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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现实世界中，现实主义和复合式相互依存相互作用的一个突出例子，就是美国同中国的关系。同美日关系一样，美国从中国的进口额大大超过对中国的出口额。其结果是，美国有巨额贸易赤字。虽然美中双边贸易是不对称的、对中国有利的，但是中国潜在的贸易禁运行为不会使美国处于特别脆弱的地位，因为美国可以通过从其他地方采购产品获得补偿，而且中国国内也有向美国出口商品的强烈动机。不仅如此，正如我们在前面已经看到的，中国威胁通过抛售从出口中获得的大量美元以伤害美国的做法，将会损害其对美国出口。与此同时，由于中国是美国商品的潜在大市场，美国国内市场对中国商品的需求量很大，这使得美国政府采取对中国不利行为的能力受跨国行为体（包括美国的跨国公司）的制约，这迫使美国政府不能对中国采取制裁措施，以应对中国的不公平贸易做法。然而，中国经济和军事实力的迅速增长，极大地影响了美国对东亚均势的认知，促使美日安全同盟从1995年开始得到强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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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2003年伊拉克战争爆发之前，专栏作家罗伯特·卡根（Robert Kagan）指出，许多欧洲国家不怎么愿意同萨达姆·侯赛因这样危险的独裁者对抗，因为它们已经习惯于在欧洲占主导地位的复合式相互依存所创造的和平环境，而且倾向于把它推广到欧洲以外的霍布斯式世界。用他自己的话来说就是：“美国人来自火星，欧洲人来自金星。“这个机智的说法过于简单了，英国在伊拉克战争中所扮演的角色就是明证，但是它的确抓住了大西洋两岸认知中的不同之处。它也说明了一个更大的道理。在它们的相互关系中，所有发达民主国家构成了霍布斯现实主义海洋中的自由和平群岛。在同加拿大、欧洲和日本的关系中，甚至美国也是来自金星。如果我们认为整个世界的特征就是霍布斯式的现实主义，那么这就如同我们认为整个世界的特征就是复合式相互依存一样，两者都是错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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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续阅读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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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Robert O. Keohane and Joseph S. Nye， Jr.， Power and Interdependence， 4th ed. （New York： Longman， 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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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Mark J.C.Crescenzi， Economic Interdependence and Conflict in World Politics（Lanham， MD： Lexington Books， 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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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解全球冲突与合作：理论与历史（第九版） [:17029236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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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油政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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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本书前面所提到过的，不管是从经济还是政治意义上说，石油都是当今世界上最为重要的原料，它很可能在本世纪内一直保持着关键能源资源的地位。美国的石油消费量占世界的五分之一（虽然中国目前占将近9%，但是其石油消费增长速度很快）。即便中国消费量大增，世界上的石油也不会很快就被用完。目前已经探明的石油储量超过1万亿桶，而且今后还可能有更多的石油资源被发现。但是，有三分之二已经探明的石油储量在波斯湾地区，而该地区易受政治动荡的侵害，因而可能对世界经济产生灾难性影响。虽然石油并非两次海湾战争的主要原因（从夺取和拥有石油这个意义上说），但是中东石油供应稳定与全球经济稳定之间的重要关联性，的确是政策制定人讨论对伊拉克政策的时候所考虑的重要因素。正如一个笑话所言，假如海湾地区出产的是花椰菜而非石油，那么战争可能就不会发生了。因此，石油不仅本身很重要，而且它还是一个可以同时用来阐释现实主义和复合式相互依存思想相关联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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某个特定领域中的相互依存，往往产生于一个由规则（rule）、规范（norm）和制度（institution）组成的框架之中，我们把这个框架称为规制（regime）[*] 。国际石油规制在过去的数十年里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在1960年的时候，石油规制表现为同主要石油消费国政府密切相关的私人垄断。那个时候的石油价格大约为每桶2美元，有时被称为”七姐妹”的7家跨国石油公司决定石油产量。石油价格取决于这些大公司的石油产量以及富裕的、进口绝大部分石油的国家的需求量。跨国公司依据富国的情况确定石油产量和价格。传统军事意义上的那些国际体系中最强大的国家，时常采取干涉行为，以确保该体系顺利运行。