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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如果双方在各个不同的时期里选择其他的政策，那么这场冲突的激烈程度或许会减轻。比如，如果美国在1945—1947年间听从凯南的建议，采取较为强硬的反应措施，在1947—1950年间争取同苏联进行务实的谈判和相互沟通，那么冷战很可能不会发展到20世纪50年代初那样激烈的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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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解全球冲突与合作：理论与历史（第九版） [:17029236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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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的层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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冷战的起源可以从几个不同的意象或者分析层次加以解释，如图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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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3 冷战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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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历克西斯·德·托克维尔（Alexis de Tocqueville，1805—1859）在19世纪时就预言，俄国和美国注定要成为世界上两个最强大的国家。现实主义者可能因此预言，这两个国家将陷于某种形式的冲突之中。当然，1917年的布尔什维克革命，给这场冲突增加了意识形态内涵。伍德罗·威尔逊最初获知俄国革命的消息后，对俄国人民的民主精神大加赞扬。但美国人很快就开始谴责布尔什维克党人处死沙皇、没收私人财产以及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同德国人合作等行为。美国派了一小支军队参加盟国干涉俄国的行动，声称这样做的动机是想让俄国继续参加对德作战，但是苏联人却把这一干涉行动的目的解释为西方国家企图把共产主义政权扼杀在摇篮之中。尽管两国关系中存在着这些不和谐的因素，但美国和苏联在两次世界大战的间歇期并没有发生冲突，还在20世纪40年代上半叶成为盟友。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其他大国权力的衰落所导致的两极结构以及权力真空地带的出现，改变了美苏两国之间的关系。而在此之前，虽然美苏相互不信任，但是两国相距甚远。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前，两国避免相互接触，但是在1945年以后，它们开始近距离地相互面对，欧洲被一分为二，严重的冲突在1947年后开始出现了。一些人在思考这么一个问题，即这种局面是否为两极结构的必然产物？不管怎么说，苏联是一个陆上强国，而美国则是一个海上强国，为什么它们不能像熊和鲸鱼一样进行劳动分工、各自生活在自己的空间里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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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案在于，世界政治的重要赌注或者那些可以影响均势的国家（特别是欧洲国家和日本），正好位于苏联的边缘地带。正如乔治·凯南在战后所指出的，世界上有4个地区具有技术和工业方面的创造力，它们的同盟倾向将左右全球的均势。这4个地区是美国、苏联、欧洲和日本。美国同欧洲和日本结盟，共同反对苏联，无疑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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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系层次的解释预测冲突必然发生，但是它无法说明冲突的强度有多大（参见图5.2）。为此，我们需要超越体系层次的分析，从国家与个人层次探讨问题，以及了解建构主义者的解释。在国家层次上，这两个国家是截然不同的。简单来说，苏联的政治文化及其在外交中的表现，是由俄国传统以及共产主义意识形态这两个方面的根源所决定的。建构主义者指出，俄国的政治文化具有如下几个特征：强调专制而非民主，渴望有一个强硬的领导人，害怕出现无政府状态（因为俄国是一个幅员辽阔的大国，它担心无政府状态与异己分子的存在会导致帝国的解体）；担忧外来入侵（俄国是一个在地理上很脆弱的陆上大国，在过去几个世纪里多次遭受邻国的侵略）；希望甩掉落后的帽子（自从彼得大帝以来，俄国人一直努力证明自己的国家在国际竞争中具有活力）以及崇尚秘密（试图掩盖俄国社会生活中的阴暗面）。除此之外，共产主义制度以阶级的权利而不是个人的权利为正义的基础。个人或者社会应当起的作用，就是使无产阶级或者工人阶级成为领导力量，因为无产阶级或工人阶级被认为代表着历史发展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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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识形态因素增强了苏联对外扩张的倾向，并且使得苏联的对外政策过程是秘密的，受到严密控制的。这种对外政策既有优点，也有弱点。斯大林在1939年之所以能够迅速地与希特勒签订条约，正是由于苏联对外政策的优点。斯大林可以不受公众舆论的制约，他也不需要担心官僚机构会拖自己的后腿。他可以随心所欲地迅速同希特勒签订条约，而此吋的英国和法国领导人还拿不定主意是否同苏联打交道。然而，当1941年希特勒进攻苏联之后，苏联对外政策中的弱点也就暴露无遗。斯大林不敢相信希特勒会那么做，于是他在此后的一个多星期里，处于情绪极度消沉的状态。其下属中没有一个人敢站出来填补领导真空，其结果是，苏联的军事防御在战争刚爆发的时候遭受了毁灭性的打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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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此相反，美国的政治文化强调自由民主、多样性和权力分散。美国人不仅不用为自己国家的落后状况而汗颜，相反会为美国在技术和经济上所取得的成就而感到自豪。美国不用真正担忧外来入侵，这是因为其邻国皆较弱小（它们因而容易受到美国的攻击），两个大洋把美国与其他大国隔开，而且英国海军也曾经阻止其他国家插手西半球。美国是一个开放的国家，政府文件经常在出笼几天或者几个星期之后，就能为新闻界所获得。美国社会十分重视个人的正义，不强调阶级的正义。基于此种政治文化的对外政策强调道义感和公开性，而且总是在内向和外向两种倾向之间来回摇摆不定。其结果是，美国对外政策的过程常常是前后不一致、缺乏连贯性的。然而，硬币还有它的另一面。公开性和多样性的优点经常能保证美国避免犯更大的错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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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两个结构迥异、对外政策过程不同的社会不能够相互理解，这一点都不让建构主义者感到奇怪。我们从20世纪40年代杜鲁门和罗斯福同斯大林打交道的方式中可以找到这样的例子。在冷战期间，美国很难理解苏联，因为后者就像是一个暗箱。美国领导人只能看到进出暗箱的东西，不知道暗箱里面所发生的事。