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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在2002年，布什政府决定对伊拉克发动战争，美国所获得的国际支持开始减少。美国把对伊拉克的军事行动称为一场”先发制人”的战争，但是很多国家认为美国把入侵视为”预防性战争”选择，因为来自伊拉克的威胁并非迫在眉睫。2002年9月，在布什发表演讲、呼吁联合国执行过去安理会针对伊拉克通过的决议之后，联合国安理会通过决议，要求萨达姆·侯赛因积极配合国际核査人员的工作，证明自己遵守安理会10年前通过的、要求伊拉克放弃核武器与生化武器的决议。在萨达姆的允许之下，国际核查人在离开伊拉克4年之后第一次回到该国。与此同时，美国在邻近伊拉克的科威特、卡塔尔集结大批军队，美国国会也通过决议授权对萨达姆·侯赛因使用武力。核查人员分别于2002年12月和2003年2月报告说，伊拉克部分而非完全遵守相关决议，并要求更多的时间以完成核査工作。布什政府考虑到炎热的天气以及军队的准备情况，认为再拖延时间会延误战机。在联合国安理会没有通过授权进攻伊拉克决议的情况下，美国和英国连同少数几个盟友，声称安理会过去的决议已经为进攻伊拉克提供了法律依据，并于2003年3月入侵伊拉克。在3个半星期之后，巴格达被占领，萨达姆本人逃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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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事实证明，赢得战争比赢得和平要容易得多。虽然对伊拉克的占领在刚开始的时候受到一些伊拉克什叶派和库尔德人地区居民的欢迎，但很多原先的逊尼派统治集团和某些什叶派人士发动了抵抗占领军的起义。一些外国的恐怖主义者，比如出生在约旦的基地组织领导人阿布·穆萨伯·阿·扎卡维（Abu Musab al-Zarqawi），越界进入伊拉克继续其针对美国的、激进的圣战事业。布什政府没有计划好派遣足够的军队，应对萨达姆政权被推翻后出现的抢劫事件或者随入侵而来的起义。后来发生的暴力事件延缓了伊拉克的重建步伐，而伊拉克的重建有助于争取民众的支持和增加软权力。此外，由于没能获得联合国的授权，很多国家认为入侵伊拉克的行动缺少合法性。其结果是，有关国家参与伊拉克重建的程度很有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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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核查人员在战后没能找到任何一件大规模毁灭性武器，因此这场战争使得美国的软权力受到损害。在发动入侵伊拉克战争的三个理由中，有两个理由，即萨达姆拥有大规模毁灭性武器以及萨达姆与”9·11”事件有关联，被事实证明是建立在虚假情报和政治夸张基础之上。最后只剩下第三个战争理由，即希望推翻萨达姆的野蛮独裁政权，将导致建立起一个民主的伊拉克，从而开启中东的民主变革。伊拉克在2005年举行了三轮选举，但正如我们在前面所了解到的，在存在着族群和宗教分裂、制度不健全、共同体观念不强、少数族群不愿意默许主体族群统治的社会中，选举本身不足以产生一个自由民主国家。尽管可能还需要10年或者更长的时间来判断伊拉克战争的效果，民意调査表明很多美国人认为代价大于收益。不管最初动机是什么，美国未能仔细地寻找合适的手段，导致了负面的结果。鉴于伊拉克混乱局面的加深和伤亡人数的增多，以及美国国内不断高涨的政治压力和民众压力，布什政府在2007年初改变了战略。所谓的”增兵战略”（Surge Strategy）导致增派2.2万名士兵到伊拉克，虽然它在某种程度上改善了2008年反叛乱的军事态势，但是并没有导致防止主要派别之间暴力冲突所必需的政治妥协。到了2009年，当地冲突水平有所下降，奥巴马总统认为已经可以从伊拉克城市撤出美国军队、裁减驻伊拉克美军以及把重点转向在阿富汗进行打击塔利班叛乱的多国战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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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东地区冲突让我们看到了个人、国家和国际体系三个层次上的动因，而我们在其他冲突中已经了解到这三种因素的作用。在个人层次上，阿拉法特、拉宾、沙龙、萨达特、侯赛因国王以及萨达姆这些个人决定着走向战争或缔造和平。恐怖主义者和刺客也扮演了重要的角色。该地区国家通常的行为方式是与现实主义模式相吻合的——在同其他国家的竞争中追求权力和安全，但国际法和国际组织，连同个人和非国家行为体，也影响了该地区的政治斗争。与此同时，宗教、族群性、经济落后以及人口压力等问题，使得中东政治动荡不定。中东地区独裁政府的权威面临着极端势力的挑战，很多这样的挑战可能发展成阿尔及利亚和苏丹那样的内战。我们今后还会看到中东地区发生冲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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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解全球冲突与合作：理论与历史（第九版） [:17029236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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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朗成为核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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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往东看，伊朗是另外一个很严重的热点地区，尽管伊朗问题的严重性主要不是因为一个持续存在着的争端，而是由于伊朗的核野心可能在未来导致冲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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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朗人口超过7700万人（在中东地区仅次于埃及和土耳其），其国土面积仅次于本地区的沙特阿拉伯。