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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从巴勒斯坦解放组织领导人阿拉法特2004年11月去世之后,部分由于巴勒斯坦人内部的深刻分歧,巴以和平进程处于停滞状态。在以色列总理沙龙(Ariel Sharon)于2005年夏天从加沙撤出以色列军队之后不久,哈马斯开始填补真空,使得巴勒斯坦领导层分裂为两个阵营。一方是阿拉法特的继承人、法塔赫领导人马哈茂德·阿巴斯(Mahmoud Abas)所领导的巴勒斯坦权力机构,该机构设在西岸,越来越务实。另一方是位于加沙地带的哈马斯政权,它很好战,也不灵活。法塔赫和哈马斯曾经分别于2007年和2011年两度试图弥合分歧。2007年的那次努力只是短暂的,而2011年开始的第二次努力的结果如何还有待观察。但是,显而易见,务实与教条两个派别相互竞争、试图左右巴勒斯坦国家的愿景这一事实,使得”两个国家”的解决方案得以实施变得很困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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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年9月,以色列总理本杰明·内塔尼亚胡在华盛顿会见马哈茂德·阿巴斯以及美国国务卿希拉里·克林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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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以冲突能够得到解决吗?以色列渴望自己作为一个犹太国家(指事实上的犹太国家,而不是法律上的犹太国家,以色列没有一个正式的宪法,其基本法实际上并没有把以色列定义为一个犹太国家)在安全的边界内生存之权利得到承认。至于以色列可以接受什么样的边界线,这是一个在国内具有极大争议的问题。以色列还坚持保留耶路撒冷作为其首都,完全控制被犹太教徒视为圣地的旧城(Old City)地区。巴勒斯坦人的最低要求是,让那些由于1948年和1967年战争而被迫离开家园、幸存的第一代难民以及第一代难民的后代们回归故里,他们还坚持耶路撒冷为巴勒斯坦国的首都。巴勒斯坦人也坚持自己要完全控制被伊斯兰教徒视为圣地的旧城地区,尽管旧城中的某些地方属于犹太教圣地。也许在耶路撒冷以及圣地之类的问题上可以找到创新性的解决方案,比如主权共享或主权重合(实际上是把私有物品变成双方一起管理的共有物品),其前提是两边的温和派占上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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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真正实现持久的和平,以色列必须解决其与叙利亚间长期存在的戈兰高地争端,以色列自1967年以来一直占领着的戈兰高地;双方需要就西岸及加沙地带的以色列人定居点问题达成可以被接受的协议;有关各方要谈判解决长期存在着的以色列与叙利亚、约旦以及巴勒斯坦共享和管理稀缺的水资源问题,该问题几十年来导致相互埋怨与不信任。真希望未来会出现奇迹,让阿以冲突成为世界上不再棘手的问题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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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1年和2003年的波斯湾地区冲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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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在前面看到,外部大国有时卷入阿拉伯—以色列冲突中去,但大国的介入在大多数情况下是非直接和非正式的。美国和苏联在冷战时期分别支持以色列和阿拉伯国家,但没有直接卷入当地冲突之中,其原因有二。第一,两个超级大国都不愿意卷入一场可能导致核战争的冲突之中。第二,鉴于越南战争的记忆还没有消失,美国不想在海外发动一场大规模战争。苏联同样也因为已经在阿富汗打了一场代价髙昂的战争,而不想在中东地区介入一场大的军事冲突。然而,随着冷战的结束,以及苏联的解体,对中东地区的大规模军事干预成为一个新的模式(见图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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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6.6波斯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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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0年8月2日,萨达姆·侯赛因发动对科威特的入侵,第一次海湾危机从此开始了。伊拉克一直声称,科威特是殖民主义者人为制造出来的一个国家,它不应该是一个独立国家。1961年,伊拉克企图占领科威特,但在英国的威慑之下,伊拉克没有实现其目标。