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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1欧洲冷战的早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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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7年6月，国务卿乔治·马歇尔（George Marshall）提出了一个援助欧洲的计划。按照马歇尔计划的最初建议，假如苏联和东欧国家愿意的话，它们可以参加该计划，但是斯大林向东欧国家施加了极大的压力，使它们不敢参加这个计划。在斯大林看来，马歇尔计划并不是美国慷慨大方的表现，而是一个经济大槌，它被用来破坏东欧作为苏联安全缓冲区的地位。在捷克斯洛伐克表示想得到美国的援助之后，斯大林加强了对东欧的控制，1948年2月，共产党完全掌握了捷克斯洛伐克的政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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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鲁门从这些事件中听到了20世纪30年代事态发展的回声。他开始担心斯大林可能成为另一个希特勒。美国提出了一个有关德国西区货币改革的计划，斯大林则以封锁柏林来加以回击。美国对柏林封锁的反应是实施空运和建立北大西洋公约组织（NATO）。双方针锋相对，冲突不断升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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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9年发生的两个令人震惊的事件使得冷战进入了最为僵硬的阶段。一个事件是苏联爆炸了第一颗原子弹，这比美国人预计的时间要早得多。另一个事件是中国共产党解放了中国（除了台湾）。美国人的惊慌心理表现在《国家安全委员会第68号文件》（NSC-68）这个绝密政策文件上，该文件预测，苏联在4年到5年内会发动一场进攻，这是它追求全球霸权计划的一个组成部分。NSC-68呼吁美国大幅度增加国防开支。杜鲁门由于受到财政问题的困扰，直到1950年6月朝鲜战争爆发后，才批准NSC-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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朝鲜战争所起的作用就如同往小火苗上浇汽油（图5.2）。它使得西方确信斯大林具有扩张主义野心，并导致美国杜鲁门政府大大增加国防预算。为什么斯大林允许朝鲜的行动呢？赫鲁晓夫在其回忆录中做这样的解释：朝鲜领导人金日成促使斯大林抓住统一朝鲜的时机。美国人曾经表示，朝鲜半岛不在其防御线之内，艾奇逊国务卿表明了这一立场，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也进行相应规划。对斯大林来说，朝鲜就像一个软腹部。但是，当朝鲜战争爆发之后，杜鲁门的反应是不由自主的，而非深思熟虑的。他想起了希特勒进军莱茵地区，并且想到了必须在各处反击侵略行为的格言。朝鲜战争所引发的历史类比，其作用之大让有关防御线的精心计划黯然失色。美国当时可以动员联合国安理会同意实施集体安全原则（美国之所以能够这样做，是因为当时苏联抵制安理会，当时联合国安理会未能给予中国共产党政权以合法地位，而让台湾当局享有合法席位），并且打着联合国的旗帜出兵朝鲜，把共产党人推回到”三八线”以北，“三八”线把朝鲜半岛分为南北两个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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朝鲜半岛与NSC-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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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SC-68的目的在于改变美国大众对政府的认识，让他们相信总统不仅可以做出一个决定，而且可将该决定加以实施。即使是这样，假如苏联人没有那么愚蠢地鼓动对韩国发动进攻和掀起”仇视美国”的运动，那么美国可能就难以在此后的几年里采取那些行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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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务卿迪安·艾奇逊：《参与创建》[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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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始的时候，朝鲜军队向南长驱直入，几乎到达半岛的最南端。但是，美国军队于1950年9月在朝鲜半岛中部的仁川登陆，切断了朝鲜人的退路。如果美国军队就地止步，那么就能因为恢复朝鲜半岛战前现状而成为胜利者。然而，杜鲁门迫于国内的压力，命令美军跨越”三八”线，追击朝鲜军队。在美国人逼近中朝界河鸭绿江后，中国共产党人开始介入，把联合国军队赶回到半岛的中部。双方在战争中相持了3年，最后于1953年签署了一项停战协定。美国开始卷入与中国的纠纷之中，共产主义世界看上去是铁板一块的。在美国国内，美国在战争中所遭受到的挫折使得国内发生分裂并使麦卡锡主义兴起。麦卡锡主义因来自威斯康辛州的参议员约瑟夫·麦卡锡（Joseph McCarthy）而得名，麦卡锡严厉指责所谓的美国国内的颠覆阴谋，然而他的指责并没有什么根据。冷战的营垒日益分明，两大集团之间的交流几乎完全中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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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2朝鲜战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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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解全球冲突与合作：理论与历史（第九版） [:17029236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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冷战是不可避免的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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冷战的爆发是不可避免的吗？假如我们把”不可避免”理解为”可能性很大”，那么后修正派的观点就是正确的。两极结构使得双方很可能被拖入欧洲的权力真空之中，并且很难从中摆脱出来。严重的意识形态对立限制了联合国的作用，阻碍了国际间的交流，造成国际体系的过程是不和缓的。在这样的体系条件之下，国际间的冲突会因为上述6个问题或其他某些问题而产生，而且很难得以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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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后修正派过于依赖体系层次的解释。