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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和苏联在冷战中的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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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联经常被指责为一个扩张主义国家和革命国家，而不是一个满足现状的国家。然而，后修正主义者的观点更精细，也更准确。在他们看来，苏联事实上更倾向于追求具体目标或占有目标，而美国则倾向于追求抽象或环境目标。我们从斯大林、丘吉尔和罗斯福在雅尔塔谈判桌上所提出的目标中可以看出这种区别。斯大林在雅尔塔的目标十分明确，即从德国和波兰获得权益。罗斯福想建立联合国和开放的国际经济制度。（丘吉尔的目标是帮助法国重建，以便在美国军队”回家”之后抗衡苏联。）从某种意义上说，斯大林的战后目标属于俄罗斯帝国的传统目标，他想保留通过苏德条约所获得的权益。斯大林的目标和彼得大帝的目标十分相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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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些美国人认为，苏联人和希特勒一样，都是扩张主义者，旨在建立世界霸权。也有人认为，苏联人主要是追求安全，其扩张是为了防御。苏联的扩张主义至少在两个方面和希特勒的扩张主义有所不同。第一，苏联不好战，它不想介入战争。希特勒入侵波兰的时候，担心西方国家建议同他再签署一个慕尼黑协定，而他真正想要的却是战争，以此为其法西斯主义歌功颂德。第二，苏联采取了谨慎小心的机会主义态度，不会轻率地采取冒险行动。冒险主义被认为是一种同共产主义相违背的罪恶，因为它可能打乱历史发展的进程。苏联在冷战时期，从未像希特勒那样好战与鲁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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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我们也不能说苏联的行为完全是防御性的。伯罗奔尼撒战争告诉我们，在两极世界中很难区分进攻与防御行为。某些行为的动机是防御性的，但可能对对方极具威胁。而且，防御性的扩张主义或帝国主义的传统由来已久。比如在19世纪，英国开始进入埃及的目的是为了保护通往印度的航线。在夺取埃及之后，英国人又认为应该占领苏丹以保护埃及，接着再觉得有必要吞并乌干达来保护苏联。在占领乌干达之后，英国又不得不夺取肯尼亚，以建设一条铁路来保护乌干达。吃得越多，胃口越大，安全困境被用来说明不断扩张的合理性。苏联还用解放全世界的工人阶级这个共产主义意识形态目标，为其扩张行为寻找合法依据。简言之，苏联在冷战时期是一个扩张主义国家，但是其扩张行为是小心谨慎和机会主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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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的目标是什么呢？在冷战时期，美国政府想遏制苏联。但是，遏制政策有两个十分含糊不清的地方。其一是目标问题：到底是遏制苏联权力还是遏制共产主义？第二个是手段问题：到底是使用资源阻止苏联的任何一次扩张行为，还是仅仅在对均势至关重要的地区遏制苏联的扩张行为呢？在朝鲜战争爆发以前，人们就遏制手段和目标含糊不清的问题进行过激烈的争论。乔治·凯南批评杜鲁门所提出的那种毫无限制的遏制政策。凯南自己的遏制思想与古典外交思想相吻合。它不太强调军事手段，而且地点是有所选择的。南斯拉夫就是一个极好的例子。1948年，铁托因为反对苏联控制南斯拉夫的对外政策以及南斯拉夫向希腊共产党人提供军事援助问题，而同斯大林决裂。从遏制的意识形态角度来看，美国不应该支持南斯拉夫，因为后者是一个共产党国家。从遏制的均势角度来看，美国应该支持南斯拉夫，以此削弱苏联的权力。美国实际上就是采取了后一种政策选择。尽管”杜鲁门主义”提出要保护各个地方热爱自由的人民，美国还是向一个共产党国家提供了军事援助。美国这样做是出于均势的考虑，它大大削弱了苏联在欧洲的势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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凯南有关遏制的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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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美国单枪匹马就能决定共产主义运动的命运，并很快使得苏联政权垮台，这是夸大其词的。但是，美国的确能够对苏联的政策施加极大的压力，迫使克里姆林宫的行为比近年来的所作所为更加温和与克制，从而最终导致苏联政权的垮台或者逐渐软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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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乔治·凯南：《苏联行为的根源》[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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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在朝鲜战争爆发后，凯南的遏制主张失去了说服力。在当时，NSC-68有关苏联扩张主义的预言似乎得到了证实。在中国人加入朝鲜战争之后，共产主义世界看上去是铁板一块的，有关遏制的言论强调阻止共产主义扩张这个意识形态目标。正是在这个背景之下，美国犯了一个严重的错误，开始介入越南的内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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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续阅读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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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obert J. McMahon， The Cold War：A Very Short Introduction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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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John Lewis Gaddis， The Cold War：A New History（York： Penguin， 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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遏制行动：越南战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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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在将近20年的时间里（1955—1973），努力阻止共产党人控制越南，为此导致58000名美国人丧生，200—300万的越南人失去生命，美国花费了6000亿美元，美国国内出现了动荡局势，遏制政策因此失去民众的支持。美国除了在南越遏制共产主义，还在世界其他地方采取类似的行动，因为美国担心，假如它不能遏制共产主义的扩张，美国的信誉将受到损害。