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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学家用“网络效应”（network effects）这个词来描述这样一种情势，即越多的人使用同一种产品，这个产品的价值就越高。一部电话本身是没有任何意义的，而当电话网络形成后，它的价值就很大了。这就是为什么互联网导致了如此之快的变革。像”脸谱”（Facebook）、推特（Twitter）、Linkedln这样的社交网站发展速度极快。获得过诺贝尔奖的经济学家约瑟夫·斯蒂格利茨（Joseph Stiglitz）认为，知识经济产生了”强大的外溢效应，它们经常像火一样迅速传播，带来更多的创新成果，引起新发明的连锁反应……然而，产品不同于知识，并非总能像火那样传播”[4]。不仅如此，随着相互依存更深、更快，不同网络之间的关系也变得更为重要，网络之间的联系增多了。其结果是，“体系效应”（system effects），即一个地方出现的动乱，会传播到整个体系，正变得更为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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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官员在制定对外政策的时候，面对着全球主义不断深化（即相互依存网络的密度增加）的现象，这意味着一个地区在发生的事件，不管是经济方面的，还是环境方面的，会对其他地区产生深远的影响，而这种影响或者是军事层面的，或者是社会层面的。这些国际网络越来越复杂，其影响越来越不可预测。此外，在人类体系中，人们经常努力超过别人，以完全不可预测的方式，获得经济、社会或军事优势地位。因此，全球化伴随着不确定。今后将持续存在着两个方面的竞争，一方面是不断加深的复杂性与不确定性，另一方面是政府、公司和其他行为体努力认识日益复杂的相互关联体系，并为自己所用。经常发生的金融危机或者大规模的失业现象，会导致大众运动的产生，从而限制相互依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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速度加快也给制定对应政策增加了不确定性和难度。如前所述，现代全球化比过去的全球化形式之步伐要快得多。天花用了3000年才传遍世界各大洲，最后于1789年传到澳大利亚。艾滋病只花了不到30年的时间，就已经从非洲传播到全世界。在2000年，由菲律宾黑客发明的”爱虫”电脑病毒，只用了3天时间就传播到整个世界。从3000年到30年，再到3天，这就是全球化步伐加快的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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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富裕国家中，大众直接参与国际事务的程度也增加了。普通百姓购买外国合股投资公司的股票，在境外互联网站上赌博，享受过去属于富人专利的境外旅游和品尝异国风味菜肴。弗里德曼把这样的变化称为技术、金融和信息”民主化”，因为成本下降使得社会中更多的人可以享受以往的奢侈品。然而，民主化（democratization）并不是一个准确的词，因为在市场和金钱选举中，人们所具有的实力基础是不平等的。比如在资本市场中，尽管新的金融工具允许更多的人可以参加，但平等是不存在的。对于对冲基金投资人来说，至少需要100万或者100万美元以上的资金。多元化（pluralization）这个词或许更准确一些，它意味着数量和种类更多的人加入全球网络。英国经济学家约翰·梅纳德·凯恩斯（John Maynard Keynes）指出，在1914年的时候，“伦敦的居民可以一边喝着茶，一边用电话订购世界上的各种产品，并且可以要求在很短的时间内把自己所要的东西送到家门口”[5]。但是，凯恩斯时代的英国人必须很富裕，才能够成为全球性的消费者。而在今天，超市和互联网零售商可以让后工业化国家中的大多数人拥有这种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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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跨越世界各大洲的跨国联系渠道的大幅度扩展，意味着更多的问题能够很快地在国际上为人们所注意，其中包括规则和习惯，从实验药品、统计和产品标准，到银行规则，这些都已经不再是完全由各国政府独立处理的事情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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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革命对当今全球化产生的影响，在于相互联系网络的速度和深度，它使得全球化更为复杂。但是”深度全球主义”（thick globalism）现象并不是千篇一律的：在不同的地区和不同的问题领域，存在着不同的表现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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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全球化的政治反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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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内政治影响一国应对变革的方式。