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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乔治·凯南：《苏联行为的根源》[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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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在朝鲜战争爆发后，凯南的遏制主张失去了说服力。在当时，NSC-68有关苏联扩张主义的预言似乎得到了证实。在中国人加入朝鲜战争之后，共产主义世界看上去是铁板一块的，有关遏制的言论强调阻止共产主义扩张这个意识形态目标。正是在这个背景之下，美国犯了一个严重的错误，开始介入越南的内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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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续阅读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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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obert J. McMahon， The Cold War：A Very Short Introduction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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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John Lewis Gaddis， The Cold War：A New History（York： Penguin， 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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遏制行动：越南战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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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在将近20年的时间里（1955—1973），努力阻止共产党人控制越南，为此导致58000名美国人丧生，200—300万的越南人失去生命，美国花费了6000亿美元，美国国内出现了动荡局势，遏制政策因此失去民众的支持。美国除了在南越遏制共产主义，还在世界其他地方采取类似的行动，因为美国担心，假如它不能遏制共产主义的扩张，美国的信誉将受到损害。在胡志明的领导下，越南成功挫败了法国在二战结束后使越南重新殖民化的企图，1954年的日内瓦国际会议把越南划分为两部分，北面是共产党国家北越，其首都位于河内，南面是非共产党国家南越，其首都位于西贡（即今日的胡志明市）。越南战争始于这两个政府之间的内战，南越政权努力抵制北越”统一祖国”的行动。在美国的支持之下，南越成功地阻止了一次有关统一的全民公决，尽管它在日内瓦会议上赞同举行全民公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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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干涉越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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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派遣军队到越南，试图扭转当地斗争的局面，结果美国的行为给越南人民带来了死亡和痛苦。正如最后结局所表明的，美国最终未能扭转局面，它只能推迟这种局面的终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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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这些反对越战但又不希望共产党获胜的人处于一种困难的境地，即提不出能够令人满意的结束战争的方案——因为这场战争根本就不可能再有令人满意的结局。而且我们在提出自己相对复杂点的想法的时候，处于很难受的境地，因为当时绝大多数美国人，不管是主战派还是反战人士，只要那种简单明了的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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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文·豪（Irving Howe），迈克尔·沃尔泽：《我们在越南问题上犯错误了吗？》[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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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从冷战的角度看待越南的冲突，即把它视为共产党国家对非共产党国家的侵略。美国担心，假如南越陷落的话，那么东南亚的其他非共产党国家就会像多米诺骨牌倒塌一样而垮台。北越政府及其南越的盟友（民族解放阵线或者NLF，美国人通常称之为”越共”）则把这场战争看作是争取独立和自决的反法斗争的继续。经过15年的战争，美国在1973年签署巴黎和平条约之后停止其在越南的直接干涉行动。北越和南越之间的战争一直持续到1975年河内统一越南为止。然而，统一后的越南不仅没有导致多米诺骨牌倒塌，反而与其共产党邻国（柬埔寨和中国）发生了战争。假如美国当初从民族主义和自决的角度认识越南冲突，那么就可能以均势的视角看待这场冲突，并且以跳棋而非多米诺骨牌的比喻来指导自己的政策。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今天的越南共产党政府与美国保持着良好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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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机、手段和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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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美国发动越南战争是否明智这个问题之外，从美国的目标来看，美国发动越南战争还涉及是否道德的问题。我们应当遵循什么原则来对越南战争进行道德判断呢？我们可以从与正义战争传统（读者应该记得，本书第一章曾经论述过这个问题）相关联的三个层面来加以判断：动机、手段和结果。