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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次阿以战争，即消耗战，其重要性较小。在1969年到1970年间，纳赛尔得到苏联的帮助，策划了一些横渡苏伊士运河以及其他的骚扰行动。这些行动引发了以色列和埃及之间的一系列空战。最后，空战逐渐陷入一个僵持的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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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次阿以战争就是1973年10月的斋月战争（Yom Kippur War）。纳赛尔去世后，安瓦尔·萨达特（Anwar Sadat）继任埃及总统，萨达特认识到埃及无法消灭以色列。萨达特认为，在采取旨在实现和平的和解行动之前，应该取得某种心理上的胜利。所以，他决定埃及军队越过运河，对以色列发动攻击，但是不收复整个西奈半岛。萨达特同叙利亚人合谋，发动了一次颇为成功的突然袭击。在战争的初期，埃及人处于有利的地位，但是以色列人后来进行了强有力的反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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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级大国再次介入，呼吁双方停火。美国国务卿亨利·基辛格（Henry Kissinger）飞赴莫斯科，然而以色列军队就在这个时候包围了埃及的军队。苏联人感到受骗了，于是在苏联南部集结军队，并且致信美国政府，建议两个超级大国直接出兵干涉。美国以宣布其核力量进入紧急戒备状态相回应，我们现在知道，美国的这个举动让苏联感到困惑。不管怎么说，苏联放弃了共同出兵的主张。以色列人在美国的压力之下也有所让步，给埃及军队留了一条生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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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场战争结束之后，有关各方开始采取了一系列外交行动，美国同以色列达成了以军撤出部分领土的协议。联合国观察员也进驻西奈和戈兰高地。但是，这场战争最引人注目的后果却姗姗来迟，萨达特在1977年访问以色列，宣布埃及准备与以色列单独媾和。1978年和1979年，在美国总统卡特的斡旋之下，埃及和以色列领导人在戴维营举行会谈，并且达成了协议。根据《戴维营协定》，以色列将西奈半岛归还给埃及，双方就西岸实现自治进行对话。该协定意味着埃及这个最大的阿拉伯国家脱离了反对以色列的同盟，埃及的民族主义在与泛阿拉伯主义的较量中占了上风。萨达特瓦解了泛阿拉伯同盟，但是他在几年之后遭到反对其政策的宗教原教旨主义者的暗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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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次阿以战争是以色列在1982年入侵黎巴嫩。最初的时候，黎巴嫩处于基督徒和阿拉伯穆斯林两种力量微妙的平衡状态之中。该国的穆斯林又分裂为逊尼派、什叶派和德鲁兹派这三种势力。巴勒斯坦解放组织（PLO）的基地设在黎巴嫩，黎巴嫩的基督徒也分裂为很多派系。黎巴嫩这个真正多样化、多元化的国家曾经被认为是中东的一个安宁的天堂。但是，这个国家后来四分五裂，陷入内战之中，给外来干涉提供了机会。叙利亚军队进驻黎巴嫩的北部，以色列则在1978年入侵黎巴嫩南部，占领利塔尼河以南的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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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2年6月，以色列国防部长阿里尔·沙龙（Ariel Sharon）决定进一步采取行动。他首先宣称，以色列军队要进入黎巴嫩领土25英里以内的地区，以保护以色列北部地区的安全，但实际上以军挺进的距离要远得多，而且还围困贝鲁特长达10个星期。以军对贝鲁特的围困，迫使巴勒斯坦解放组织撤出贝鲁特，黎巴嫩基督教领袖巴希尔·杰马耶勒（Bashir Gemayel）同以色列签订了一项和平条约。然而，杰马耶勒很快遭到暗杀，这项和约也流产了，黎巴嫩再次陷入混乱之中。1985年，以色列从所占领的大部分黎巴嫩领土上撤退，但仍然占据其南部的一个缓冲地带，最后于2000年从这里撤退。但在2007年，以色列和黎巴嫩政治与准军事组织真主党（得到叙利亚和伊朗的支持）再次于黎巴嫩交火，这也是第七次中东战争。2008年，以色列进攻另外一个巴勒斯坦人组织，即激进组织哈马斯（“伊斯兰抵抗运动”），第八次中东战争在加沙地带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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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东最近的暴力冲突历史表明，族群、宗教和民族主义的根源如何使得地区冲突变得越来越激烈和难以解决。双方的强硬派人士使对方态度更加强硬。阿拉伯国家领导人不能很快地提出和平的倡议，是因为他们不愿意承认以色列的合法性，这样反过来又增强了以色列那些反对同阿拉伯人媾和的强硬派在国内的地位。极端主义者实际上结成了一个跨国同盟，它使得那些试图达成妥协方案的温和派人士处于十分困难的境地。萨达特在1973年和1977年冒险采取了行动，但最后把自己的性命给断送了。十多年之后，以色列总理拉宾（Yitzhak Rabin）也因为冒险采取和平行动而被犹太宗教极端分子所暗杀。