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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许多人看来，民族国家提供了一个政治认同的重要源泉。正如我们所看到的，人们可以有多重和交叉的认同——家庭、村庄、族群、宗教、国民和世界主义者认同，而且其中哪一种认同居主导地位取决于具体的不同场合。在许多前工业化国家，在部族或部落层次上的次国家认同处于主导地位。而在某些后工业化国家，包括美国和欧洲国家，世界主义者认同，比如”全球公民”或者”地球的守护者”，正在形成之中。现在要全面理解互联网的影响还为时过早，但是认同的塑造过程可以同时朝着相反的方面发展，也就是说，由于环境的左右，人们既可能把自己看作是欧洲人，也可能把自己看作是布列塔尼人，或者只把自己看作是巴黎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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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在散居共同体（diaspora communities）的政治中，可以发现那种热衷于利用互联网来使用软权力的现象。用信息专家戴维·博里尔（David Bollier）的话来说，“互联网对这样的人群来说是一个天赐之物，因为它使得那些数量很多和享有共同的历史，但在地理上相互隔绝的人们，可以组成大的虚拟共同体”[10]。互联网让他们向故土上的同胞传播具有吸引力的观念。外国公民和当地民众之间的互联网沟通，引发了1998年北京的示威活动，其矛头指向在印度尼西亚发生的针对华人的骚乱。有关印度尼西亚华人悲惨遭遇的消息，以极快的速度传到北京。同样地，2008年在津巴布韦，2009年在伊朗，互联网在传播有关政府在有争议的选举中所作所为的消息中，也扮演了重要角色。与此同时，虽然手机和互联网让世界关注镇压和侵犯人权事件，但是它们本身并没有导致政府变更。新技术也没有在2007年使得缅甸政府停止镇压佛教僧侣和其他抗议人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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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联网也让一些松散的组织，而不是等级制的组织，可以迅速地发起示威活动。在越南战争时期，筹划一次示威活动需要花数个星期或者数个月的时间，以便散发小册子、张贴标语以及进行电话联系，从最初只有2.5万人参加的游行示威，发展到1969年出现的人数达到50万人的示威活动，这就经过了4年的时间。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在2003年2月的一个周末，就有80万美国人和150万欧洲人上街抗议即将发生的对伊拉克的战争。[11]抗议者们并非代表”国际共同体”，但是他们可以影响那些主要国家的社论作者、议员以及其他头面人物的态度，因为这些人的观点可以用”国际共同体”这个含义模糊的词加以概括。[12]对合法性持续追求显示了软权力的重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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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结果可能是更大的不确定性，而不是始终如一地朝一个方向发展。正如皮帕·诺里斯所言：“互联网所具有的群体与群体之间以及个体与群体之间交流的特点……似乎很符合网络文化那种不拘小节的平等主义和意志自由的性质。”[13]一种效应是”闪光式运动”，即突然爆发的抗议活动，它们是由特定问题或事件所引发的.比如反全球化示威活动，还有在2000年秋天在欧洲政治中突然出现的反燃料税同盟，或者在2003年伊拉克战争期间发生于世界各地的抗议行动。[14]政治变得更具有舞台效果，而且是面向全球观众。墨西哥恰帕斯州的叛乱者，主要依靠的手段并不是枪弹，而是跨国性宣传，这种宣传工作主要是通过互联网来进行协调的，以此迫使墨西哥政府采取改革措施。在2004年，一些活动家利用手机在前苏联国家格鲁吉亚和乌克兰组织和平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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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联网具有动员民众、促进政治变革的力量之最为令人关注的范例，或许就是最近发生的”阿拉伯之春”起义。在2011年，一波潮汐般的抗议浪潮席卷北非和中东，它不是事先策划好的，也没有被任何人所预见到。其导火索是在2010年12月17日，一个名为穆罕默德·布瓦吉吉（Mo-hamed Bouazizi）的突尼斯年轻街头小贩采取了绝望的行为。在被腐败官员一再骚扰、没收货品与侮辱之后，布瓦吉吉忍无可忍并自焚以示抗议。在几个星期之内，公众对他不幸遭遇的愤怒情绪不断高涨，声讨政府的渎职与腐败行为，最终导致掌权23年的本·阿里（Zine El Abidine Ben Ali）总统下台，并且引发埃及、也门、叙利亚、巴林以及利比亚也发生类似的群众揭竿而起事件。长期执政的埃及强人胡斯尼·穆巴拉克（Hosni Mubarak）很快随之在2011年2月11日被轰下台。其他被困中的独裁者们，或者通过一些小的让步，或者通过采取暴力镇压手段（有的时候两种手段都采用），竭力维持自己的统治地位。相关国家的政府并非都倒台，各国的政治发展也有所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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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拉伯之春”在何种意义上体现了互联网推动政治变革的力量呢？互联网与像半岛电视台这样的卫星电视台一起，让北非与中东的青年与青少年了解到，其他地方（比如欧洲与北美）与自己年龄相仿、教育程度类似的人过着比自己好得多的生活。渗透阿拉伯世界的互联网让这些年轻人进行互动，并且看到本族群散居共同体的海外移民所享有的较好物质生活条件，从而使得独裁统治政权无法隐瞒自己的罪过以及领导人的无能。此外，一旦抗议活动爆发，社会媒体就易于发挥动员与协调抗议活动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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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同样可以用深层原因、中层原因与突发原因这三个概念，像本书第三章解释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那样，来解释”阿拉伯之春”。