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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案在于,世界政治的重要赌注或者那些可以影响均势的国家(特别是欧洲国家和日本),正好位于苏联的边缘地带。正如乔治·凯南在战后所指出的,世界上有4个地区具有技术和工业方面的创造力,它们的同盟倾向将左右全球的均势。这4个地区是美国、苏联、欧洲和日本。美国同欧洲和日本结盟,共同反对苏联,无疑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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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系层次的解释预测冲突必然发生,但是它无法说明冲突的强度有多大(参见图5.2)。为此,我们需要超越体系层次的分析,从国家与个人层次探讨问题,以及了解建构主义者的解释。在国家层次上,这两个国家是截然不同的。简单来说,苏联的政治文化及其在外交中的表现,是由俄国传统以及共产主义意识形态这两个方面的根源所决定的。建构主义者指出,俄国的政治文化具有如下几个特征:强调专制而非民主,渴望有一个强硬的领导人,害怕出现无政府状态(因为俄国是一个幅员辽阔的大国,它担心无政府状态与异己分子的存在会导致帝国的解体);担忧外来入侵(俄国是一个在地理上很脆弱的陆上大国,在过去几个世纪里多次遭受邻国的侵略);希望甩掉落后的帽子(自从彼得大帝以来,俄国人一直努力证明自己的国家在国际竞争中具有活力)以及崇尚秘密(试图掩盖俄国社会生活中的阴暗面)。除此之外,共产主义制度以阶级的权利而不是个人的权利为正义的基础。个人或者社会应当起的作用,就是使无产阶级或者工人阶级成为领导力量,因为无产阶级或工人阶级被认为代表着历史发展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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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识形态因素增强了苏联对外扩张的倾向,并且使得苏联的对外政策过程是秘密的,受到严密控制的。这种对外政策既有优点,也有弱点。斯大林在1939年之所以能够迅速地与希特勒签订条约,正是由于苏联对外政策的优点。斯大林可以不受公众舆论的制约,他也不需要担心官僚机构会拖自己的后腿。他可以随心所欲地迅速同希特勒签订条约,而此吋的英国和法国领导人还拿不定主意是否同苏联打交道。然而,当1941年希特勒进攻苏联之后,苏联对外政策中的弱点也就暴露无遗。斯大林不敢相信希特勒会那么做,于是他在此后的一个多星期里,处于情绪极度消沉的状态。其下属中没有一个人敢站出来填补领导真空,其结果是,苏联的军事防御在战争刚爆发的时候遭受了毁灭性的打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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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此相反,美国的政治文化强调自由民主、多样性和权力分散。美国人不仅不用为自己国家的落后状况而汗颜,相反会为美国在技术和经济上所取得的成就而感到自豪。美国不用真正担忧外来入侵,这是因为其邻国皆较弱小(它们因而容易受到美国的攻击),两个大洋把美国与其他大国隔开,而且英国海军也曾经阻止其他国家插手西半球。美国是一个开放的国家,政府文件经常在出笼几天或者几个星期之后,就能为新闻界所获得。美国社会十分重视个人的正义,不强调阶级的正义。基于此种政治文化的对外政策强调道义感和公开性,而且总是在内向和外向两种倾向之间来回摇摆不定。其结果是,美国对外政策的过程常常是前后不一致、缺乏连贯性的。然而,硬币还有它的另一面。公开性和多样性的优点经常能保证美国避免犯更大的错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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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两个结构迥异、对外政策过程不同的社会不能够相互理解,这一点都不让建构主义者感到奇怪。我们从20世纪40年代杜鲁门和罗斯福同斯大林打交道的方式中可以找到这样的例子。在冷战期间,美国很难理解苏联,因为后者就像是一个暗箱。美国领导人只能看到进出暗箱的东西,不知道暗箱里面所发生的事。美国同样也让苏联人难以理解。美国就像一个发出噪音的机器,它产生的背景声音太杂了,让人很难听清真正的信号音。也就是说,过多的人在谈论太多的事情。因此,苏联人经常搞不清楚美国人的真正目的是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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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和苏联在冷战中的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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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联经常被指责为一个扩张主义国家和革命国家,而不是一个满足现状的国家。然而,后修正主义者的观点更精细,也更准确。在他们看来,苏联事实上更倾向于追求具体目标或占有目标,而美国则倾向于追求抽象或环境目标。我们从斯大林、丘吉尔和罗斯福在雅尔塔谈判桌上所提出的目标中可以看出这种区别。斯大林在雅尔塔的目标十分明确,即从德国和波兰获得权益。罗斯福想建立联合国和开放的国际经济制度。(丘吉尔的目标是帮助法国重建,以便在美国军队”回家”之后抗衡苏联。)从某种意义上说,斯大林的战后目标属于俄罗斯帝国的传统目标,他想保留通过苏德条约所获得的权益。斯大林的目标和彼得大帝的目标十分相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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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些美国人认为,苏联人和希特勒一样,都是扩张主义者,旨在建立世界霸权。也有人认为,苏联人主要是追求安全,其扩张是为了防御。苏联的扩张主义至少在两个方面和希特勒的扩张主义有所不同。第一,苏联不好战,它不想介入战争。希特勒入侵波兰的时候,担心西方国家建议同他再签署一个慕尼黑协定,而他真正想要的却是战争,以此为其法西斯主义歌功颂德。第二,苏联采取了谨慎小心的机会主义态度,不会轻率地采取冒险行动。冒险主义被认为是一种同共产主义相违背的罪恶,因为它可能打乱历史发展的进程。苏联在冷战时期,从未像希特勒那样好战与鲁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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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我们也不能说苏联的行为完全是防御性的。伯罗奔尼撒战争告诉我们,在两极世界中很难区分进攻与防御行为。某些行为的动机是防御性的,但可能对对方极具威胁。而且,防御性的扩张主义或帝国主义的传统由来已久。比如在19世纪,英国开始进入埃及的目的是为了保护通往印度的航线。在夺取埃及之后,英国人又认为应该占领苏丹以保护埃及,接着再觉得有必要吞并乌干达来保护苏联。在占领乌干达之后,英国又不得不夺取肯尼亚,以建设一条铁路来保护乌干达。吃得越多,胃口越大,安全困境被用来说明不断扩张的合理性。苏联还用解放全世界的工人阶级这个共产主义意识形态目标,为其扩张行为寻找合法依据。简言之,苏联在冷战时期是一个扩张主义国家,但是其扩张行为是小心谨慎和机会主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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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的目标是什么呢?在冷战时期,美国政府想遏制苏联。但是,遏制政策有两个十分含糊不清的地方。其一是目标问题:到底是遏制苏联权力还是遏制共产主义?第二个是手段问题:到底是使用资源阻止苏联的任何一次扩张行为,还是仅仅在对均势至关重要的地区遏制苏联的扩张行为呢?