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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John Mueller， Retreat from Doomsday：The Obsolescence of Major War （New York：Basic Books， 19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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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应该是在1984年。——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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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解全球冲突与合作：理论与历史（第九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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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加坡集装箱码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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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解全球冲突与合作：理论与历史（第九版） 第七章 全球化和相互依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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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些观察家指出，随着1989年冷战的结束，经济问题在世界政治中的地位将变得越来越重要。随着通讯和交通成本的下降以及距离制约力的减少，遍及全球的经济相互依存网络在发展。新的信息和交通技术的发展以及人们改变对政府和国家作用的认识，也促使市场的作用不断增大。今天，世界上将近一半的工业产值是由跨国企业创造的，这些企业有关在什么地方从事生产活动的决定，会对一国的国内经济和政治形势产生巨大影响。正如经济学家丹尼·罗德里克（Dani Rodrik）所指出的，全球化”导致了世界上的群体发生两极分化，一边是那些拥有技能和适应全球市场发展的群体”，另一边则是缺少这种能力的群体，比如”工人、养老金领取者以及环境保护论者，政府则被夹在这两者的中间”[1]。一些理论家用”地缘经济学”（geo-economics）取代”地缘政治学”（geo-politics），以此来分析国家之间新的竞争形式，经济制裁和禁运正在成为重要的政治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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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在看问题的时候确实需要考虑这些变化。现实主义者提醒我们，在和平时代，安全可能被认为是理所当然的。但是，所有的市场都是在一个政治框架中运行的，全球市场依赖于国际权力结构。安全就如同氧气，人们在失去它之前，很容易把它认为是理所当然的，在失去它之后才只想着它。同样地，经济制裁是一种被普遍使用的工具，因为这样做可以避免使用武力，然而其效果则是很复杂的。研究显示，不足一半的经济制裁的事例达到了预期目标。多边制裁措施是20世纪90年代促使南非种族隔离制度终结及令塞尔维亚和利比亚政府承受极大压力的一个因素，但是它并没能迫使伊拉克从科威特撤军，也没有让一个民选的总统在海地这样一个穷国恢复权力。不仅如此，早在19世纪的时候，全球化和经济相互依存就已经发展得十分迅速，那时的国家奉行了比较自由的贸易、投资和移民政策。但是，这并没有阻止20世纪上半叶两次世界大战和经济萧条的爆发，从而使得这些长期的发展趋势受到了阻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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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化的各个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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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化（globalization）被定义为世界范围的相互依存网络，而不是指普世性（universality）。比方说，在21世纪初，有一半的美国人在使用互联网，而南亚只有1%的人在使用。当今世界上的大多数人都没有电话。甚至在手机时代，还有数以亿计的农民生活在偏远乡村，与世界市场或者全球思想流通过程少有联系。全球化的确导致了穷者与富者在许多方面差距的扩大。它既不意味着同质化（homogenization），也不意味着均等（equ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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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便是在富国中，也存在着全球化程度较低的国家。