是实施空运和建立北大西洋公约组织（NATO）。双方针锋相对，冲突不断升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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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9年发生的两个令人震惊的事件使得冷战进入了最为僵硬的阶段。一个事件是苏联爆炸了第一颗原子弹，这比美国人预计的时间要早得多。另一个事件是中国共产党解放了中国（除了台湾）。美国人的惊慌心理表现在《国家安全委员会第68号文件》（NSC-68）这个绝密政策文件上，该文件预测，苏联在4年到5年内会发动一场进攻，这是它追求全球霸权计划的一个组成部分。NSC-68呼吁美国大幅度增加国防开支。杜鲁门由于受到财政问题的困扰，直到1950年6月朝鲜战争爆发后，才批准NSC-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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朝鲜战争所起的作用就如同往小火苗上浇汽油（图5.2）。它使得西方确信斯大林具有扩张主义野心，并导致美国杜鲁门政府大大增加国防预算。为什么斯大林允许朝鲜的行动呢？赫鲁晓夫在其回忆录中做这样的解释：朝鲜领导人金日成促使斯大林抓住统一朝鲜的时机。美国人曾经表示，朝鲜半岛不在其防御线之内，艾奇逊国务卿表明了这一立场，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也进行相应规划。对斯大林来说，朝鲜就像一个软腹部。但是，当朝鲜战争爆发之后，杜鲁门的反应是不由自主的，而非深思熟虑的。他想起了希特勒进军莱茵地区，并且想到了必须在各处反击侵略行为的格言。朝鲜战争所引发的历史类比，其作用之大让有关防御线的精心计划黯然失色。美国当时可以动员联合国安理会同意实施集体安全原则（美国之所以能够这样做，是因为当时苏联抵制安理会，当时联合国安理会未能给予中国共产党政权以合法地位，而让台湾当局享有合法席位），并且打着联合国的旗帜出兵朝鲜，把共产党人推回到”三八线”以北，“三八”线把朝鲜半岛分为南北两个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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朝鲜半岛与NSC-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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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SC-68的目的在于改变美国大众对政府的认识，让他们相信总统不仅可以做出一个决定，而且可将该决定加以实施。即使是这样，假如苏联人没有那么愚蠢地鼓动对韩国发动进攻和掀起”仇视美国”的运动，那么美国可能就难以在此后的几年里采取那些行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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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务卿迪安·艾奇逊：《参与创建》[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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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始的时候，朝鲜军队向南长驱直入，几乎到达半岛的最南端。但是，美国军队于1950年9月在朝鲜半岛中部的仁川登陆，切断了朝鲜人的退路。如果美国军队就地止步，那么就能因为恢复朝鲜半岛战前现状而成为胜利者。然而，杜鲁门迫于国内的压力，命令美军跨越”三八”线，追击朝鲜军队。在美国人逼近中朝界河鸭绿江后，中国共产党人开始介入，把联合国军队赶回到半岛的中部。双方在战争中相持了3年，最后于1953年签署了一项停战协定。美国开始卷入与中国的纠纷之中，共产主义世界看上去是铁板一块的。在美国国内，美国在战争中所遭受到的挫折使得国内发生分裂并使麦卡锡主义兴起。麦卡锡主义因来自威斯康辛州的参议员约瑟夫·麦卡锡（Joseph McCarthy）而得名，麦卡锡严厉指责所谓的美国国内的颠覆阴谋，然而他的指责并没有什么根据。冷战的营垒日益分明，两大集团之间的交流几乎完全中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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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2朝鲜战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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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解全球冲突与合作：理论与历史（第九版） [:17029236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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冷战是不可避免的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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冷战的爆发是不可避免的吗？假如我们把”不可避免”理解为”可能性很大”，那么后修正派的观点就是正确的。两极结构使得双方很可能被拖入欧洲的权力真空之中，并且很难从中摆脱出来。严重的意识形态对立限制了联合国的作用，阻碍了国际间的交流，造成国际体系的过程是不和缓的。在这样的体系条件之下，国际间的冲突会因为上述6个问题或其他某些问题而产生，而且很难得以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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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后修正派过于依赖体系层次的解释。冷战或许是不可避免的，但是冷战的激烈程度并非如此。不管怎么说，冷战具有几个不同的阶段。由于两极体系结构一直到1989年都没有发生变化，因此结构层次的分析不能解释为什么这场冲突会出现不同的阶段，也说明不了为什么它的激烈程度不是一成不变的。因此，个人以及国内政治起了很重要的作用。我们只有考察领导人的个性以及其所处的国内政治背景，才能真正地理解冷战。修正派关注国内问题的方法是正确的，但是他们错误地过分强调经济决定论。意识形态和国内政治中的夸大其词所起的作用更大。鉴于战后苏联的国内问题，斯大林利用了意识形态，而杜鲁门则为了让美国人民支持美国对外政策的转变，故意夸大美国所面临的威胁。把当前形势与20世纪30年代的形势相类比的思维方式，使得双方的立场更加僵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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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如果双方在各个不同的时期里选择其他的政策，那么这场冲突的激烈程度或许会减轻。比如，如果美国在1945—1947年间听从凯南的建议，采取较为强硬的反应措施，在1947—1950年间争取同苏联进行务实的谈判和相互沟通，那么冷战很可能不会发展到20世纪50年代初那样激烈的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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