然而,正如我们在前面已经了解到的,有关殖民地边界毫无意义的观念,给很多后殖民国家造成了极大的混乱,这可以解释为什么很多联合国会员国都不赞同伊拉克的辩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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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一个个案都有较为深层次的经济和政治原因。持续8年的两伊战争使得伊拉克在经济上受到了极大冲击。伊拉克的债务高达800亿美元,而且还以每年100亿美元的速度增长着。与此同时,伊拉克的邻居科威特则是一座金矿,拥有丰富的石油和稀少的人口。而且,伊拉克对科威特的石油政策也极为不满。伊拉克声称,科威特没有遵守石油输出国组织的协议,每一桶石油的价格下降1美元,伊拉克每年就要损失10亿美元。因此,占领科威特似乎可以解决伊拉克的经济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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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政治上,萨达姆·侯赛因也担忧伊拉克的安全。在他看来,谁都想搞垮他的国家。不管怎么说,以色列曾经在1981年轰炸过伊拉克的核研究反应堆,而且随着苏联的衰落,美国和以色列似乎日益强大。萨达姆于1990年2月在约旦首都安曼的一次讲演中指出,苏联正在衰落,它不再具有遏制美国和以色列的能力。萨达姆认为,他不得不自己承担起这个责任。于是,他采取了一系列行动来试探美国人。具有讽刺意味的是,美国对萨达姆·侯赛因采取绥靖政策,试图把他拉回到负责任的国家共同体之中,并把伊拉克当作在中东平衡伊朗势力的一个筹码。美国前后不一致的政策对萨达姆·侯赛因起了误导作用,萨达姆·侯赛因相信自己可以侵略科威特,而不会受到严厉的惩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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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萨达姆错了。联合国依据集体安全原则,通过了一系列反对伊拉克的决议。为什么美国以及其他国家做出这样的反应呢?有的人认为,这一切都是为了石油。对美国和主要西方工业国家的石油出口,使得海湾地区变得极其重要。然而除了石油外,1990年的海湾危机还有其他因素。比如,英国虽然并没有从海湾进口任何石油,但却深深地卷入了这场战争之中。很多国家关心集体安全问题,忘不了20世纪30年代德国侵略行为未能被及时制止的事实。还有另外一个方面的考虑,即进行预防性战争。萨达姆·侯赛因正在制造大规模杀伤性武器。他秘密地从国外进口了相关材料,以实施一个核武器计划,他已经拥有化学武器,而且还在研制生物武器。假如让伊拉克占有科威特并获取其石油收入的话,那么世界今后将面对一个国土面积更大、实力更强、更具有破坏力的伊拉克。一些人认为,既然战争不可避免,那么晚打不如早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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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有的人认为没有必要使用战争手段,因为经济制裁就可以迫使伊拉克从科威特撤军。我们很难证明这个反事实推理的假定是否正确,但是历史上的制裁措施很少在短期内取得预期效果。1990年11月,即海湾战争爆发前夕,美国在沙特阿拉伯的军队人数增加了一倍。为什么萨达姆·侯赛因不在最后一刻宣布撤军或者采取其他策略,从而解救自己呢?部分原因在于他的错误判断,正如他在1990年8月对美国大使说,美国人承受不了很多的人员伤亡,不愿意介入一场时间拖得很长的战争。如此说来,萨达姆成为了越战经验的受害人。还有一部分原因可能在于萨达姆的自负心理,他无法退出自己所处的世界舞台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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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1年的海湾战争解决了什么问题呢?这场战争虽然使联合国集体安全原则一度得到复兴,但是正如我们所看到的,人们提出了一些有关这场冲突是否具有典型性的问题。这场战争的停火开创了一个先例,即由联合国核查人员视察伊拉克并摧毁伊拉克的核武器与化学武器设施。但是,萨达姆·侯赛因政权并没有被推翻。乔治·H.W.布什(George H. W.Bush)总统决定不占领巴格达,因为他认为萨达姆·侯赛因可能会被自己的民众撵下台,而且也担心美国民众和联合国授权的多国同盟不允许对伊拉克实施代价高昂的占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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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年之后,美国新总统乔治·W.布什(George W. Bush)在当政初期推行现实主义对外政策,重视发展与俄罗斯、中国之间的大国关系。布什批评克林顿政府卷入中东和平进程之中,明确表明他将对中东冲突采取脱身的政策。8个月之后,随着2001年9月11日的恐怖主义袭击,布什的对外政策发生了戏剧性变化。反恐成为了布什政府的工作重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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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阿富汗,从2001年10月至该年11月,美国空军和特种部队改变了内战的局势。