一个真正全球化的世界市场，意味着商品、人员和资本的自由流动，以及相似的利率。事实上，我们还有很长的路要走。例如，即使在北美地区，虽然多伦多和温哥华之间以及多伦多和西雅图之间的距离相等，而且关税极低，但是多伦多和温哥华之间的贸易额，是多伦多和西雅图之间贸易额的10倍。全球化使得国家边界更容易被渗透，但没有使得它失去作用。全球化也不意味着建立起一个世界共同体。从社会角度来看，具有不同宗教信仰和根深蒂固价值观念的人之间接触增多，经常会导致冲突：中世纪的十字军东征（11世纪到13世纪）和当代中东某些伊斯兰激进主义者把美国称为”大撒旦”，就是明证。很显然，从社会和经济角度来看，全球化不一定导致同质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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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经济学家常常认为，全球化和世界经济是一回事，但全球化实际上有很多方面。其他形式的全球化对我们的日常生活也产生了重大影响。全球化最古老的形式就是环境全球化。例如，最早有记录的天花传染病例，出现在公元前1350年的埃及。它于公元49年传到中国，公元700年后传到欧洲，1520年传到美洲，1789年传到澳大利亚。鼠疫或黑死病发源于亚洲，但是它的传播导致14世纪欧洲四分之一到三分之一的人口丧生。欧洲人在15世纪和16世纪把疾病带到了美洲，并且导致95%的当地土著居民死去。1918年，由一种禽类病毒引发的流感导致全世界4000万人死亡，这比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死亡人数还要多。今天一些科学家预测，禽流感传染还会再次爆发。自从1973年以来，世界上出现了30种过去未曾知晓的传染病，而且其他人们所熟悉的疾病则以新的抗药形式，扩大了传播的地理范围。艾滋病在20世纪80年代被发现后，只经过20年，它就在全世界杀死了2000万人，并且另外还感染了4000万人。植物群和动物群的外来物种传播到新的地方，导致了当地物种的消失，而且可能每年造成数亿美元的损失。在另一方面，环境全球化的影响并非全是负面的。比如，欧洲和亚洲就受益于引进土豆、玉米和西红柿等新的农作物，而且过去几十年所出现的农业”绿色革命”技术也帮助了世界各地贫苦的农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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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气候变化会影响各个地方人民的生活。在今天的科学共同体中有一个基本共识，即过去50年中气候变暖的主要原因在于人类活动，21世纪全球平均气温预计会提高2.5到10华氏度。其结果可能是更严重的气候变化，某些地方降水量过多，而其他地方则降水不足。对北美的影响包括更大的风暴、洪涝、旱灾以及滑坡。自1960年以来，气温上升已经使许多地区缩短了霜冻期和减少了积雪量，下降幅度达10%。冰川和冰盖正在融化。20世纪海平面上升的速度，比过去3000年里的平均上升速度要快10倍。正如哈佛大学科学家詹姆斯·麦卡锡（James McCarthy）所说的：“今天和过去很不相同，地球上居住人口达到60亿[现在已经是70亿]，而且气候变化严重影响了为我们提供食物、燃料和纤维的自然与人类系统。”[2]随着气候变化速度加快，“未来的事态变化可能不像过去那么顺利”。不管大气层中的二氧化碳是来自中国，还是美国，它都会导致全球气候变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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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事全球化包括使用武力或武力威胁的相互依存网络。20世纪的世界大战就是重要的表现形式。在冷战时期，美国和苏联之间的全球战略相互依存是极为明显的现象，并且广为人知。它不仅导致了世界性的两极对峙同盟体系，而且使得任何一方都不敢使用能够在30分钟内摧毁对手的洲际导弹。这之所以不同寻常，并不是因为它属于完全新的现象，而是因为此种军事相互依存可能产生的冲突规模巨大，而且速度极快。今天，基地组织和其他跨国行为体形成了全球运行网络，正在以所谓的非对称战争挑战传统的国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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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全球化是指人员、文化、形象（images）和思想的流动与传播。移民就是一个具体的例子。在19世纪，大约有8000万人跨越大洋到了新家，这比18世纪要多得多。在21世纪初，有3200万的美国居民（占人口总数的11.5%）是在外国出生的。此外，每年大约有3000万来访者（学生、商务人员以及游客）进入美国。思想的传播也是社会全球化中具有同等重要性的组成部分。在过去2000年里，世界四大宗教，即佛教、犹太教、基督教以及伊斯兰教，传播的范围极其广泛。在过去几个世纪里，科学方法与启蒙世界观的传播也是如此。政治全球化（社会全球化的组成部分）表现为立宪制度的传播、民主国家的增多以及国际规则与制度的产生。那些认为国际共同体不值一提的人，忽视了政治思想在全球传播的重要性。正如建构主义者所指出的，19世纪的反对奴隶制运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反对殖民主义运动以及今夭的环境保护与女权主义运动，对世界政治产生了意义深远的影响。