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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解全球冲突与合作:理论与历史(第九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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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年春为利比亚内战难民提供帮助的国际红十字会/新月会帐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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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解全球冲突与合作:理论与历史(第九版) 第八章 信息革命与跨国行为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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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力和信息革命:从书写的起源到”阿拉伯之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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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场信息革命正在改变世界政治。早在400年前,英国政治家和哲学家弗朗西斯·培根(Francis Bacon)就写道,知识就是权力。在21世纪初,已经有更多的人拥有了这种权力。政府总是担心信息的流动与控制问题,我们当今所处的时代并不是第一个受到信息技术变革极大影响的时期。古登堡(Gutenberg)发明活动铅字,使得很多欧洲人可以读到印刷体的《圣经》,因而对宗教改革的开启发挥了重要作用。小册子和通信委员是美国革命开路先锋。正如建构主义者所指出的,信息快速流动会导致认同与利益的重大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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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今信息革命的基础是计算机、通讯以及软件技术的迅猛发展,技术进步反过来又大大降低了处理与传输信息的成本。自1958年发明集成电路以来,计算机运算能力每隔2年就增加1倍,到了21世纪初,计算机的价格只有20世纪70年代的千分之一。假如汽车价格像半导体那样快速下跌的话,那么今天一辆小汽车的价格应该只有不到5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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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993年,世界上只有50个网站;而到了2010年底,世界上网站数量达到2.55亿个。在2000—2011年间,全球互联网用户增加480%,中东和非洲用户增加的速度最快。通讯带宽扩展迅速,通讯费用继续下降,而且其下降速度甚至比计算机运算能力的上升速度还要快。20世纪80年代末的时候,人们用铜制导线传送电话信号,每秒钟可以传输1页纸的信息;今天,一根细细的光导纤维每秒钟就可以传输9万册书籍的信息。按目前美元币值来计算,一次简短的跨越大西洋通话的费用,已经从1930年的250美元,下降到21世纪初的不足1美元。现在的网络电话(VoIP)基本上是免费的。网络摄像头可以让人们在家里的办公室中舒舒服服地参加视频会议。在1980年的时候,1千兆字节(a gigabyte)存储器要占据一个房间的空间,而到了21世纪初,如今一台可以装进口袋中的”苹果”掌上电脑(Apple iPod),其存储量就达到160千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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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革命的主要特征并不是富裕与强大国家之间的通讯速度:在过去130多年里,至少欧洲与北美之间一直可以实现瞬间通讯。最关键的变化在于两点,即传输信息的成本大幅度下降,以及传输能力难以置信地得到提高。实际上,传送和接收信息的费用已经可以忽略不计。与此同时,存储与带宽能力增长迅速。重要的通讯设备生产商思科公司(Cisco)估计,到2015年,将有超过150亿个设备被连接到互联网上,其数量是世界人口的2倍,这会导致信息传播总量达到将近1个泽它字节(one zettabyte,即1万亿千兆字节)。这些巨大的变革,被有的人称为”第三次工业革命”,它正在改变着治理的性质,影响了国家的主权,以及导致了权力的分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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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去的教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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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总是对人类的互动以及管理他们的世界,具有重大的影响。5000年前在美索不达米亚(特别是在古代的苏美尔)发明的书写,使得第一个早期的官僚国家得以建立。在欧洲发明的活字版印刷,使得中世纪的封地演变成现代国家。[1]通讯、交通以及军事技术领域的革命,使得治理的范围越来越大。在最早产生现代主权国家的西欧,国家都很小,这并非偶然。[2]欧洲最大的国家法国在世界只能排到第49位。澳大利亚相当于12个法国,美国或加拿大相当于15个法国。正在进行中的科技发展对于未来的世界政治有什么意义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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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通过回顾过去,可以得到有关我们正在走向何方的某些想法。在18世纪末、19世纪初开始的第一次工业革命中,蒸汽机在工厂和交通工具中的使用,对经济、社会和政府产生了巨大影响。生产、工作、生活、社会阶级以及政府的模式因此都发生了变革。公共教育兴起了,因为日益复杂以及更具潜在危险的工厂需要有文化知识和受过培训的工人。像伦敦”警察”(London’s bobbies)那样的警察力量被建立起来了,以便应对城市化问题。运河和铁路那样必要的基础设施建设,得到了财政补贴的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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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世纪末、20世纪初开始的”第二次工业革命”,以电、合成材料与内燃发动机的使用为标志,也带来了类似的经济与社会变革。