例如，1953年，伊朗民族主义者采取行动，试图推翻国王的统治，英国和美国秘密出面干涉，恢复了国王的统治。石油规制在当时基本上没有发生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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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前所述，国际石油规制在1973年以后发生了重大的变化。石油生产国决定石油产量，从而极大地影响了石油价格，石油价格不再单独由富国市场决定。权力和财富发生了从富裕国家到较穷国家的大转移。2004年曝光的秘密文件表明，正如现实主义者可能预测的那样，美国曾经考虑过使用武力夺取波斯湾油田。但是，美国并没有那么去做，石油规制发生了有利于较弱小国家的变化。如何解释这一重大变革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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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通常认为，这是因为产油国联合起来，并且成立了石油输出国组织（OPEC）。这样的解释有一个问题，即石油输出国组织成立于1960年，而大变革则是发生在1973年以后。尽管有石油输出国组织，石油价格依然下跌。也就是说，我们需要从其他方面寻找原因。我们可以从三个思路来解释国际石油规制的变革：总体的均势，石油问题上的均势，以及国际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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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实主义者主要从军事力量的角度来分析均势的变化，他们在分析世界主要石油出口地波斯湾地区局势的时候尤其如此。两种变革影响了该地区的均势：民族主义的兴起和非殖民化。在I960年的时候，一半的石油输出国组织成员国属于欧洲的殖民地，到了1973年的时候，它们全部都是独立的国家了。伴随民族主义兴起而来的是军事干涉成本的提高。对已经实现民族觉醒和非殖民化目标的国家使用武力，要付出较高的代价。美国和英国在1953年干涉伊朗的代价并不高，但是如果美国在1979年试图维护伊朗国王政权，那么它将付出难以承受的代价。富裕国家之所以没有在1973年采取干涉行动，把产油国变成殖民地，其中一个原因在于它们认识到，对已经实现民族觉醒目标的国家使用武力要付出很高的代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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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和英国权力的变化也影响了波斯湾的均势。在石油输出国组织成立之后，尤其是在它创立后初期，英国在很大程度上是波斯湾的警察。在1961年，英国阻止了伊拉克兼并科威特的努力。但是到1971年，英国的经济力量受到了很大的削弱，而且英国政府也在努力减少英国在国际上的防务义务。1971年，英国放弃其在”苏伊士运河以东地区”所扮演的角色。这可能让人想到1947年的情景，当时英国无力维持其在地中海以东地区的大国地位。那时美国接替英国，向希腊和土耳其提供援助，并且提出了”杜鲁门主义”。但在1971年的时候，美国却无力像在1947年那样取代英国在该地区的作用。美国当时深陷于越南战争之中，不愿意再在波斯湾地区承担重要的军事义务。其结果是，尼克松总统和当时的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基辛格制定了一个大力依靠地区强国的战略。他们所选择的目标就是伊朗。他们想通过扶持伊朗成为地区霸权国家，以较小的代价取代英国在该地区的警察作用。因此，现实主义者会用整个权力结构的上述变化，特别是波斯湾地区均势的变化，来解释石油规制的变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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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种解释石油规制发生变革的思路是现实主义的一个变种，它关注各个国家在一个特定问题领域内所具有的经济权力的相对对称性。在1950年到1973年间，全球石油消费发生了重大变化，改变了美国对海外石油的依存度。具体来说，美国在1971年以前是世界上最大的石油生产国。但是，美国的石油产量在1971年达到最高值。此后，美国的石油进口开始增长，美国不再拥有多余的石油。在1956年和1967年两次中东战争中，阿拉伯国家尝试过石油禁运，但是它们的努力很容易地就被挫败了，因为美国可以生产足够的石油来供应欧洲，以防止阿拉伯国家切断石油供应。随着1971年美国的石油产量达到最高值和美国开始进口石油，左右石油市场的权力转到沙特、伊朗这些国家手中。美国不再拥有在最后关头向他国供应石油以抵消石油禁运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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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个解释1973年以后石油规制变革的思路，主要不是根据现实主义的观点，而是根据自由主义者和建构主义者所强调的国际制度（尤其是跨国公司和石油输出国组织）作用的变化来分析问题的。“七姐妹”在这个时期逐渐丧失了权力。其中一个原因是，它们同产油国讨价还价的能力逐渐消失。当一个跨国公司去一个资源丰富的国家进行新的投资的时候，它可以通过讨价还价，与所在国达成一项协议，使得本公司从双贏的项目中获得较大的份额。从穷国的角度来看，让跨国公司开发资源，可以使本国获益。即使穷国获得20%的收益、跨国公司获得80%的收益，穷国也比过去所得到的要多一些。所以在较早的时期，跨国公司由于垄断资本、技术和左右国际市场，它们可以同穷国达成协议，使得自己获得较大份额的收益。然而，经过一段时间后，跨国公司在正常的商业运作过程中（而不是出于慈善的目的），无意识地把资源转移到了穷国。它们训练了当地人。于是，沙特人、科威特人以及其他国家的人学会了怎样经营油田、管理泵站以及修建船坞。