当然，世界离建立一个全球共同体以取代氏族、部落和国家等民众效忠对象的目标还很远。即便如此，这样的跨国政治思想无疑会影响国家如何建构自己的国家目标和使用自己的软权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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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世纪全球化有什么新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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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全球化过程已经经历了很多世纪，当今的全球化形式”程度更深、速度更快”。今天的全球化不同于19世纪的全球化。在19世纪的时候，欧洲帝国主义成为全球化的主要政治结构，而且高昂的交通与通讯费用意味着很少的人直接介入不同文化之间的思想交流过程之中。但是，最重要的区别同信息革命密不可分。正如专栏作家托马斯·弗里德曼（Thomas Friedman）所指出的，当今的全球化走得”更远、更快、更廉价以及更深刻”[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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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学家用“网络效应”（network effects）这个词来描述这样一种情势，即越多的人使用同一种产品，这个产品的价值就越高。一部电话本身是没有任何意义的，而当电话网络形成后，它的价值就很大了。这就是为什么互联网导致了如此之快的变革。像”脸谱”（Facebook）、推特（Twitter）、Linkedln这样的社交网站发展速度极快。获得过诺贝尔奖的经济学家约瑟夫·斯蒂格利茨（Joseph Stiglitz）认为，知识经济产生了”强大的外溢效应，它们经常像火一样迅速传播，带来更多的创新成果，引起新发明的连锁反应……然而，产品不同于知识，并非总能像火那样传播”[4]。不仅如此，随着相互依存更深、更快，不同网络之间的关系也变得更为重要，网络之间的联系增多了。其结果是，“体系效应”（system effects），即一个地方出现的动乱，会传播到整个体系，正变得更为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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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官员在制定对外政策的时候，面对着全球主义不断深化（即相互依存网络的密度增加）的现象，这意味着一个地区在发生的事件，不管是经济方面的，还是环境方面的，会对其他地区产生深远的影响，而这种影响或者是军事层面的，或者是社会层面的。这些国际网络越来越复杂，其影响越来越不可预测。此外，在人类体系中，人们经常努力超过别人，以完全不可预测的方式，获得经济、社会或军事优势地位。因此，全球化伴随着不确定。今后将持续存在着两个方面的竞争，一方面是不断加深的复杂性与不确定性，另一方面是政府、公司和其他行为体努力认识日益复杂的相互关联体系，并为自己所用。经常发生的金融危机或者大规模的失业现象，会导致大众运动的产生，从而限制相互依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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速度加快也给制定对应政策增加了不确定性和难度。如前所述，现代全球化比过去的全球化形式之步伐要快得多。天花用了3000年才传遍世界各大洲，最后于1789年传到澳大利亚。艾滋病只花了不到30年的时间，就已经从非洲传播到全世界。在2000年，由菲律宾黑客发明的”爱虫”电脑病毒，只用了3天时间就传播到整个世界。从3000年到30年，再到3天，这就是全球化步伐加快的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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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富裕国家中，大众直接参与国际事务的程度也增加了。普通百姓购买外国合股投资公司的股票，在境外互联网站上赌博，享受过去属于富人专利的境外旅游和品尝异国风味菜肴。弗里德曼把这样的变化称为技术、金融和信息”民主化”，因为成本下降使得社会中更多的人可以享受以往的奢侈品。然而，民主化（democratization）并不是一个准确的词，因为在市场和金钱选举中，人们所具有的实力基础是不平等的。比如在资本市场中，尽管新的金融工具允许更多的人可以参加，但平等是不存在的。对于对冲基金投资人来说，至少需要100万或者100万美元以上的资金。多元化（pluralization）这个词或许更准确一些，它意味着数量和种类更多的人加入全球网络。英国经济学家约翰·梅纳德·凯恩斯（John Maynard Keynes）指出，在1914年的时候，“伦敦的居民可以一边喝着茶，一边用电话订购世界上的各种产品，并且可以要求在很短的时间内把自己所要的东西送到家门口”[5]。但是，凯恩斯时代的英国人必须很富裕，才能够成为全球性的消费者。而在今天，超市和互联网零售商可以让后工业化国家中的大多数人拥有这种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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