深层原因包括人口因素（年轻人在北非和中东国家的人口中占很大的比重）、经济因素（大规模失业人数、日益扩大的不平等以及有关权利被剥夺的认知）以及政治因素（民众无能为力的感觉以及不认同国家领导人，从而导致政府合法性水平的下降）。突尼斯街头小贩提供了一个突发原因，而信息革命则提供了关键的中层原因。通讯技术以及社会媒体使得经济和政治不满情绪得以爆发，这在二三十年前是不可能发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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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回过头去看，所有这些似乎都十分清楚。但有一个很有意思、也很重要的现象，即当时并没有人预见到”阿拉伯之春”。其中最可能的原因在于，我们在理解北非、中东政治动力的时候，并没有把新近出现的信息革命之影响考虑进去。如果发现自己看不清楚远处的景物，那么通常的做法是换一副眼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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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阿拉伯之春”表明信息革命极大地改变了地区政治的动力，但我们基本上尚未发现信息革命影响政治认同的证据。在任何一个经历动荡的国家中，动荡期间以及动荡之后的基本政治分野，与动荡之前的基本政治分野并没有什么两样：比如，埃及的世俗与宗教力量之间的对立，利比亚部落之间的不和，以及巴林逊尼派与什叶派之间的较量。然而，电脑连线可能有助于缓和这样的分歧，因为人们比较容易结识国内外不同团体的成员。政治学家詹姆斯·罗西瑙（James Rosenau）发明了一个新词”散合”（fragmegration），用来归纳这样的发展趋势，该词表达了这么一个思想，即形成较大共同体的整合过程与形成较小共同体的过程会同时出现。然而，人们没有必要去改变英语这种语言，以便认识会同时发生的和显然矛盾的运动过程。它们并没有宣告主权国家的消亡，但是的确使得主权国家政治局势变得比较动荡不定，而且更难以把这种动荡不定的局势遏制在国家边界之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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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续阅读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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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Ronald J. Deibert， Parchment， Printing， and Hypermedia ：Communication in World Order Transformation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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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Elizabeth C. Hanson， The Information Revolution and World Politics （Lanham， MD： Rowman & Littlefield， 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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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解全球冲突与合作：理论与历史（第九版） [:17029236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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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国行为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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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如我们已经了解到的，全球信息时代的一个特征就是跨国行为体（transnational actors）的作用得到加强，而跨国行为体指的是那些行为跨越国界的非国家行为体。传统的国际政治学是从国家的角度来讨论问题的。我们经常使用诸如”德国想得到阿尔萨斯”或者”法国害怕英国”这种简单化的表达方式。这种简单化的表达方式是很有用的，这在国际政治的古典时期尤其如此。在18世纪，君主就代表国家。如果弗雷德里克大帝想为普鲁士获取什么，那么弗雷德里克就等同于普鲁士。在19世纪，一个较为庞大的精英阶层控制了对外政策的决策，但即便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夕，欧洲外交基本上还是由少数人掌握的内阁外交。除此之外，在国际政治古典时期，被列在议事日程上的问题领域是比较狭窄的。军事安全问题在议事日程中占据了主导地位，而且它们主要是由外交部门处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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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定性的角度来看，跨国行为体几个世纪来一直都在起作用，但是20世纪下半叶所发生的量变标志着国际体系的一个重大变革。在全球相互依存的世界中，国际政治议题更加广泛，而且每个人似乎都想介入。比如在美国，几乎所有的国内政府机构都扮演某些国际角色。农业部关注国际粮食问题，环境保护署关注酸雨和全球气候变暖问题，海岸警卫队关注海上倾倒垃圾问题，商业部关注贸易问题，财政部关注汇率问题。国务院不能掌管所有这些问题。美国政府的每一个部门都有自己的小外交部。事实上，我们只要看看美国的驻外使团就会发现，来自国务院的人员在大部分美国驻外使馆中只占少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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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复合式相互依存情势中，各种社会之间的互动点很多。