当地人也获得了市场营销等方面的技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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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终结果是，穷国要求分得更多的权益。跨国公司不能再以从当地国撤出投资作为威胁的手段，因为现在穷国也可以用自己独立经营的主张来威胁跨国公司。所以，随着时间的流逝，跨国公司与穷国讨价还价的权力，特别是在原材料行业，就慢慢地消失了。这就是”讨价还价的能力逐渐丧失”。从20世纪60年代到1973年，跨国公司无意识地把技术和技能交给了穷国，帮助它们获得了自主经营石油生产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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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还有其他方面的事态发展。新的跨国公司进入石油市场，成为”七姐妹”的”小弟妹”。这些新的跨国公司虽然比不上”七姐妹”，但依然是很庞大的，它们开始同产油国做交易。这样一来，产油国为了摆脱”七姐妹”的控制，可能与较小的、独立的跨国公司达成协议。这也削弱了那些最大的跨国公司的讨价还价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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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制度上看，石油输出国组织作为一个卡特尔，其作用有了一些提高。在石油行业中，卡特尔的典型作用就是限制石油供应量，但在过去这些一直都属于”七姐妹”之间的私下安排。卡特尔通常有一个问题，即当市场疲软和价格跌落的时候，其成员往往不遵守市场配额的规定。卡特尔在石油短缺的时候最能发挥作用，但在石油供大于求的时候，大家都想出售自己的石油，并且倾向于降低价格，以争得较大的市场份额。经过一段时间，市场的力量就逐渐迫使卡特尔失去作用。石油输出国组织是产油国家政府间的卡特尔，而不是私营企业之间的卡特尔。石油输出国组织在创建初期难以发挥作用，因为那时石油过剩。只要存在着石油过剩的局面，石油输出国组织成员国就有采取欺骗行为以获取较大的市场份额的动机。从I960年到20世纪70年代初，石油输出国组织无法让成员国遵守有关价格的规定。但是在出现石油供不应求的局面之后，石油输出国组织协调生产国讨价还价权力的作用就上升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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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3年的中东战争给石油输出国组织打了一剂强心针，让它觉得自己可以发挥作用了。在1973年的战争中，阿拉伯国家出于政治原因削减了石油供应，但是这也造成了一种情势，使得石油输出国组织可以发挥有效的作用。伊朗不是阿拉伯国家，被认为是美国维护波斯湾地区稳定局势的工具。但是，伊朗国王宣布把本国的石油价格提高4倍，其他石油输出国组织成员也跟着这么做。从长远角度来看，由于市场的力量，石油输出国组织无法让石油价格长期保持在一个较高的水平之上，但油价持续居高不下，则同石油输出国组织的影响不无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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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个更加重要的制度性因素是石油公司在危机中所起的”减轻伤痛”的作用。时任国务卿的亨利·基辛格在危机期间的某个时候曾经说过，美国如果面临”窒息”的危险，那么就可能使用武力。阿拉伯石油禁运使得世界石油贸易量减少了15%，美国的石油进口减少了25%。然而，石油公司确保每个国家承受相同的损失。它们对世界石油贸易作了新的调配。由于阿拉伯国家对美国的石油出口减少了25%，所以石油公司向美国供应了更多的来自委内瑞拉或印度尼西亚的石油。它们减轻了伤痛，使得所有富裕国家都减少7%到9%的石油进口量，这个比重远远低于”室息”点。它们的行为有助于防止经济冲突演变成军事冲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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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油公司为什么这样做呢？这肯定不是出于慈善的目的。从长远的角度来看，跨国公司总是追求利益最大化。也就是说.跨国公司要长期地、最大限度地获取利润。它们为此希望局势稳定，获得市场准入。跨国公司担心出现这样的情势，即如果它们拒绝向所在国出售石油，那么它们就可能被该国收归国有。比如，英国首相爱德华·希思（Edward Heath）要求英国石油公司的首脑只向英国出售石油，不得向其他国家提供石油。但是英国石油公司的首脑回答说，如果他服从这个命令，那么他的公司将会被其他国家宣布国有化，从而断送英国石油公司的性命。英国首相最后还是作了让步。从根本上说，石油公司是长期的、最大利润的追求者，它们极力稳定市场，不让任何一个国家受到严重的打击。跨国公司通过降低”窒息”的危险，减少了动用武力的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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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言之，石油体现了介于现实主义和复合式相互依存这两种理想模式之间的一个问题。总体的军事力量平衡、某个问题领域内经济权力结构的对称性以及石油问题领域内的制度这三个方面的变化，有助于我们解释从1960年的石油规制到1973年以后的石油规制的变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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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年8月在墨西哥湾爆炸和沉没的海上深水钻丼平台，它造成美国历史上最大的石油泄漏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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