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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事会,由每个成员国家派一名代表组成,对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的行动提供指导和决定该组织的年度预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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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秘书长,监督理事会和秘书处,负责该组织的日常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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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票制度:协商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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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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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动好的治理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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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事经济评估和提出经济政策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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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促进经济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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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讨论经济、发展、社会和治理挑战的多边论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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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美国的政治家们吸取了20世纪30年代的教训,1944年在美国新罕布什州布雷顿森林举行的国际会议,建立起了旨在维持一个开放的国际经济的制度。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负责贷款,贷款对象通常是发展中国家和新兴市场国家,其目的在于帮助它们实现收支平衡或者偿还债务利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提供贷款的时候一般要求接受贷款的国家进行经济政策的调整,比如减少预算赤字和价格补贴。尽管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政策有时会引起争议,并且不总是很有成效,但该组织在20世纪90年代初帮助俄罗斯克服经济困难,以及在90年代末帮助亚洲国家渡过金融危机方面,都扮演了重要的角色。世界银行为较穷的国家和新兴市场国家的发展项目提供贷款。(还有亚洲、拉丁美洲、非洲和东欧的地区开发银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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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税及贸易总协定(GATT)以及后来的世界贸易组织(WTO)负责制定自由贸易规则,也是一系列关于降低贸易壁垒的多边谈判的场所。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是34个最发达国家协调经济政策的论坛。自从20世纪70年代中期以来,7个最大经济体(它们占世界产值的三分之二)的领导人每年举行一次七国集团首脑会晤(因俄罗斯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加入而扩展为八国集团),讨论世界经济形势。1999年,一个更大的、涵盖地理范围更广的国家集团(即二十国集团)建立起来,它在2008—2009年全球金融危机中开始扮演重要角色。这些制度有助于增强各国的政策,促进了跨国民间交往的迅速发展。在1945年以后的大部分时间里,世界贸易的年增长率保持在3%到9%之间,高于世界生产的年增长率。国际贸易在美国国内生产总值中所占的比重,I960年为5.6%,1995年提高到11.2%,2009年更达到了27.97%。国际投资年均增长率接近10%,那些具有全球战略的大型跨国公司变得越来越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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批评家声称,国际经济制度带有歧视性,主要对富国有利,而对穷国不利。例如,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采取加权表决制度(weighted voting),这使得美国、欧洲和日本在其中享有主导性的影响力。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总是由欧洲人来领导,而世界银行行长一般是美国人(尽管未来会有变化)。美国可以采取财政与贸易赤字政策,而且几乎不受指责,但穷国在面临类似债务问题的时候,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官僚们就会要求它们回到市场原则上来,并以此作为借贷的条件。其中一个原因是,穷国经常需要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帮助以获得借款,而美国不需要国际基金组织的帮助也照样可以得到借款。换句话说,国际经济制度反映了金融市场中不平衡的相互依存关系所包含的权力现实。撤销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并不能改变金融市场中的权力现实。如果没有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而让私人银行家和基金管理者来处理问题,那么穷国将更难借到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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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贸易组织并不采取加权表决制度。它提供了一个论坛,使得153个成员可以在非歧视性原则基础上进行有关贸易协定的谈判,而且也提供了帮助成员方仲裁贸易争端的委员会(panels)和规则。批评家指出,成员方在该组织框架(比如目前的多哈回合多边贸易谈判)内所商议的协定,让富裕国家保护农业与纺织业等领域,使之应付来自发展中国家的竞争,因而对穷国来说是不公平的。这样的批评是对的,保护主义政策的确损害穷国。但是,保护主义的根源在于富裕国家的国内政治,如果世界贸易组织不发挥作用的话,保护主义政策的影响就更大。这再次说明,国际制度能够减轻,但不能消除权力现实。不管怎么说,美国和欧洲会遵守世界贸易组织委员会所做出的对它们很不利的裁决,这个事实就表明.制度的作用即便很小,它还是起作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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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便是在富裕与强大的国家之间,也同样存在着如何在一个独立国家组成的世界中管理跨国经济的问题。