美国的军事干预帮助北方联盟推翻了塔利班原教旨主义政权,因为后者为”9·11”恐怖袭击纽约和华盛顿的罪魁祸首——奥萨马·本·拉登及其基地恐怖组织——提供庇护。美国的行动得到了北约盟国的广泛支持,并获得了联合国决议的授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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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在2002年,布什政府决定对伊拉克发动战争,美国所获得的国际支持开始减少。美国把对伊拉克的军事行动称为一场”先发制人”的战争,但是很多国家认为美国把入侵视为”预防性战争”选择,因为来自伊拉克的威胁并非迫在眉睫。2002年9月,在布什发表演讲、呼吁联合国执行过去安理会针对伊拉克通过的决议之后,联合国安理会通过决议,要求萨达姆·侯赛因积极配合国际核査人员的工作,证明自己遵守安理会10年前通过的、要求伊拉克放弃核武器与生化武器的决议。在萨达姆的允许之下,国际核查人在离开伊拉克4年之后第一次回到该国。与此同时,美国在邻近伊拉克的科威特、卡塔尔集结大批军队,美国国会也通过决议授权对萨达姆·侯赛因使用武力。核查人员分别于2002年12月和2003年2月报告说,伊拉克部分而非完全遵守相关决议,并要求更多的时间以完成核査工作。布什政府考虑到炎热的天气以及军队的准备情况,认为再拖延时间会延误战机。在联合国安理会没有通过授权进攻伊拉克决议的情况下,美国和英国连同少数几个盟友,声称安理会过去的决议已经为进攻伊拉克提供了法律依据,并于2003年3月入侵伊拉克。在3个半星期之后,巴格达被占领,萨达姆本人逃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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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事实证明,赢得战争比赢得和平要容易得多。虽然对伊拉克的占领在刚开始的时候受到一些伊拉克什叶派和库尔德人地区居民的欢迎,但很多原先的逊尼派统治集团和某些什叶派人士发动了抵抗占领军的起义。一些外国的恐怖主义者,比如出生在约旦的基地组织领导人阿布·穆萨伯·阿·扎卡维(Abu Musab al-Zarqawi),越界进入伊拉克继续其针对美国的、激进的圣战事业。布什政府没有计划好派遣足够的军队,应对萨达姆政权被推翻后出现的抢劫事件或者随入侵而来的起义。后来发生的暴力事件延缓了伊拉克的重建步伐,而伊拉克的重建有助于争取民众的支持和增加软权力。此外,由于没能获得联合国的授权,很多国家认为入侵伊拉克的行动缺少合法性。其结果是,有关国家参与伊拉克重建的程度很有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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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核查人员在战后没能找到任何一件大规模毁灭性武器,因此这场战争使得美国的软权力受到损害。在发动入侵伊拉克战争的三个理由中,有两个理由,即萨达姆拥有大规模毁灭性武器以及萨达姆与”9·11”事件有关联,被事实证明是建立在虚假情报和政治夸张基础之上。最后只剩下第三个战争理由,即希望推翻萨达姆的野蛮独裁政权,将导致建立起一个民主的伊拉克,从而开启中东的民主变革。伊拉克在2005年举行了三轮选举,但正如我们在前面所了解到的,在存在着族群和宗教分裂、制度不健全、共同体观念不强、少数族群不愿意默许主体族群统治的社会中,选举本身不足以产生一个自由民主国家。尽管可能还需要10年或者更长的时间来判断伊拉克战争的效果,民意调査表明很多美国人认为代价大于收益。不管最初动机是什么,美国未能仔细地寻找合适的手段,导致了负面的结果。鉴于伊拉克混乱局面的加深和伤亡人数的增多,以及美国国内不断高涨的政治压力和民众压力,布什政府在2007年初改变了战略。所谓的”增兵战略”(Surge Strategy)导致增派2.2万名士兵到伊拉克,虽然它在某种程度上改善了2008年反叛乱的军事态势,但是并没有导致防止主要派别之间暴力冲突所必需的政治妥协。到了2009年,当地冲突水平有所下降,奥巴马总统认为已经可以从伊拉克城市撤出美国军队、裁减驻伊拉克美军以及把重点转向在阿富汗进行打击塔利班叛乱的多国战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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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东地区冲突让我们看到了个人、国家和国际体系三个层次上的动因,而我们在其他冲突中已经了解到这三种因素的作用。在个人层次上,阿拉法特、拉宾、沙龙、萨达特、侯赛因国王以及萨达姆这些个人决定着走向战争或缔造和平。恐怖主义者和刺客也扮演了重要的角色。该地区国家通常的行为方式是与现实主义模式相吻合的——在同其他国家的竞争中追求权力和安全,但国际法和国际组织,连同个人和非国家行为体,也影响了该地区的政治斗争。与此同时,宗教、族群性、经济落后以及人口压力等问题,使得中东政治动荡不定。中东地区独裁政府的权威面临着极端势力的挑战,很多这样的挑战可能发展成阿尔及利亚和苏丹那样的内战。我们今后还会看到中东地区发生冲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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