在胡志明的领导下，越南成功挫败了法国在二战结束后使越南重新殖民化的企图，1954年的日内瓦国际会议把越南划分为两部分，北面是共产党国家北越，其首都位于河内，南面是非共产党国家南越，其首都位于西贡（即今日的胡志明市）。越南战争始于这两个政府之间的内战，南越政权努力抵制北越”统一祖国”的行动。在美国的支持之下，南越成功地阻止了一次有关统一的全民公决，尽管它在日内瓦会议上赞同举行全民公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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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干涉越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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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派遣军队到越南，试图扭转当地斗争的局面，结果美国的行为给越南人民带来了死亡和痛苦。正如最后结局所表明的，美国最终未能扭转局面，它只能推迟这种局面的终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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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这些反对越战但又不希望共产党获胜的人处于一种困难的境地，即提不出能够令人满意的结束战争的方案——因为这场战争根本就不可能再有令人满意的结局。而且我们在提出自己相对复杂点的想法的时候，处于很难受的境地，因为当时绝大多数美国人，不管是主战派还是反战人士，只要那种简单明了的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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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文·豪（Irving Howe），迈克尔·沃尔泽：《我们在越南问题上犯错误了吗？》[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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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从冷战的角度看待越南的冲突，即把它视为共产党国家对非共产党国家的侵略。美国担心，假如南越陷落的话，那么东南亚的其他非共产党国家就会像多米诺骨牌倒塌一样而垮台。北越政府及其南越的盟友（民族解放阵线或者NLF，美国人通常称之为”越共”）则把这场战争看作是争取独立和自决的反法斗争的继续。经过15年的战争，美国在1973年签署巴黎和平条约之后停止其在越南的直接干涉行动。北越和南越之间的战争一直持续到1975年河内统一越南为止。然而，统一后的越南不仅没有导致多米诺骨牌倒塌，反而与其共产党邻国（柬埔寨和中国）发生了战争。假如美国当初从民族主义和自决的角度认识越南冲突，那么就可能以均势的视角看待这场冲突，并且以跳棋而非多米诺骨牌的比喻来指导自己的政策。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今天的越南共产党政府与美国保持着良好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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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机、手段和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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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美国发动越南战争是否明智这个问题之外，从美国的目标来看，美国发动越南战争还涉及是否道德的问题。我们应当遵循什么原则来对越南战争进行道德判断呢？我们可以从与正义战争传统（读者应该记得，本书第一章曾经论述过这个问题）相关联的三个层面来加以判断：动机、手段和结果。这三者都很重要，因为只从一个层面判断干涉行为，可能无法全面地理解冲突，它在伦理上也是有问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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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单是好的动机也不能证明干涉行为是正当的。诺曼·波德霍雷兹（Norman Podhoretz）指出，美国干涉越南的行动是正当的，因为美国的目的是把南越人民从极权统治下解放出来。这里举一个类比的事例。假设某个晚上，一个朋友主动提出要开车送你的孩子回家。当时正下着雨，你的朋友车开得太快，结果车翻到路边，你的女儿死了。你的朋友说：“我的动机完全是善意的。我只想让她早点到家睡个好觉，准备第二天的学术评估测试（SAT）。“然而，你更关心的无疑是你朋友的行为后果，很显然是开车不小心导致事故的发生。同样地，像波德霍雷兹所说的，美国在越南的行动是”鲁莽但符合道义的”，却没有考虑到结果和手段。单单是结果也不能证明行为的正当性。林登·约翰逊（Lyndon Johnson）的国家安全事务助理沃尔特·罗斯托（Walt Rostow）声称，越南战争是正义的，因为美国愿意以巨大的生命与金钱代价兑现对南越的长期承诺，显示美国可信赖和增强其在欧洲的威慑力。假设越南战争真的具有这样的效果（许多外国领导人对美国干预越南的认识，更多的是困惑，而不是好感），那么美国的行为也有点像前面提到的你那位朋友所言，他自己没有错，开车送孩子回家的行为应该受到赞扬，即便他给出的原因只是为了不用在家里刷盘子（动机），而且他一路上闯红灯（手段）。最后，单单是手段也不能证明行为是否正当。假如美国在越南战争中所采取的手段是严格符合法律的（很遗憾，事实并非如此），那么这也并不能用来为美国的行为辩护。你那位朋友为了不刷盘子而开车送你女儿回家，这样的行为动机自然是不会让他获得赞扬的，如果他撞死3个路上行人，即便他没有超速，也遵守了交通信号灯，那么他的行为也是不正当的。我们在评估干涉行为时，必须考察动机、手段以及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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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越南战争中，美国努力把南越从北越所造成的恐怖中解救出来，这并不足以说明美国的行为是正当的。即便美国的动机是正当的，它所使用的手段也是不正当的。人们可能会问，难道没有其他的选择吗？干涉是最后的手段吗？美国采取保护无辜生命的措施了吗？干涉是适度（比方说罪与罚是否相称）还是过头了？美国在多大的程度上考虑过采取国际多边措施，以克服人类从自我的角度考虑问题的倾向？这样做的结果如何？这样做会取得成功吗？由于不能充分了解当地的情况和难以区分平民和游击队员，有可能会产生哪些意想不到的危险？显而易见，我们对那些错综复杂、原因众多的情势要采取十分谨慎的态度。我们在做出判断之前，必须把动机、手段和结果等因素都考虑进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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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我们来看看遏制政策是怎样导致美国干涉越南的。正如我们在前面已经看到的，美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初期所面临的问题是，它是否应该取代英国在东地中海的地位，以防止土耳其以及希腊可能遭受苏联的入侵。美国政府内部就如何向人民解释美国的干涉行动这个问题发生了争论。国务卿乔治·马歇尔采取十分谨慎的态度。而其他人，如副国务卿迪安·艾奇逊和参议员阿瑟·范登堡，则主张用道义言辞来使美国人相信普世的自由权利。所以，杜鲁门总统后来在”杜鲁门主义”演说中解释自己的行动时，大谈美国要保护各地方热爱自由的人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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