因此，伊朗自然是一个很重要的国家，它有成为中东地区最强大国家的潜力。首先，伊朗战略地位很重要，它位于波斯湾的东面并且控制着出入波斯湾的唯一狭窄通道——霍尔木兹海峡。其次，它拥有丰富的石油资源，其已探明石油储量占世界总量的10%，仅次于沙特和加拿大。再次，伊朗有一个雄心勃勃的弹道导弹项目，大体上有能力打击中东地区的任何一个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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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朗长期以来被承认为一个重要国家，它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的几十年中得到西方的青睐。穆罕默德·礼萨·巴列维国王（Shah Mohammed Reza Pahlavi）统治下的伊朗，获得美国的巨额援助和投资，成为美国坚定的反共盟友。然而，伊朗改革家穆罕默德·摩萨台（Mohammed Mossadegh）在1951年当选总理，他宣布伊朗石油资源国有化。英国和美国对此深感震惊，并策划迫使他下台，此后巴列维国王对伊朗实施日益专制的统治。1979年，伊朗伊斯兰革命推翻了巴列维政权，阿亚图拉·霍梅尼（Ayatollah Ruhollah Musavi Khomeini）成为伊朗最高领袖。当伊朗学生占领美国驻德黑兰大使馆、扣押52名人质（长达一年）之后，美国与伊朗的关系急速恶化。美国部分出于应对这些戏剧性事态的发展，支持萨达姆·侯赛因发动对伊朗的战争。由于美国的此种举动，再加上美国支持以色列以及允许被废黜的伊朗国王赴美就医，伊朗人给美国起了个”大撒旦”的绰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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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朗对美国和以色列不同寻常的敌视态度，在过去30年中一直都是个令人担忧的问题。在这个时期的大部分时间里，伊朗都在积极实施一项核计划，而且官方声明它是为了和平和民用的目的。然而，极端反以色列和反美的马哈茂德·艾哈迈—内贾德（Mahmoud Ahmadinejad）在2005年当选总统这件事敲响了警钟。虽然有关伊朗核项目的情报不太令人满意，但是美国以及大多数欧洲国家试图通过谈判与制裁，来抑制伊朗的核野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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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朗的核野心到底是会衰退，还是发展成为一场很大的国际危机，现在做出判断还为时过早。但是，西方国家一直同时使用硬权力与软权力加以应对。硬权力形式包括以威胁进行威慑、经济制裁，许诺奖励好行为。软权力形式则是，试图吸引那些日益对高压神权统治不满的伊朗民众。巴拉克·奥巴马在2008年的总统选举中建议同伊朗领导人进行”无条件的”会晤，寻求打开接触与对话的渠道。奥巴马伸出橄榄枝，它在伊朗民众中的反响显然很好，但却让德黑兰政府感到难堪，因为有关美国威胁迫使伊朗政府抵制改革的说法因此不成立了。2009年6月艾哈迈迪—内贾德在一场有争议的总统选举中击败温和的改革派候选人米尔—侯赛因·穆萨维（Mir-HosseinMousavi），并引发大规模的街头抗议活动。这可能是自由民主理念的软权力发挥作用的证据，这种理念在一定程度上得到了西方软权力资源——技术——的支撑。比如，一种软件程序，即赛风（Psiphon），能够让普通伊朗人突破官方网络审査，获得有关抗议活动的外国新闻。然而，伊朗政府成功地镇压了”绿色革命”，它在短期内导致伊朗政府重新无视国际共同体对伊朗核计划的忧虑，并采取新一轮的、武断的对外政策，其中包括伊朗护卫舰以及补给船在2011年通过苏伊士运河，以色列把这个前所未有的举动解读为一个重大挑衅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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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解全球冲突与合作：理论与历史（第九版） [:17029236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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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度与巴基斯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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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往东就是当今世界上领土争端最白热化的地方：克什米尔冲突。