某些国家模仿成功样板，比如韩国和东欧那些正处在民主化过程中的资本主义社会。也有的国家采取了具有独特性和创新性的方式适应变革。例如，像荷兰、丹麦、挪威以及瑞典那样的欧洲小国，保持着相对庞大的政府，并且重视对社会弱势群体的补偿，而英美这样的工业化国家，则一般重视市场、竞争的作用以及反对控制（deregulation）。资本主义国家并非铁板一块，欧洲、日本和美国之间存在着很大区别。也就是说，应对国际市场和管理资本主义经济的途径不止一种。即便是在一个国家，不同的时期也会采取不同的做法。美国过去一直是世界上金融制度最为自由的国家，但是在2008年次贷危机变得很严重，像贝尔斯登公司、雷曼兄弟公司这些原先似乎是美国金融产业不可撼动的支柱的公司破产，引发世界性衰退（正是由于全球化）之后，包括美国在内的一些国家被迫进行政府干预。华盛顿采取的反应措施是，花费成千上万亿美元来刺激经济，购买诸如通用汽车这样大公司的股权以防止它们破产，甚至在某些个案中限制企业高管薪酬。也就是说，美国政府采取了比较武断的干预措施，从而把美国资本主义带回到了20世纪30年代的”新政”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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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伊朗、阿富汗和苏丹这样的社会里，保守集团十分强烈地抵制全球化，甚至采取暴力方式。对全球化的反应助长了原教旨主义。国内制度和国内分裂，不管是经济方面的，还是族群方面的，会导致社会内部冲突，从而深刻地，经常是以出人意料的方式，改变族群与政治认同。正如我们在上一章中所看到的，波斯尼亚的精英们求助于农村地区民众保守的认同，来压倒和摧毁都市民众已经开始形成的认同，并且造成了灾难性的后果。在伊朗也一直存在着伊斯兰激进主义者同思想比较自由的对手之间的斗争，那里的自由派也属于穆斯林，但是他们比较同情西方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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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前所述，日益加大的不平等是政治反应的一个重要原因，它曾经阻碍了20世纪初的经济全球化浪潮。在全球化进程中的最近一个阶段，同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之前的半个世纪一样，存在着某些国家之间和国家内部日益加大的不平等现象。占世界人口20%的最富裕国家的收入与占世界人口20%的最贫穷国家的收入之比，从1960年的30比1扩大为1997年的74比1。与此相比较，它从1870年的7比1扩大到1913年的11比1。在任何情况下，不平等状况即使没有恶化，也会产生政治影响。经济学家罗伯特·韦德（Robert Wade）指出：“其结果是存在着很多充满仇恨的民众，对他们来说，新的信息技术威胁了他们所赖以生存的社会之稳定，甚至是威胁了富裕国家的社会稳定。”[6]随着信息流通量的增加，人们对不平等状况的了解也在增多，于是某些人选择采取抗议行动，这一点都不令人感到奇怪，正如我们最近所看到的世界范围的”占领”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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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不平等现象加剧的状况所产生的政治后果是很复杂的，但经济史学家卡尔·波拉尼（Karl Polanyi）在其经典著作《大变革》一书中很有说服力地论述道，工业革命所释放出来的市场力量以及19世纪的全球化，不仅产生了巨大的经济成果，也导致了严重的社会动乱和政治反应。不平等与政治反应之间并不存在着”必然的”关系，但是前者会导致后者。特别是当不平等同不稳定相结合的时候，比如发生导致大量失业的金融危机和经济萧条，这样的反应可能最终限制世界经济全球化的步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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抵制全球化的抗议活动，在一定程度上说，是对经济相互依存所带来的变化之反应。从经济学家的角度来看，不完善的市场是效率低下的，而在政治学家看来，国际市场中存在的某些不完善的地方可以被看作是”有用的低效率”，因为它们充当了政治变革的减速器和缓冲器。全球化在消除低效率的同时，也成为经济成功的政治囚徒。此外，随着全球网络变得更加复杂以及各种问题之间的关联性增多，摩擦也就会产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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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力与相互依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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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主义者有时认为，相互依存意味着和平与合作，但不幸的是，实际情况并没有那么简单。即便在一个全球化的世界中，对权力的争夺仍在继续。由于联盟变得更为复杂，以及各种形式的权力被加以使用，因而冲突常常就好像同时在几个棋盘中下棋。21世纪的冲突不仅需要大炮，也需要黄油。中国的领导人毛泽东说过，枪杆子里面出政权。