在这样一个极端的世界中，双方很难相互信任和进行合作，尤其是在争夺私有物品（比如领土）的冲突之中，双方更难相互信任和进行合作，因为你可能还记得，私有物品具有排他性与竞争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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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两极冷战时期，中东的战争持续时很短，其部分原因在于超级大国所起的重要作用。一方面，每个超级大国都支持自己的盟友。另一方面，超级大国在看到自己可能被盟友拖向核战争边缘的时候，又把各自的盟友拉了回来。也就是说，停火的压力是来自外部的。1956年，美国通过联合国施加了停火的压力；1967年，美国和苏联利用热线达成了停火的安排；1973年，美国和苏联介入冲突；1982年，美国迫使以色列从黎巴嫩撤退。虽然在很多事件中，冷战加剧了地区冲突，但是冷战也给地区冲突设置了一个安全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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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以冲突呈现出我们在全球层面上所观察到的冲突模式：随着时间的推移发生了从国际冲突到国内冲突的转移，从常规军事冲突到非常规冲突（叛乱与反叛乱）的转移。以色列武装部队与邻国军队之间的最后一场大规模战争，是发生在将近30年前。然而，真正的和平一直没有来到该地区。单单是在过去10年里，就已经有超过8000名巴勒斯坦人和以色列人，由于发生在以色列以及被占领领土上的政治暴力行动而丧失生命（见图6.5），它是从2003年以来在伊拉克丧生的美国人数量的两倍。由于以色列国防军（IDF）在组织和火力上占据优势地位，所以丧生的巴勒斯坦人多于丧生的以色列人，但双方其实都很脆弱。在不对称冲突中，较弱的一方经常采取非常规的伤害对方的手段，巴勒斯坦人的确常常使用诸如自杀式爆炸这样的手段，特别是在第二次起义（the Second Intifada）中，他们常常这么做。从2000年到2007年，超过500人（大多是以色列平民）死于140起自杀性攻击。2002年是死亡人数最多的年头，有220人死于55起自杀性攻击，这促使以色列开始修建一个物理屏障，以防止攻击者从巴勒斯坦人控制的地区进入以色列以及被占领领土上的以色列定居点。这个屏障通常被以色列人称为”安全篱笆”，而巴勒斯坦人则经常说它是”隔离墙”，它有效地阻止自杀性攻击，但是也给那些来往于两边（因为居住或工作）的巴勒斯坦人造成了极大的麻烦。不仅如此，该屏障由于其走向同1949年的停火线或者”绿线”（这被国际社会大多数国家认为是以色列合法的边界线）不完全一致而饱受争议：这个屏障把大约12%的西岸地区划到了以色列一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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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6.5以色列与巴勒斯坦的丧生人数（2011年9月29日一2011年5月3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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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以色列人权组织 B’Tselem，http：//old. btselem. org/statistics/Casualties. As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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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以冲突之所以如此棘手，在很大程度是由于它属于一个争夺私有物品（即领土）的冲突。主权是一个绝对的概念，拥有领土则是主权国家的一个核心特征。尽管一些国家（以及许多非国家行为体，如哈马斯）不承认以色列的生存权，但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是承认以色列的，以色列也是联合国成员国之一。然而，巴勒斯坦迄今还不是联合国成员。随着时间的推移，越来越多的人认为，阿以之间的持久和平只能有赖于”两个国家”的解决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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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两个国家的解决方案尚未得以实施，但是一些事态发展表明，这个解决方案是有可能被实施的。其中最重要的事态发展或许就是《奥斯陆协议》，该协议导致巴勒斯坦解放组织和以色列伊扎克·拉宾（Yitzhak Rabin）政府于1993年9月在华盛顿特区签署了《原则声明》。此后，双方又达成了有关以色列从加沙地带和西岸的巴勒斯坦人城镇与村庄撤军的一系列协议。经过这些谈判，以色列承认巴勒斯坦解放组织是巴勒斯坦人的合法代表，并且把当地自治权，包括警察治安权，移交给新的巴勒斯坦权力机构。与此同时，约旦国王侯赛因（King Hussein）与以色列拉宾政府就双方缔结和平条约问题举行了谈判，并且于1994年在华盛顿正式签署了一项和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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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3年，以色列和巴勒斯坦的代表在日内瓦举行了一场十分重要的非正式谈判，并且达成一个更为全面的和平方案。