这场冲突有三个主要的当事方，即印度、巴基斯坦以及中国，但冲突中两个最危险的轴心是印度与巴基斯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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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在1947年从南亚撤退的时候，把原先自己统治的这个地区划分为两个国家。印度教徒占绝大多数的区域被划入印度，而穆斯林占绝大多数的地区被划入巴基斯坦（其中东巴基斯坦位于恒河三角洲，而西巴基斯坦则位于西邻阿富汗和伊朗、东靠印度的印度河流域）。然而，印巴分治的标准并不是十分清楚，某些领土就成为争端对象。其中最主要的争议地区就是克什米尔，它属于南亚次大陆遥远的西北部山区的一个”土邦”（a princely state）。克什米尔原先享有半自治地位，不愿意并入印度或者巴基斯坦。第一次印巴战争（1947—1948）源于对克什米尔控制权的争夺，但它却导致印度与巴基斯坦各自占领克什米尔的一部分。中国也控制了克什米尔的一部分，即高海拔、遥远、几乎无人居住的阿克赛钦地区，中国和印度曾在1962年为争夺这个地区打过一场短暂的战争，这场战争以印度失败而告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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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次印巴战争发生在1965年，也是源于对克什米尔的争夺。在这个事件中，由于印度方面对巴基斯坦在印度古吉拉特邦的一个有争议地区从事渗透活动没有做出果断的军事反应，巴基斯坦军方坚信自己有能力控制克什米尔的印度占领区。然而，巴基斯坦高估了自己的能力，印度方面展开了强大的军事还击，甚至还把军事行动扩大到巴基斯坦的旁遮普省。在联合国安理会呼吁双方停火之后，战事得以停止，两国同意通过谈判解决冲突，但是最终没能实现这一目标。第三次印巴战争（1971）是伤亡最惨重的一场战事。大约9000名巴基斯坦军人丧生，印度方面死亡人数为2500人。但与前两次战争不同，这次战争不是因为争夺克什米尔。它始于巴基斯坦的国内争端，最终发展成为东巴基斯坦从巴基斯坦中脱离，成为独立的孟加拉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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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印度和巴基斯坦都已经成为核国家，因此今天的印巴冲突十分危险。印度率先研制核武器，它在1974年成功进行一次”和平的核爆炸”，其主要目的在于威慑与印度有领土争端的中国。然而，印度总理英迪拉·甘地在当时并没有让印度的核能力”武器化”。巴基斯坦的核计划始于1972年，即该国在第三次印巴战争失败之后，但它一直到了20世纪80年代末才获得制造核武器的能力。印度在1998年进行一系列的核试验，紧接着巴基斯坦也进行了核试验，但是印度这么做的动机目前尚不清楚。印度总理瓦杰帕伊（Atal Bihari Vajpayee）可能是想向中国（当时中国正在进行一个核现代化项目）以及巴基斯坦（当时该国的核野心已经很清楚，而且成功试射一枚远程导弹）发出一个威慑信号；他也可能想为本国的远程导弹开发出一些有用的核弹头；或者他纯粹就是为了追求印度的大国地位。把这些动机综合起来考虑也完全说得通。巴基斯坦的反应很显然具有威慑性质，其核试验过于仓促，效果也不够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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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有其他一些因素使得印巴对抗特别令人担忧。第一，两国长期以来存在着导致冲突的错误认知与错误判断。比如，1999年的卡吉尔对抗便是两国在核试验之后陷入的一场冲突。换句话说，在这个事件中，印度和巴基斯坦的核武器被证明没有多大的威慑价值。第二，印度的核武库看上去处于文官的相对有效的控制之中，而巴基斯坦的核武库则为军方直接控制，巴基斯坦军队具有高度政治化以及爱冒险的特点。第三，巴基斯坦缺少能够负责任地管控核武器的文化或历史。巴基斯坦首席核科学家A.Q.汗（A.Q. Khan）是一个庞大的国际扩散网络中的核心人物，该网络把巴基斯坦与利比亚、伊朗以及朝鲜联系在一起，可能世界上没有另外一种人能够比A.Q.汗对全球防扩散事业造成更大损害的了。第四，印度是一个相对稳定的民主国家，而巴基斯坦却不是，巴基斯坦国内的很多人同情伊斯兰激进分子。大多数分析家认为，像”基地”组织那样的恐怖主义团体最有可能染指核武器的途径，就是从巴基斯坦核武库得到流失的核武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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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上对印度与巴基斯坦成为核国家的反应是强有力的，尽管也有些矛盾。两个国家都因为违反核不扩散规范（尽管并不是因为违反1968年的《核不扩散条约》，印巴都没有签署该条约）遭到严厉谴责和受到制裁。然而，两国最后都因为自己的越轨行为而得到丰厚的奖赏。乔治·W.布什总统与印度总理曼莫汉·辛格（Manmohan Singh）在2006年3月达成一项协议，印度被免除美国法律对《核不扩散条约》非签字国的约束，可以从美国引进核技术。作为交换条件，印度同意开放其民用核设施，接受国际核查。美国也慷慨地向巴基斯坦提供军事与经济援助，目的在于挽救该国的世俗民主制度，帮助巴基斯坦打击叛乱者。很显然，美国（可能还有其他国家）努力向印度与巴基斯坦军方提供技术支持，防止核武器被意外或者无意使用。然而，只要克什米尔问题没有得到持久或永久的解决，印巴核战争的可能性是根本不能消失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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