人们在1973年石油危机之后开始意识到，油桶子里面也出权力，我们很快就要讨论这个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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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续阅读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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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Manfred B. Steger， Globalization：A Very Short Introduction （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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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Dani Rodrik， the Globalization Paradox：Democracy and the future of the World Economy （New York：W.W.Norton & Co.， 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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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互依存的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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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互依存（interdependence）同其他诸如民族主义、帝国主义或者全球化（的确，正如我们所看到的，全球化属于相互依存范畴，即全球层面上的相互依存）之类的政治词汇一样，是一个含义不清的词，人们对它的理解往往是五花八门、相互矛盾的。领导人和分析家使用政治词汇的动机不一样。领导人希望自己的追随者越多越好，所以他们倾向于使用模糊语言，并且极力造成一种体现大家共同利益的印象：“我们都在一条船上，大家必须相互合作，都要听我的。“在另一方面，分析家则关注相互间的区别，以便更好地理解世界。他们强调，好与坏的问题有程度大小之分。分析家可能指出，我们所乘坐的那条船可能只是朝着一个人的目的地行驶，或者说一个人划船，另一个人掌舵或免费搭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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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一个分析性词汇，相互依存指的是一个体系中的行为体或者事件相互影响的情势。简单地说，它指的就是互相依赖。这样一个情势本身无所谓好或者坏的区别，只有程度大小之分。在人与人的关系中，婚姻誓约就表述了相互依存的思想，也就是说，夫妻双方互相依赖，“同甘苦、共患难”。国家之间的相互依存意味着国家”同甘苦、共患难”。在18世纪的时候，卢梭（Jean-Jacques Rousseau）就指出，摩擦和冲突同相互依存相伴相随。他提出的”解决办法”就是孤立和分离。然而，这在全球化的世界中是不可能做到的。那些试图与外界隔绝的国家，比如朝鲜和缅甸，付出了巨大经济代价。今天，一个国家很难与外界相隔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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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互依存的根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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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可以分别从以下四个方面来对相互依存的情势加以分析：根源、收益、相对成本以及对称性。相互依存既可以产生于物质现象（比如在自然界中），也可以产生于社会（经济、政治或者认知的）现象。物质上和社会上的相互依存经常是同时存在的。这样的区分有助于我们理解在互相依赖情势中选择程度的大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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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事相互依存就是产生于军事竞争中的互相依赖状况。这里有武器物质层面上的相互依存，这种相互依存随着核武器的发展和由此而来的相互确保摧毁的可能性而变得十分明显。然而，相互依存还包含认知上的重要内容，认知或者政策上的变化可以减轻军事相互依存的程度。正如我们在第五章中所了解到的，美国人一点都不担心英国或者法国的核武器打到美国的领土上，因为他们不认为英法的核武器会被用来攻击美国领土。同样地，在20世纪80年代戈尔巴乔夫提出苏联对外政策的”新思维”之后，西方人开始睡得更安稳一些。这并不是苏联武器数量减少的结果，而是由于西方人对苏联的敌意或者动机的认知发生了变化。尽管在20世纪行将结束的时候，前苏联数千枚核弹头的安全保卫措施比较差，它们有可能落入恐怖主义者或者像伊朗和朝鲜这样的国家手中，但美国公众对苏联核武库的担忧随着苏联的最后解体实际上已经荡然无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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