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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些分析家认为，先进的发达国家吸取了第一次和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教训，根本就不想打仗。另外一些人认为，20世纪下半叶的”长久和平”是超级大国追求有限的扩张主义目标的结果。还有人把原因归结为两个国家（而不是两个紧密的同盟）占据主导地位的、纯粹的两极结构的稳定性。然而，在大多数分析家看来，这个问题的答案很大程度上在于核武器和核威慑的特殊性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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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武器的巨大毁灭力几乎是无法想象的。一次百万吨级的核爆炸可使温度高达1亿摄氏度，这是太阳中心温度的4－5倍。1945年投在广岛的那颗原子弹的爆炸力是比较小的，只相当于15000吨的炸药（TNT）。今天的导弹可以携带超过广岛原子弹爆炸力100倍以上的核弹头。事实上，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所使用的所有炸药的爆炸力，只相当于一颗300万吨级的核弹头，在一枚重型洲际导弹的头部就可以装载上一枚这样的核弹头。20世纪80年代的时候，美国和苏联一起拥有的核武器达到数万件（见图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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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4 美国和苏联的战略核武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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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爆炸所产生的某些物理效应，目前尚不确定。比如，核冬天理论认为，核战争在大气层中所产生的很多的尘埃会阻挡阳光、妨碍植物进行光合作用，从而导致生命种群的灭绝和人类文明的毁灭。国家科学院（National Academy of Sciences）的一份研究报告指出，核冬天是可能出现的，但是很不确定。这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核武器瞄准的是城市还是武器。燃烧中的城市会产生大量的烟雾，它阻挡住很多的太阳光线，但是我们还不能确定烟雾到底能够飘浮多长时间。如果北半球发生核弹爆炸，那么烟雾是否会飘到南半球呢？一些持怀疑态度的人认为，最坏的结果并不是出现核冬天，而是出现核秋天——这给人们一点小小的慰藉。人们难以确定的是，大规模的核战争能否导致文明的毁灭，或者至少是摧毁北半球的生命？美国天主教的主教们在1983年所发表的一份关于核武器的报告中，只是使用了如下略带夸张的表述：“我们是自创世以来具有毁灭上帝创造物能力的第一代人。”[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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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武器改变了战争的性质，但是它没有改变世界的基本结构。国家之上没有更高权威的那种无政府国家体系依然继续存在于核时代。1946年，美国提出有关国际控制核武器的巴鲁克计划，苏联把它视为美国的又一个阴谋。在巴鲁克计划流产之后，阿尔伯特·爱因斯坦（Albert Einstein）悲叹道，什么都发生了变化，只有思维方式依然如故。据传，他说过”物理学比政治学更容易”这句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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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5年以后核武器之所以没有导致更大后果，是由于军事和政治方面的原因。比如说，最早的原子弹的杀伤力不及大规模地使用常规武器。对德国城市德累斯顿的轰炸所造成的死亡人数大于原子弹袭击广岛所导致的死亡人数。尽管一颗原子弹的威力相当于一次空袭所用的全部常规炸弹，但美国刚开始的时候所拥有的核武器数量很少。美国在1947年时有两颗原子弹，1948年时有50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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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苏较量的开始也使得政治思维方式变化缓慢。苏联不信任联合国，认为它过于依赖美国。美国不能逼迫苏联同它进行合作，因为欧洲是夹在美国和苏联中间的人质。如果美国以核进攻相威胁，那么苏联可以用对欧洲发动常规军事进攻来威胁美国。其结果是一种僵局。核技术在物理学领域所取得的革命性成果，并不足以改变国家在无政府体系中的行为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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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2年，第一颗氢弹爆炸成功，核革命从此开始进入了第二个阶段。氢弹依靠原子聚变后产生的聚变能量，裂变式原子弹则不同，它依靠原子的裂变所产生的能量。氢弹极大地增加了单独一件武器的毁灭力。在地球表面上所进行的最大威力的氢弹爆炸试验发生在1961年，当时苏联爆炸了一颗6000万吨级的氢弹，其爆炸威力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所使用的全部炸弹爆炸威力的20倍。这种特别武器的试验只是半强度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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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在氢弹问世之后，核武器技术的进一步发展竟然是表现在弹头的小型化上。聚变技术使得很小的弹头就具有极大的破坏力。早期原子弹的运载工具变得越来越大，因为核弹头变大后，它所占据的空间必然增大。B-36轰炸机是一种具有8个引擎的巨型飞机，但是它只能装载一颗原子弹。而一颗威力相同的氢弹则要小得多。如果把核弹头装在弹道导弹的头部，那么发动一场洲际核战争只需30分钟，而B-36轰炸机飞行同样的距离要花8个小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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氢弹破坏力的增强也提高了核战争的代价，人们因此不再认为战争只是政治通过其他手段的延续了。19世纪的普鲁士将军、军事理论家卡尔·冯·克劳塞维茨（Karl von Clausewitz，1780—1831）宣称，战争是一种政治行为，因此无限制的战争是个愚蠢的行为。核武器的巨大毁灭力意味着，今天，军事手段和国家所追求的几乎所有的政治目标是相互脱节的。目标和手段的脱节，导致有关国家在大多数情况下无法使用核武器这个终极的军事手段。1945年以后，核武器从来没有被使用过，核武器只是用来吓唬人的。