这就相当于十字路口上车辆太多，或者说一个十字路口只有一位警察是不够的。这些跨越国界的、对外政策机关管辖范围之外的相互关系就是跨国关系。它们包括（但不只限于）人口的迁徙，资本每天在世界股票和资金市场上从一个国家迅速转移到另一个国家，武器和毒品非法交易以及某些形式的恐怖主义。政府可以努力对这些行为加以控制，而且它们必须控制恐怖主义或者走私问题，但往往要因此付出很大的代价。例如，苏联对跨国关系加以严密的控制，结果苏联经济深受其害。在经济相互依存程度高和存在着大量跨国行为体的环境中，那种在古典时期很有用的简单化的表达方式，可能把我们引入歧途。我们经常说”日本同意增加进口”或者”美国反对就大陆架提出广泛的要求”，但只要我们仔细观察就会发现，日本跨国公司在增加出口，或者一些美国公民正在国际上进行游说，希望对大陆架的定义更为宽泛一些，这和美国海军的立场相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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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利益上错综复杂的情况一直都存在，但它在经济和社会问题上的表现要比在传统的军事安全问题上的表现更加明显。在安全问题上，大家的意见通常比较一致。全体国民的生存显然是一种集体产品。在社会和经济问题上，大家的意见就不那么一致了，存在着较多利益分歧。因此，随着经济相互依存的发展和经济问题在国际政治议事日程中地位的上升，我们发现传统的、简单化的表达方式已经不能准确地描述政治过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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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我们再用本书第七章所分析的石油的例子来加以说明。在1973年的时候，消费国希望石油价格较低，生产国希望石油价格较高。但是，政治要比这复杂得多。消费国里头的生产商希望石油价格较高。那些较小的得克萨斯石油生产商们很高兴看到石油输出国组织提高油价，因为他们与阿拉伯人有着相同的利益，而与新英格兰地区寒冬里的消费者们则没有共同的利益。核能的生产商看到石油涨价感到很高兴，因为这可能促使核能成为一种更有竞争力的能源。欧洲日益衰落的煤炭行业的经营者以及失业的煤矿工人看见油价上涨也很高兴。生态保护者认为石油价格上升并不是一件坏事，因为这有助于减少消费和污染。因此，在消费国内部，人们对于油价有不同的利益考虑。在相互依存的形势下，我们如果揭开国家利益和国家安全的面纱，那么就会发现，政治是另外一种样子。石油消费国家在石油危机中没有采取比较极端的手段，比如动用武力，其中一个原因就在于，消费国内部的一些重要的政治行为体认为，导致能源价格高涨的敏感性相互依存是值得欢迎的。那些欢迎石油涨价的人事实上结成了一个跨国联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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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国家内部存在着相互矛盾的利益，这并不是什么新鲜的事情。在19世纪，美国政治的一个特征是，南方农场主和北方实业家在关税问题上进行斗争。2002年，乔治·W.布什总统提高了钢铁进口关税，这让钢铁生产行业的公司与工会组织感到高兴，但也让汽车生产商那样的钢铁消费者感到不快。正如我们在本书第二章中所看到的，国内政治一直对对外政策产生重要的影响，但随着国内政治参与权的扩大，这种影响变得更大了。不仅如此，随着一些国内利益集团与其他国家利益集团的沟通与交流的增多，一种不同于过去的世界政治模式得以产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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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8.1描述了两种形式的世界政治。传统国际政治形式就是图8.1左边的那个图形。传统国际政治通常选择明确的路线。如果社会1的人想对政府2施加压力，那么他们就得请求政府1（通过正常的国内政治，如垂直线所示）和政府2（通过正常的政府间政治，如水平线所示）进行对话。但是在跨国关系中，社会1的人可以直接对政府2施加压力，或者社会1的人可以直接对社会2的人施加压力。在右边图形中，两条对角线显示跨国关系，而下方的水平线则代表着跨越国界的个人与（或）非国家行为体的直接交往。（未在图中显示的还有不同国家政府下属部门之间日益多样的、重要的直接联系，我们把它们称为跨政府关系。有的时候，中央政府下属的部与外国对等部门的关系，要好于同本国政治领导人的关系。比如，在古巴导弹危机中，美国和加拿大的军方之间进行密切合作，但白宫与五角大楼、加拿大政府与加拿大武装部队之间的关系却很紧张。）[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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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8.1 传统世界政治与跨国世界政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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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我们谈论相互依存政治的时候，我们不可假设所有的事情都可以纳入传统的政府间关系的模式之中。复合式相互依存的一个特征就是，除了国家之外，其他行为体也很重要。传统的、简单化的表达方式并没有错，它依然比较接近相互依存政治的现实。国家通常是主要的行为体。然而，“全球公民社会”行为体正在变得越来越重要了。正如建构主义者提醒我们的，当我们说国家是主要行为体的时候，我们并没有提到所有对于理解相互依存的政治和冲突都很重要的行为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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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解全球冲突与合作：理论与历史（第九版） [:17029236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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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政府组织（NGO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