在朝鲜战争爆发以前,人们就遏制手段和目标含糊不清的问题进行过激烈的争论。乔治·凯南批评杜鲁门所提出的那种毫无限制的遏制政策。凯南自己的遏制思想与古典外交思想相吻合。它不太强调军事手段,而且地点是有所选择的。南斯拉夫就是一个极好的例子。1948年,铁托因为反对苏联控制南斯拉夫的对外政策以及南斯拉夫向希腊共产党人提供军事援助问题,而同斯大林决裂。从遏制的意识形态角度来看,美国不应该支持南斯拉夫,因为后者是一个共产党国家。从遏制的均势角度来看,美国应该支持南斯拉夫,以此削弱苏联的权力。美国实际上就是采取了后一种政策选择。尽管”杜鲁门主义”提出要保护各个地方热爱自由的人民,美国还是向一个共产党国家提供了军事援助。美国这样做是出于均势的考虑,它大大削弱了苏联在欧洲的势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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凯南有关遏制的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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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美国单枪匹马就能决定共产主义运动的命运,并很快使得苏联政权垮台,这是夸大其词的。但是,美国的确能够对苏联的政策施加极大的压力,迫使克里姆林宫的行为比近年来的所作所为更加温和与克制,从而最终导致苏联政权的垮台或者逐渐软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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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乔治·凯南:《苏联行为的根源》[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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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在朝鲜战争爆发后,凯南的遏制主张失去了说服力。在当时,NSC-68有关苏联扩张主义的预言似乎得到了证实。在中国人加入朝鲜战争之后,共产主义世界看上去是铁板一块的,有关遏制的言论强调阻止共产主义扩张这个意识形态目标。正是在这个背景之下,美国犯了一个严重的错误,开始介入越南的内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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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续阅读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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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obert J. McMahon, The Cold War:A Very Short Introduction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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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John Lewis Gaddis, The Cold War:A New History(York: Penguin, 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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遏制行动:越南战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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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在将近20年的时间里(1955—1973),努力阻止共产党人控制越南,为此导致58000名美国人丧生,200—300万的越南人失去生命,美国花费了6000亿美元,美国国内出现了动荡局势,遏制政策因此失去民众的支持。美国除了在南越遏制共产主义,还在世界其他地方采取类似的行动,因为美国担心,假如它不能遏制共产主义的扩张,美国的信誉将受到损害。在胡志明的领导下,越南成功挫败了法国在二战结束后使越南重新殖民化的企图,1954年的日内瓦国际会议把越南划分为两部分,北面是共产党国家北越,其首都位于河内,南面是非共产党国家南越,其首都位于西贡(即今日的胡志明市)。越南战争始于这两个政府之间的内战,南越政权努力抵制北越”统一祖国”的行动。在美国的支持之下,南越成功地阻止了一次有关统一的全民公决,尽管它在日内瓦会议上赞同举行全民公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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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干涉越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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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派遣军队到越南,试图扭转当地斗争的局面,结果美国的行为给越南人民带来了死亡和痛苦。正如最后结局所表明的,美国最终未能扭转局面,它只能推迟这种局面的终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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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这些反对越战但又不希望共产党获胜的人处于一种困难的境地,即提不出能够令人满意的结束战争的方案——因为这场战争根本就不可能再有令人满意的结局。而且我们在提出自己相对复杂点的想法的时候,处于很难受的境地,因为当时绝大多数美国人,不管是主战派还是反战人士,只要那种简单明了的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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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文·豪(Irving Howe),迈克尔·沃尔泽:《我们在越南问题上犯错误了吗?》[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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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从冷战的角度看待越南的冲突,即把它视为共产党国家对非共产党国家的侵略。美国担心,假如南越陷落的话,那么东南亚的其他非共产党国家就会像多米诺骨牌倒塌一样而垮台。北越政府及其南越的盟友(民族解放阵线或者NLF,美国人通常称之为”越共”)则把这场战争看作是争取独立和自决的反法斗争的继续。经过15年的战争,美国在1973年签署巴黎和平条约之后停止其在越南的直接干涉行动。北越和南越之间的战争一直持续到1975年河内统一越南为止。然而,统一后的越南不仅没有导致多米诺骨牌倒塌,反而与其共产党邻国(柬埔寨和中国)发生了战争。假如美国当初从民族主义和自决的角度认识越南冲突,那么就可能以均势的视角看待这场冲突,并且以跳棋而非多米诺骨牌的比喻来指导自己的政策。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今天的越南共产党政府与美国保持着良好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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