美国从一个大体上的农业国变成一个大体的工业国和城市化国家。在19世纪90年代的时候,大多数美国人还是农民或者仆人。几十年之后,大多数美国人住在城市和在工厂里上班。随着城市劳动者和工会变得越来越重要,社会阶级和政治分野形势发生了变化。尽管有些滞后,但政府的角色也有所变化。两党进步运动催生了反托拉斯法案,食品与药品管理局的前身制定了早期的保护消费者条例,联邦储备局致力于维护经济稳定。美国成为世界政治中一个大国。有人预测,第三次工业革命将会在经济、社会、政府和世界政治等方面,导致类似的变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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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的历史类比有助于我们理解某些影响21世纪世界政治的力量。经济和信息网络的变化速度比政府的变革更快。主权和权威的政治重要程度并没有以相同的速度增大。正如社会学家丹尼尔·贝尔(Daniel Bell)所指出的:“如果说在后工业社会存在着一个压倒一切的社会问题的话,尤其是在变革的管理方面,那么它就是程度的管理问题。”[3]用简单的话来说,新技术已经改变了世界政治的基本构成因素。如果我们只关注民族国家的硬权力,那么就会无视新的现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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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还处于信息革命的初级阶段,而且当今信息革命对经济与政治的影响是不均衡的。正如随着18世纪末蒸汽技术的使用与19世纪末电的发明,生产率的增长出现了滞后现象,因为社会不得不花时间去学会如何充分利用新技术。社会制度的变革速度比技术更慢。比如,电动机发明于1881年,然而,大约在40年之后,亨利·福特(Henry Ford)才率先充分利用电力所带来的好处,对工厂组装线加以重组。在信息技术和计算机领域,也同样存在着滞后现象。美国经济生产率的提高只是在20世纪90年代才开始显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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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世纪之前因为新的廉价电力而出现的大众通讯与广播,可以帮助我们今天去理解由此可能产生的社会与政治影响。它带来了大众通俗文化的时代。大众通讯和广播(而不是电话),会产生政治集中化的后果。随着信息传播范围的扩大,甚至在民主国家中,信息对政治集中化的影响力也大于只有地方新闻机构的时代。20世纪30年代,罗斯福总统利用广播电台,深刻地改变了美国政治。在集权国家中,这样的影响更为明显,因为政府可以压制其他信息来源。难怪一些学者相信,如果没有随着第二次工业革命而来的大众通讯手段的话,专制主义是不可能产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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纽约商品交易市场的交易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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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20世纪中叶,人们担心信息革命时代的计算机和通讯手段,会导致乔治·奥威尔(George Orwell)在小说《一九八四》中所描写的中央集权控制的现象。大型计算机系统似乎加强了中央计划,并且增强了那些处于控制金字塔顶端的人士的监管权力。政府电视台会主导新闻发布。通过中央数据库,计算机可以使得政府更容易进行识别与监管工作,而且商业化已经改变了早期的意志自由论文化和互联网规则。尽管如此,编成密码技术(the technology of encryption)正在发展之中,而且一些能够让使用者匿名进行数字信息交易的程序也被开发出来了。虽然政府正在努力控制网络空间,但是同第二次信息革命相比,互联网也让政府更难加以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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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计算费用的减少、计算机的小型化和便携化,计算机所带来的分权化影响要大于集权化影响。互联网建立起一个使得控制信息的权力更加分散化的体系。同编辑和播音员所控制的电台、电视台以及报纸相比,互联网使得个体与个体之间(通过电子邮件)、个体与群体之间(通过个人主页、博客或者Twitter Feed)、群体与个体之间(通过电子传播),可能最为重要的是群体与群体之间(通过在线聊天室或者留言板),可以进行无限制的交流。政治学家皮帕·诺里斯(Pippa Noris)在比较电子通讯手段与过去其他通讯手段的时候写道:“互联网信息具有流动更远、更快的能力,而且较少需要通过中介手段。”[4]集中监管是可能的,但试图控制互联网信息流通的政府将面对很高的代价。这意味着,世界政治将越来越不再是政府的专属领地。包括公司、非政府组织以及恐怖主义者在内的个人与私营组织,将拥有在世界政治中直接发挥作用的权力。信息的传播意味着,未来的权力将更加分散,非正式网络将挑战传统官僚机构的垄断地位。互联网的速度意味着,各国政府控制议事日程的能力将下降。政治领导人在必须对事件做出反应之前,将享有较小的自由度,他们必须同更多的行为体共享同一个舞台。建构主义者警告说,我们不能为”均势”、“霸权”这样的词汇所迷惑,也不能仅仅通过衡量中央政府所具有的硬权力,来比较国家所拥有的权力大小。他们指出,现实主义者把主权国家之间的关系比作台球之间相互平衡与撞击的论点,会使得我们无视新的复杂现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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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的世界政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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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革命的影响还处于初始阶段。它正在改变世界政治吗?现实主义者的回答是否定的。国家依然是最重要的行为体,信息革命将对最强大的国家有利。不管是好还是坏,信息革命正通过增加非国家行为体的权力,削弱中央政府的控制能力,使得世界政治变得更为复杂。在这方面,富国获益、穷国落后。虽然一些穷国,比如中国、印度和马来西亚,在迈向信息经济时代的过程中取得了重大进步,但是在2011年超过三分之一的互联网用户依然生活在欧洲与北美。今天,5个生活在北美的人当中就有4个人在使用互联网;而在非洲只有不足6%的人在使用互联网。世界仍然由各种不同的经济体所构成,有的以农业为主,有的以工业为主,有的以服务业为主。受信息革命极大影响的后工业化社会及其政府,同那些至今较少受信息革命影响的国家共存与互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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