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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可以分别从以下四个方面来对相互依存的情势加以分析：根源、收益、相对成本以及对称性。相互依存既可以产生于物质现象（比如在自然界中），也可以产生于社会（经济、政治或者认知的）现象。物质上和社会上的相互依存经常是同时存在的。这样的区分有助于我们理解在互相依赖情势中选择程度的大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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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事相互依存就是产生于军事竞争中的互相依赖状况。这里有武器物质层面上的相互依存，这种相互依存随着核武器的发展和由此而来的相互确保摧毁的可能性而变得十分明显。然而，相互依存还包含认知上的重要内容，认知或者政策上的变化可以减轻军事相互依存的程度。正如我们在第五章中所了解到的，美国人一点都不担心英国或者法国的核武器打到美国的领土上，因为他们不认为英法的核武器会被用来攻击美国领土。同样地，在20世纪80年代戈尔巴乔夫提出苏联对外政策的”新思维”之后，西方人开始睡得更安稳一些。这并不是苏联武器数量减少的结果，而是由于西方人对苏联的敌意或者动机的认知发生了变化。尽管在20世纪行将结束的时候，前苏联数千枚核弹头的安全保卫措施比较差，它们有可能落入恐怖主义者或者像伊朗和朝鲜这样的国家手中，但美国公众对苏联核武库的担忧随着苏联的最后解体实际上已经荡然无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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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态相互依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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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互依存力量迫使我们认识到，今天的挑战不只是我们自己（本国）所面临的困境，而是所有人都面临的困境。环境是我们共同关注的具体问题：除非气候对所有人来说是稳定的，否则就无所谓一个国家或一个大洲的稳定气候。气候安全是全球公共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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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气候变化特别代表约翰·阿什顿（John Ashton）在2006年9月27日的讲话[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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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来说，经济上的相互依存类似于军事上的相互依存，同样属于传统国际政治的内容，而且具有重要的社会层面（尤其是认知上的）因素。经济相互依存涉及有关价值和成本的政策选择问题。比如人们在20世纪70年代初，十分担心全球粮食供应满足不了世界人口的需要。因此，许多国家开始抢购美国的粮食，导致美国超级市场的粮食价格上涨。由于印度洋雨季不能如期到来，以及苏联粮食歉收，美国消费者买一块面包就要比原来花更多的钱。1973年，美国为了阻止国内粮食价格的上涨，决定停止向日本出口大豆。其结果是，日本投资于巴西的大豆生产。当几年之后供需比较平衡的时候，美国的农场主对禁运的做法十分后悔，因为日本人从巴西进口价格更为低廉的大豆。与此相类似，在2008年，由于富裕国家把更多的农作物用地用于生产乙醇，全球粮食价格暴涨。从长远的角度来看，社会选择和物质短缺会影响经济相互依存。因此，我们在做出短期抉择的时候，一定要有长远眼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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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互依存的收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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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互依存的收益有时被表述为零和（zero sum）与非零和（nonzero sum）两种情势。在零和的情势中，你的所失就是我的所得，反之亦然。在正和（positive sum）的情势中，大家都获益；在负和（negative sum）的情势中，大家都受损。分馅饼属于零和情势，做一块更大的馅饼属于正和情势，而把馅饼扔到地上则属于负和情势。既有零和的相互依存，也有非零和的相互依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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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些自由派经济学家只从双赢或者正和的角度认识相互依存，即每个人都获益、都比过去过得好。这样的分析家没有注意到利益的不均等以及相对收益分配所导致的冲突，因而忽视了相互依存的政治层面。双方的确都能从贸易中获利，但是以日本和韩国之间的电脑和智能电话机贸易为例，该贸易的收益是如何分配的呢？即使日本和韩国双方都获益了，还有一个问题，即谁获益更多一些呢，到底是日本，还是韩国？利益分配——每一方从双贏局面中获益多少——是一种零和的情势，一方所得为另一方所失。其结果是，在经济相互依存情势中总是存在着一些政治冲突。即便有一块更大的馅饼，人们也会为争得其中最大的一块而进行争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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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些自由主义分析家错误地认为，随着世界相互依存程度的加深，合作将取代竞争。他们的理由是，相互依存导致共同获益，共同获益又鼓励相互合作。这样的说法有道理，但是经济相互依存也可能被当作一种武器来使用，比如利用贸易制裁来对付塞尔维亚、伊拉克和利比亚。在某些情况下，经济相互依存的确比武力更好使用，因为它的分级更精妙，由此产生的成本也比较低。而且在某些情况下，国家较少关心从相互依存中获得绝对收益，较多关心对手是否获得更多的收益并对自己构成危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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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些分析家确信，传统的世界政治总是属于零和的范畴。但是这种对过去的解释会使人误入歧途。传统的国际政治可以是正和的，这取决于行为体的动机。例如，俾斯麦或希特勒在德国掌权的结果同他们不掌权的结果是不一样的。如果一方极力扩张势力，正如希特勒的所作所为，那么肯定会出现零和的政治局面——一方所得即为另一方所失。但是，如果所有各方都希望稳定，那么就可能在均势中出现共同获益的局面。反过来说，新的经济相互依存政治既包含竞争性的零和内容，也包含合作性的正和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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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相互依存政治中，国内事务和对外事务之间的界限不甚清楚。比如，前面提到的大豆问题既涉及控制通货膨胀的国内问题，又涉及美国同日本、巴西的关系问题。另一方面，20世纪90年代末的亚洲金融危机导致世界商品价格下跌，这有助于美国经济的持续增长，美国不需要采取抑制通货膨胀的措施。2005年，美国财政部长约翰·斯诺（John Snow）访问中国，他恳请中国人增加消费信贷，因为美国认为这”有助于解决我们最关心的全球收支不平衡问题”。