这三者都很重要，因为只从一个层面判断干涉行为，可能无法全面地理解冲突，它在伦理上也是有问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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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单是好的动机也不能证明干涉行为是正当的。诺曼·波德霍雷兹（Norman Podhoretz）指出，美国干涉越南的行动是正当的，因为美国的目的是把南越人民从极权统治下解放出来。这里举一个类比的事例。假设某个晚上，一个朋友主动提出要开车送你的孩子回家。当时正下着雨，你的朋友车开得太快，结果车翻到路边，你的女儿死了。你的朋友说：“我的动机完全是善意的。我只想让她早点到家睡个好觉，准备第二天的学术评估测试（SAT）。“然而，你更关心的无疑是你朋友的行为后果，很显然是开车不小心导致事故的发生。同样地，像波德霍雷兹所说的，美国在越南的行动是”鲁莽但符合道义的”，却没有考虑到结果和手段。单单是结果也不能证明行为的正当性。林登·约翰逊（Lyndon Johnson）的国家安全事务助理沃尔特·罗斯托（Walt Rostow）声称，越南战争是正义的，因为美国愿意以巨大的生命与金钱代价兑现对南越的长期承诺，显示美国可信赖和增强其在欧洲的威慑力。假设越南战争真的具有这样的效果（许多外国领导人对美国干预越南的认识，更多的是困惑，而不是好感），那么美国的行为也有点像前面提到的你那位朋友所言，他自己没有错，开车送孩子回家的行为应该受到赞扬，即便他给出的原因只是为了不用在家里刷盘子（动机），而且他一路上闯红灯（手段）。最后，单单是手段也不能证明行为是否正当。假如美国在越南战争中所采取的手段是严格符合法律的（很遗憾，事实并非如此），那么这也并不能用来为美国的行为辩护。你那位朋友为了不刷盘子而开车送你女儿回家，这样的行为动机自然是不会让他获得赞扬的，如果他撞死3个路上行人，即便他没有超速，也遵守了交通信号灯，那么他的行为也是不正当的。我们在评估干涉行为时，必须考察动机、手段以及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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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越南战争中，美国努力把南越从北越所造成的恐怖中解救出来，这并不足以说明美国的行为是正当的。即便美国的动机是正当的，它所使用的手段也是不正当的。人们可能会问，难道没有其他的选择吗？干涉是最后的手段吗？美国采取保护无辜生命的措施了吗？干涉是适度（比方说罪与罚是否相称）还是过头了？美国在多大的程度上考虑过采取国际多边措施，以克服人类从自我的角度考虑问题的倾向？这样做的结果如何？这样做会取得成功吗？由于不能充分了解当地的情况和难以区分平民和游击队员，有可能会产生哪些意想不到的危险？显而易见，我们对那些错综复杂、原因众多的情势要采取十分谨慎的态度。我们在做出判断之前，必须把动机、手段和结果等因素都考虑进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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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我们来看看遏制政策是怎样导致美国干涉越南的。正如我们在前面已经看到的，美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初期所面临的问题是，它是否应该取代英国在东地中海的地位，以防止土耳其以及希腊可能遭受苏联的入侵。美国政府内部就如何向人民解释美国的干涉行动这个问题发生了争论。国务卿乔治·马歇尔采取十分谨慎的态度。而其他人，如副国务卿迪安·艾奇逊和参议员阿瑟·范登堡，则主张用道义言辞来使美国人相信普世的自由权利。所以，杜鲁门总统后来在”杜鲁门主义”演说中解释自己的行动时，大谈美国要保护各地方热爱自由的人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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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经提醒美国政府注意斯大林侵略计划的乔治·凯南，看到遏制政策已经高度意识形态化后感到很失望。他声称，美国要遏制的是苏联的权力，因此任何可以平衡苏联的权力而又不需要动用美国军队进行干涉的措施都是好的。但那些更多地从意识形态角度看问题的人则认为，美国应该采取更具侵略性的方式直接遏制苏联的共产主义。经过一段时间后，平衡苏联权力的主张让位于使世界远离共产主义的遏制主张，后者的目标较为广泛。这种观念导致美国领导人在越南问题上低估了共产主义国家之间的分歧。美国开始认为它必须遏制中国和苏联的权力以及共产主义意识形态的传播。当遏制主义从1947年的东地中海转到20世纪50年代的东南亚的时候，它已经成为了野心勃勃和注定要失败的干涉行动的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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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续阅读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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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David A. Welch， Painful Choices： A Theory of Foreign Policy Change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05），pp.117—1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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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Richard J， Regan， Just War：Principles and Cases （Washington， DC： Catholic University of America Press， 1996）， pp.136—1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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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卷入越南大事记（1954—19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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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4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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艾森豪威尔总统针对法国在奠边府的失败，提出了”多米诺骨牌理论”，提醒如果越南落入共产党人手中，其他东南亚国家将步其后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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