核武器的威力实在太大了，它因而与任何有意义的目标相脱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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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维尔B-36（右）与波音B-29（左），后者曾对广岛与长崎投下原子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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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武器虽然没有改变世界的无政府状态，但是产生了五个重大的政治后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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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它让人们重新接受有限战争的观念。我们在20世纪上半叶看到了从19世纪的有限战争到两次世界大战的变化，这两场战争导致了数千万人丧生。在20世纪中期，分析家把20世纪称为”全面战争的世纪”。但是20世纪下半叶的战争更像18世纪和19世纪那种旧式的战争，例如，朝鲜战争和越南战争虽然各导致超过55000名美国人丧生（战斗与非战争人员），但它们依然在范围与规模上都属于有限战争。在越南和阿富汗，美国和苏联都分别接受了失败，没有使用自己的终极武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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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危机取代战争成为真实的瞬间。在过去，战争就是在桌面上亮出手中所有的牌。在核时代，战争的毁灭性太大了，传统的战争方式太危险了。在冷战期间，柏林危机、古巴导弹危机以及20世纪70年代初的中东危机，都起了类似战争的作用，反映了军事上的力量对比状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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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核武器使威慑（通过恐吓使对手不做某事）成为一种重要的战略。今天，事先调动军事力量让对手感到害怕，从而阻止对手发动进攻，是极其重要的战略。美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靠的是在战事爆发后进行动员和逐渐做好参战准备的能力，但是这种战争动员的方式现在已经不起作用了，因为核战争在几个小时内就可能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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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核武器导致超级大国事实上的行为谨慎规制（a de facto regime of superpower prudence）的产生。两个超级大国虽然存在着严重的意识形态分歧，但是也具有共同的利益，那就是避免核战争。在冷战期间，美国和苏联介入过代理人战争或者间接的边缘战争，但是这两个国家从未迎头相撞。而且，双方都圈定了自己的势力范围。在20世纪50年代，虽然美国大谈要在东欧把共产主义推回去，但实际上，当1956年匈牙利人起来反对苏联统治者的时候，美国由于担心爆发核战争，并没有急于帮助他们。同样地，除了古巴之外，苏联比较小心谨慎，避免向西半球渗透。另外，两个国家都遵守不使用核武器的规则。最后，两个超级大国学会进行相互沟通。在古巴导弹危机之后，华盛顿和莫斯科建立了热线联系，使得美苏两国领导人可以经常进行通话。技术手段使得两国在危机时期更容易进行相互合作，因为它使得两极体系中的领导人之间的交流更灵活、更直接。美苏两国领导人自从1963年签署《部分禁试条约》以后，签订了一系列军备控制条约。军备控制谈判是讨论如何在冷战体系中实现稳定的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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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核武器，尤其是氢弹，被大多数官员视为战时不可使用的武器。这不仅仅是由于氢弹潜在的破坏力。总是有某种力量在阻止有关国家使用核武器，而常规武器的使用则没有受到这种限制。事实上，工程师和科学家们一直到20世纪60年代末，都在不断地想办法，使核武器小型化，使得美国和苏联有能力分别在越南战争、海湾战争和阿富汗战争中，使用一些小型的核武器，避免造成巨大的破坏效果。但是，不管是美国领导人，还是苏联领导人，都避免使用小型核武器，而是选择常规武器。其中部分原因在于，他们担心不管核武器有多小，只要使用这种武器，就将开启使用其他种类核武器的窗口，因此绝对不能冒这样的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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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愿意使用核武器还有另外一个方面的原因。自美国在广岛投掷第一颗原子弹以来，人们就一直怀有这么一种观念，即核武器是不道德的，它不可以在战争中使用。尽管我们很难衡量这种规范性约束力的大小，但这种观念已经渗透进有关核武器的辩论之中，它是国家不愿意使用核武器的一个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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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解全球冲突与合作：理论与历史（第九版） [:17029236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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恐怖的平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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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武器导致一种特殊形式的均势，它有时被称为”恐怖的平衡”。双方的较量更多的是心理上的，而非物理上的。双方都奉行防止对方占据主导地位的政策，但是和以前的均势体系相比，其结果是很不一样的。在19世纪的均势体系中，5个大国不断更换盟友，而冷战时期的均势则明显地围绕着两个最强大的国家展开，每个超级大国都有能力迅速摧毁另一个超级大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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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安全困境所导致的问题并没有因为核恐怖而消失，但是两个超级大国的行为十分谨慎，尽管它们相互间存在着意识形态的分歧。两国这种谨慎的态度类似于19世纪的大国在处理多极均势的时候频繁地进行沟通。与此同时，超级大国努力计算双方的军事力量对比，就像以前的政治家比较双方的领土、步兵和炮兵的数量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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