冷战或许是不可避免的，但是冷战的激烈程度并非如此。不管怎么说，冷战具有几个不同的阶段。由于两极体系结构一直到1989年都没有发生变化，因此结构层次的分析不能解释为什么这场冲突会出现不同的阶段，也说明不了为什么它的激烈程度不是一成不变的。因此，个人以及国内政治起了很重要的作用。我们只有考察领导人的个性以及其所处的国内政治背景，才能真正地理解冷战。修正派关注国内问题的方法是正确的，但是他们错误地过分强调经济决定论。意识形态和国内政治中的夸大其词所起的作用更大。鉴于战后苏联的国内问题，斯大林利用了意识形态，而杜鲁门则为了让美国人民支持美国对外政策的转变，故意夸大美国所面临的威胁。把当前形势与20世纪30年代的形势相类比的思维方式，使得双方的立场更加僵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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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如果双方在各个不同的时期里选择其他的政策，那么这场冲突的激烈程度或许会减轻。比如，如果美国在1945—1947年间听从凯南的建议，采取较为强硬的反应措施，在1947—1950年间争取同苏联进行务实的谈判和相互沟通，那么冷战很可能不会发展到20世纪50年代初那样激烈的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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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解全球冲突与合作：理论与历史（第九版） [:17029236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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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的层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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冷战的起源可以从几个不同的意象或者分析层次加以解释，如图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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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3 冷战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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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历克西斯·德·托克维尔（Alexis de Tocqueville，1805—1859）在19世纪时就预言，俄国和美国注定要成为世界上两个最强大的国家。现实主义者可能因此预言，这两个国家将陷于某种形式的冲突之中。当然，1917年的布尔什维克革命，给这场冲突增加了意识形态内涵。伍德罗·威尔逊最初获知俄国革命的消息后，对俄国人民的民主精神大加赞扬。但美国人很快就开始谴责布尔什维克党人处死沙皇、没收私人财产以及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同德国人合作等行为。美国派了一小支军队参加盟国干涉俄国的行动，声称这样做的动机是想让俄国继续参加对德作战，但是苏联人却把这一干涉行动的目的解释为西方国家企图把共产主义政权扼杀在摇篮之中。尽管两国关系中存在着这些不和谐的因素，但美国和苏联在两次世界大战的间歇期并没有发生冲突，还在20世纪40年代上半叶成为盟友。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其他大国权力的衰落所导致的两极结构以及权力真空地带的出现，改变了美苏两国之间的关系。而在此之前，虽然美苏相互不信任，但是两国相距甚远。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前，两国避免相互接触，但是在1945年以后，它们开始近距离地相互面对，欧洲被一分为二，严重的冲突在1947年后开始出现了。一些人在思考这么一个问题，即这种局面是否为两极结构的必然产物？不管怎么说，苏联是一个陆上强国，而美国则是一个海上强国，为什么它们不能像熊和鲸鱼一样进行劳动分工、各自生活在自己的空间里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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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案在于，世界政治的重要赌注或者那些可以影响均势的国家（特别是欧洲国家和日本），正好位于苏联的边缘地带。正如乔治·凯南在战后所指出的，世界上有4个地区具有技术和工业方面的创造力，它们的同盟倾向将左右全球的均势。这4个地区是美国、苏联、欧洲和日本。美国同欧洲和日本结盟，共同反对苏联，无疑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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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系层次的解释预测冲突必然发生，但是它无法说明冲突的强度有多大（参见图5.2）。为此，我们需要超越体系层次的分析，从国家与个人层次探讨问题，以及了解建构主义者的解释。在国家层次上，这两个国家是截然不同的。简单来说，苏联的政治文化及其在外交中的表现，是由俄国传统以及共产主义意识形态这两个方面的根源所决定的。建构主义者指出，俄国的政治文化具有如下几个特征：强调专制而非民主，渴望有一个强硬的领导人，害怕出现无政府状态（因为俄国是一个幅员辽阔的大国，它担心无政府状态与异己分子的存在会导致帝国的解体）；担忧外来入侵（俄国是一个在地理上很脆弱的陆上大国，在过去几个世纪里多次遭受邻国的侵略）；希望甩掉落后的帽子（自从彼得大帝以来，俄国人一直努力证明自己的国家在国际竞争中具有活力）以及崇尚秘密（试图掩盖俄国社会生活中的阴暗面）。除此之外，共产主义制度以阶级的权利而不是个人的权利为正义的基础。个人或者社会应当起的作用，就是使无产阶级或者工人阶级成为领导力量，因为无产阶级或工人阶级被认为代表着历史发展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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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识形态因素增强了苏联对外扩张的倾向，并且使得苏联的对外政策过程是秘密的，受到严密控制的。这种对外政策既有优点，也有弱点。斯大林在1939年之所以能够迅速地与希特勒签订条约，正是由于苏联对外政策的优点。斯大林可以不受公众舆论的制约，他也不需要担心官僚机构会拖自己的后腿。他可以随心所欲地迅速同希特勒签订条约，而此吋的英国和法国领导人还拿不定主意是否同苏联打交道。然而，当1941年希特勒进攻苏联之后，苏联对外政策中的弱点也就暴露无遗。斯大林不敢相信希特勒会那么做，于是他在此后的一个多星期里，处于情绪极度消沉的状态。其下属中没有一个人敢站出来填补领导真空，其结果是，苏联的军事防御在战争刚爆发的时候遭受了毁灭性的打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