在20世纪80年代以及2001年以后,美国成为了一个纯债务国,因为它拒绝提高国内税收以实现收支平衡,而是从国外借贷。一些分析家认为,这会导致20世纪30年代危机的重演,美国将步英国的后尘而走向衰落。然而,实际情况并非如此,美国并没有衰落和变得内向,其他国家依然愿意借钱给美国,因为它们对美国经济充满信心,美国经济繁荣符合它们的利益。比如,中国就拥有很大数额的美元作为自己的外汇储备,以此扩大对美国的出口。2009年,虽然有中国官员提出要减少美元的持有量,但是该国的实际做法并没有什么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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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金融动荡依旧是一个潜在问题。全球金融市场最近一些年来增长速度迅猛,但是其动荡不定的局面对世界的稳定构成了威胁。这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这些国家的政府是否愿意采取维持国际经济体系稳定的政策。不管怎么说,今天的全球政治和经济体系要比过去复杂得多。将会有更多的部门、国家、问题和私人行为体被纳入相互依存关系之中。那种把世界政治仅仅描述为几个大国如同坚硬的台球在均势体系中相互碰撞的看法,越来越脱离现实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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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实主义与复合式相互依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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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现实主义的一些基本假设是错误的,那么这个世界会是什么样呢?现实主义者坚持认为,国家是唯一重要的行为体,军事力量是支配性的手段,权力(或安全)是压倒一切的目标。假如国家不是唯一重要的行为体,跨国行为体(transnational actors)也是重要的角色,那么这个世界会是什么样的?假如军事力量不是唯一重要的手段,经济控制和利用国际制度也是支配性的手段,那么这个世界会是什么样的?假如安全不是压倒一切的目标,福利(welfare)则是压倒一切的目标,那么这个世界又会是什么样的?我们可以把这样一个反现实主义的世界称为复合式相互依存(complex interdependence)。有的社会科学家认为复合式相互依存是一个”理想的模式”,它是一个人们想象出来的概念,在现实世界中是不存在的。但是,正如我们在前面所看到的,现实主义观点也不能与现实世界完全吻合。把世界设想为一种复合式相互依存状态,可以让我们想象出一个不同类型的全球政治,自由主义范式在其中大概会有比较好的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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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上,现实主义和复合式相互依存都是简化的模式或者理想的模式,真实的世界介于两者之间。我们可以看看两个国家间的关系在现实主义和复合式相互依存之间的光谱中所处的位置。中东国家间的关系靠近现实主义这一端。当今美国和加拿大的关系或者法国和德国的关系靠近复合式相互依存那一端。国家间关系在光谱中所处的位置,决定着政治关系的特点和权力斗争的形式。实际上,国家可以改变自己在光谱中的位置。冷战时期的美苏关系基本上是在现实主义这一端,但是冷战结束以后,美俄关系移到了现实主义和相互依存之间的中心位置(见图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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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7.2 从现实主义到复合式相互依存的变化光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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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现实世界中,现实主义和复合式相互依存相互作用的一个突出例子,就是美国同中国的关系。同美日关系一样,美国从中国的进口额大大超过对中国的出口额。其结果是,美国有巨额贸易赤字。虽然美中双边贸易是不对称的、对中国有利的,但是中国潜在的贸易禁运行为不会使美国处于特别脆弱的地位,因为美国可以通过从其他地方采购产品获得补偿,而且中国国内也有向美国出口商品的强烈动机。不仅如此,正如我们在前面已经看到的,中国威胁通过抛售从出口中获得的大量美元以伤害美国的做法,将会损害其对美国出口。与此同时,由于中国是美国商品的潜在大市场,美国国内市场对中国商品的需求量很大,这使得美国政府采取对中国不利行为的能力受跨国行为体(包括美国的跨国公司)的制约,这迫使美国政府不能对中国采取制裁措施,以应对中国的不公平贸易做法。然而,中国经济和军事实力的迅速增长,极大地影响了美国对东亚均势的认知,促使美日安全同盟从1995年开始得到强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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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2003年伊拉克战争爆发之前,专栏作家罗伯特·卡根(Robert Kagan)指出,许多欧洲国家不怎么愿意同萨达姆·侯赛因这样危险的独裁者对抗,因为它们已经习惯于在欧洲占主导地位的复合式相互依存所创造的和平环境,而且倾向于把它推广到欧洲以外的霍布斯式世界。用他自己的话来说就是:“美国人来自火星,欧洲人来自金星。“这个机智的说法过于简单了,英国在伊拉克战争中所扮演的角色就是明证,但是它的确抓住了大西洋两岸认知中的不同之处。它也说明了一个更大的道理。在它们的相互关系中,所有发达民主国家构成了霍布斯现实主义海洋中的自由和平群岛。在同加拿大、欧洲和日本的关系中,甚至美国也是来自金星。如果我们认为整个世界的特征就是霍布斯式的现实主义,那么这就如同我们认为整个世界的特征就是复合式相互依存一样,两者都是错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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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续阅读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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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Robert O. Keohane and Joseph S. Nye, Jr., Power and Interdependence, 4th ed. (New York: Longman, 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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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Mark J.C.Crescenzi, Economic Interdependence and Conflict in World Politics(Lanham, MD: Lexington Books, 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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