中国领导人回答说，美国人”需要通过减少财政赤字解决好自己的问题”。[8]你说斯诺和中国人是在谈论国内事务还是对外事务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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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看另外一个例子。1979年伊朗发生革命之后，石油产量缩减，美国政府要求美国人开车限速每小时55英里，并且关闭空调，以此降低能源消耗。这到底属于国内问题，还是对外政策问题呢？一些社会科学家把这类问题称为”国际国内问题”（intemiestic），也就是说，既是国际问题，也是国内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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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互依存也以一种特别的方式影响国内政治。在1890年的时候，法国政治家关心相对收益，采取了阻碍德国发展的政策。今天，采取促使德国经济增长放慢的政策，对法国没有任何好处。法国和德国之间的经济相互依存意味着，未来法国经济状况是否良好，取决于未来德国经济是否健康发展。如今这两个国家共同拥有一种相同的货币，德国经济状况良好符合法国政治家自身的利益，反过来说，法国经济状况良好也符合德国政治家自身的利益。古典均势理论预言，一个国家为了阻止另外一个国家取得主导地位，一定会采取行动挫败对手。这种观点是站不住脚的。在经济相互依存的情势中，国家不仅关心绝对收益，也关心相对收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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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互依存的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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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互依存的成本包括短期的敏感性和长期的脆弱性。敏感性（sensitivity）指的是依赖效应的强度与速度，也就是说，体系中一个部分的变化在多长时间里引起另一个部分发生变化。比如，在1987年，由于外国人对美国的利率以及债券和股票价格的走向产生疑虑，美国股市突然间崩溃了。这一切发生得很快，市场对外国资金的撤出极其敏感。在1998年，亚洲新兴市场的弊病，蔓延到了距离遥远的俄罗斯和巴西，并对这两个国家的新兴市场造成了损害。在2008年，美国的抵押金融问题影响了其他国家的房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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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高度敏感并不等于髙度脆弱。脆弱性（rolnerabitity）指的是改变一个相互依存体系结构的相对成本。它指的是逃离体系或者改变游戏规则的成本。两个国家中不那么脆弱的一方不一定不太敏感，但是该国政策调整的代价一定是相对较低的。在1973年的石油危机中，美国依赖进口的能源大约只占其所需能源总量的16%，而日本大约95%的能源需求依赖进口。美国对于1973年阿拉伯世界石油禁运所导致的油价上涨十分敏感，但是它不像日本那么脆弱。1998年，美国对东亚经济形势十分敏感，但是没有因此受到很大的损害。那里发生的金融危机使得美国的经济增长率下降了0.5个百分点，但是当时美国经济形势很好，美国承受得了这场危机的负面影响。然而，印度尼西亚面对全球贸易和投资格局的变化，不仅敏感，而且脆弱。印度尼西亚经济形势极度恶化，并且导致国内政治冲突以及政府的变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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脆弱性属于一个程度大小的问题。1979年伊朗国王政权被推翻的时候，伊朗的石油生产一度中断，当时正值石油需求大、市场供应紧张之时。伊朗中断石油生产使得世界市场的石油供应量减少了5%。市场对此极其敏感，供给短缺很快引起石油价格上涨。但是，美国人只需要关闭汽车空调和限速每小时55英里（而不是60英里），就可以节省5%的能源消耗量。美国可以通过使用这样简单的政策调整来避免受到损害，这就表明，虽然美国很敏感，但是它并不脆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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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脆弱性并不仅仅取决于综合措施，它也取决于一个社会是否能够迅速地应对变革。例如，美国就不如日本那样善于应对石油市场的变化。而且，市场中的个人、大公司以及投机家，可能通过观察市场形势，决定囤积居奇，因为他们认为供给短缺的情况将越来越严重。他们的行为会使商品供应更短缺、市场需求更大，从而导致价格进一步上涨。所以，脆弱性的程度并不是那么简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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脆弱性也取决于原料是否有替代品以及其供应渠道是否多样化。世界观察研究所的莱斯特·布朗（Lester Brown）在1970年警告说，美国对进口原料的依赖越来越大，因而美国的脆弱性将日益严重。在13种基本的工业原料中，美国将近90%的铝、铬、锰和镍依赖进口。他预言，到1985年的时候，美国有10种基本的工业原料需要依赖进口。[9]他认为，这样一来，美国的脆弱程度和较不发达的原料生产国的影响力都会大大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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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到了20世纪80年代的时候，世界原料价格下跌，而不是上涨。布朗的预言存在什么问题呢？布朗在判断脆弱程度的时候，没有考虑到原料的替代来源和供应地的多样化可以防止原料生产商人为地哄抬价格。不仅如此，技术也在进步。昨天的垃圾可能变成新的资源。如今，有的公司在利用废弃的矿渣，因为新技术的出现，使从几年前废弃的矿渣中提炼出铜成为可能。今天铜用量的减少，是由于使用了以硅制成的纤维光缆，而硅则主要来源于沙子。另外，在2010年生产一台最新型的计算机所需要的铜比1980年要少得多，这是因为计算机变得越来越小、越来越轻。所以，有关美国将因为原料短缺而变得脆弱的看法是错误的，因为它没有充分考虑技术的发展和替代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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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互依存的敏感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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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已经忘记了金融危机的传染性和传播速度之危险。当前的事态发展始于金融市场中的一个较小领域，即次级抵押贷款（2007年在美国），迅速在全世界广为传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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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度储备银行副行长拉克什·莫汉（Rakesh Mohan）2007年9月20日的讲话[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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