这个被称为《日内瓦协议》的非正式方案，继承了原先达成的各种共识与建议，甚至还往前迈了一步，即解决了耶路撒冷地位、以色列人定居点以及1948年逃离的巴勒斯坦难民家庭的有限”回迁权利”等等难题。虽然这个协议没有法律地位，但是它表明双方的有识之士可以就最棘手的问题达成协议。美国国务卿科林·鲍威尔（Colin Powell）不顾以色列政府的强烈抗议，会见了参加日内瓦谈判的双方代表。不只一个观察家指出过，这个事件说明，制定一个巴以冲突的解决方案（solution），比寻找一条实现这一方案的道路（way）要容易一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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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从巴勒斯坦解放组织领导人阿拉法特2004年11月去世之后，部分由于巴勒斯坦人内部的深刻分歧，巴以和平进程处于停滞状态。在以色列总理沙龙（Ariel Sharon）于2005年夏天从加沙撤出以色列军队之后不久，哈马斯开始填补真空，使得巴勒斯坦领导层分裂为两个阵营。一方是阿拉法特的继承人、法塔赫领导人马哈茂德·阿巴斯（Mahmoud Abas）所领导的巴勒斯坦权力机构，该机构设在西岸，越来越务实。另一方是位于加沙地带的哈马斯政权，它很好战，也不灵活。法塔赫和哈马斯曾经分别于2007年和2011年两度试图弥合分歧。2007年的那次努力只是短暂的，而2011年开始的第二次努力的结果如何还有待观察。但是，显而易见，务实与教条两个派别相互竞争、试图左右巴勒斯坦国家的愿景这一事实，使得”两个国家”的解决方案得以实施变得很困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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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年9月，以色列总理本杰明·内塔尼亚胡在华盛顿会见马哈茂德·阿巴斯以及美国国务卿希拉里·克林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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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以冲突能够得到解决吗？以色列渴望自己作为一个犹太国家（指事实上的犹太国家，而不是法律上的犹太国家，以色列没有一个正式的宪法，其基本法实际上并没有把以色列定义为一个犹太国家）在安全的边界内生存之权利得到承认。至于以色列可以接受什么样的边界线，这是一个在国内具有极大争议的问题。以色列还坚持保留耶路撒冷作为其首都，完全控制被犹太教徒视为圣地的旧城（Old City）地区。巴勒斯坦人的最低要求是，让那些由于1948年和1967年战争而被迫离开家园、幸存的第一代难民以及第一代难民的后代们回归故里，他们还坚持耶路撒冷为巴勒斯坦国的首都。巴勒斯坦人也坚持自己要完全控制被伊斯兰教徒视为圣地的旧城地区，尽管旧城中的某些地方属于犹太教圣地。也许在耶路撒冷以及圣地之类的问题上可以找到创新性的解决方案，比如主权共享或主权重合（实际上是把私有物品变成双方一起管理的共有物品），其前提是两边的温和派占上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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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真正实现持久的和平，以色列必须解决其与叙利亚间长期存在的戈兰高地争端，以色列自1967年以来一直占领着的戈兰高地；双方需要就西岸及加沙地带的以色列人定居点问题达成可以被接受的协议；有关各方要谈判解决长期存在着的以色列与叙利亚、约旦以及巴勒斯坦共享和管理稀缺的水资源问题，该问题几十年来导致相互埋怨与不信任。真希望未来会出现奇迹，让阿以冲突成为世界上不再棘手的问题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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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解全球冲突与合作：理论与历史（第九版） [:17029236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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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1年和2003年的波斯湾地区冲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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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在前面看到，外部大国有时卷入阿拉伯—以色列冲突中去，但大国的介入在大多数情况下是非直接和非正式的。美国和苏联在冷战时期分别支持以色列和阿拉伯国家，但没有直接卷入当地冲突之中，其原因有二。第一，两个超级大国都不愿意卷入一场可能导致核战争的冲突之中。第二，鉴于越南战争的记忆还没有消失，美国不想在海外发动一场大规模战争。苏联同样也因为已经在阿富汗打了一场代价髙昂的战争，而不想在中东地区介入一场大的军事冲突。然而，随着冷战的结束，以及苏联的解体，对中东地区的大规模军事干预成为一个新的模式（见图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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