美国同样也让苏联人难以理解。美国就像一个发出噪音的机器，它产生的背景声音太杂了，让人很难听清真正的信号音。也就是说，过多的人在谈论太多的事情。因此，苏联人经常搞不清楚美国人的真正目的是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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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解全球冲突与合作：理论与历史（第九版） [:17029236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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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和苏联在冷战中的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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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联经常被指责为一个扩张主义国家和革命国家，而不是一个满足现状的国家。然而，后修正主义者的观点更精细，也更准确。在他们看来，苏联事实上更倾向于追求具体目标或占有目标，而美国则倾向于追求抽象或环境目标。我们从斯大林、丘吉尔和罗斯福在雅尔塔谈判桌上所提出的目标中可以看出这种区别。斯大林在雅尔塔的目标十分明确，即从德国和波兰获得权益。罗斯福想建立联合国和开放的国际经济制度。（丘吉尔的目标是帮助法国重建，以便在美国军队”回家”之后抗衡苏联。）从某种意义上说，斯大林的战后目标属于俄罗斯帝国的传统目标，他想保留通过苏德条约所获得的权益。斯大林的目标和彼得大帝的目标十分相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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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些美国人认为，苏联人和希特勒一样，都是扩张主义者，旨在建立世界霸权。也有人认为，苏联人主要是追求安全，其扩张是为了防御。苏联的扩张主义至少在两个方面和希特勒的扩张主义有所不同。第一，苏联不好战，它不想介入战争。希特勒入侵波兰的时候，担心西方国家建议同他再签署一个慕尼黑协定，而他真正想要的却是战争，以此为其法西斯主义歌功颂德。第二，苏联采取了谨慎小心的机会主义态度，不会轻率地采取冒险行动。冒险主义被认为是一种同共产主义相违背的罪恶，因为它可能打乱历史发展的进程。苏联在冷战时期，从未像希特勒那样好战与鲁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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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我们也不能说苏联的行为完全是防御性的。伯罗奔尼撒战争告诉我们，在两极世界中很难区分进攻与防御行为。某些行为的动机是防御性的，但可能对对方极具威胁。而且，防御性的扩张主义或帝国主义的传统由来已久。比如在19世纪，英国开始进入埃及的目的是为了保护通往印度的航线。在夺取埃及之后，英国人又认为应该占领苏丹以保护埃及，接着再觉得有必要吞并乌干达来保护苏联。在占领乌干达之后，英国又不得不夺取肯尼亚，以建设一条铁路来保护乌干达。吃得越多，胃口越大，安全困境被用来说明不断扩张的合理性。苏联还用解放全世界的工人阶级这个共产主义意识形态目标，为其扩张行为寻找合法依据。简言之，苏联在冷战时期是一个扩张主义国家，但是其扩张行为是小心谨慎和机会主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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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的目标是什么呢？在冷战时期，美国政府想遏制苏联。但是，遏制政策有两个十分含糊不清的地方。其一是目标问题：到底是遏制苏联权力还是遏制共产主义？第二个是手段问题：到底是使用资源阻止苏联的任何一次扩张行为，还是仅仅在对均势至关重要的地区遏制苏联的扩张行为呢？在朝鲜战争爆发以前，人们就遏制手段和目标含糊不清的问题进行过激烈的争论。乔治·凯南批评杜鲁门所提出的那种毫无限制的遏制政策。凯南自己的遏制思想与古典外交思想相吻合。它不太强调军事手段，而且地点是有所选择的。南斯拉夫就是一个极好的例子。1948年，铁托因为反对苏联控制南斯拉夫的对外政策以及南斯拉夫向希腊共产党人提供军事援助问题，而同斯大林决裂。从遏制的意识形态角度来看，美国不应该支持南斯拉夫，因为后者是一个共产党国家。从遏制的均势角度来看，美国应该支持南斯拉夫，以此削弱苏联的权力。美国实际上就是采取了后一种政策选择。尽管”杜鲁门主义”提出要保护各个地方热爱自由的人民，美国还是向一个共产党国家提供了军事援助。美国这样做是出于均势的考虑，它大大削弱了苏联在欧洲的势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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凯南有关遏制的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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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美国单枪匹马就能决定共产主义运动的命运，并很快使得苏联政权垮台，这是夸大其词的。但是，美国的确能够对苏联的政策施加极大的压力，迫使克里姆林宫的行为比近年来的所作所为更加温和与克制，从而最终导致苏联政权的垮台或者逐渐软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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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乔治·凯南：《苏联行为的根源》[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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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在朝鲜战争爆发后，凯南的遏制主张失去了说服力。在当时，NSC-68有关苏联扩张主义的预言似乎得到了证实。在中国人加入朝鲜战争之后，共产主义世界看上去是铁板一块的，有关遏制的言论强调阻止共产主义扩张这个意识形态目标。正是在这个背景之下，美国犯了一个严重的错误，开始介入越南的内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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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续阅读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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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obert J. McMahon， The Cold War：A Very Short Introduction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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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John Lewis Gaddis， The Cold War：A New History（York： Penguin， 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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