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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的政府必须同这些非国家行为体共享一个舞台，因为后者可以利用信息技术来增强自己的软权力和直接对政府施加压力，或者通过动员民众来间接地对政府施加压力。鉴于信息时代那些令人可信的编辑与出点子的人有能力过滤数量极大的信息，要评估跨国组织日益增加的重要性，大体上可以通过了解这些组织被主流媒体提及的次数来加以衡量。根据这种衡量标准，那些最大的非政府组织已经在争夺有影响的编辑的注意力之较量中，成为了被认可的、有地位的角色。例如，在人权观察组织（Human Rights Watch）发布《2003年度世界人权报告》，强烈批评美国政府在反恐战争中的行为仅仅10天之后，就有288家报纸和杂志发表了提及该组织的文章。[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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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去十年的新闻报道反映了这类组织在发展壮大的事实。“非政府组织”或者”NGO”这个词在英语报纸中出现的次数，1991年7月为70次，2001年7月为576次，2011年7月为4371次，在20年中增加了62倍。除了人权观察组织之外，其他的非政府组织，比如大赦国际、国际红十字会、绿色和平组织、无国界医生组织以及透明国际（Transparency International）等等，从被主流媒体提及的次数这个意义上说，也都迅速地壮大了起来。随着信息革命减少全球通讯成本，世界政治的准入门槛也降低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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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仅跨国与政府间的接触数量大大增加，而且这种接触的类型也有所变化。早期的跨国关系，受到像跨国公司或者天主教教会这样大型的官僚组织的严格控制，这样使得它们可以从规模经济中获利。这样的组织今天依然重要，但是互联网时代较为低廉的通讯费用，使得那些结构松散、没有多少总部工作人员的网络组织，甚至是个人，也有了发挥作用的空间。这些非政府组织和网络在穿透国家边界方面所做的努力，显得特别有成效。因为它们经常把一些国家国内政治中的重要人物网罗过来，从而可以让媒体和政府关注那些自己所关心的问题。前面提到过的禁止地雷条约就是一些互联网组织同加拿大这样的中等国家政府、一些政治家以及像已故的戴安娜王妃这样的名人进行合作的结果。在全球贫困问题上，摇滚明星、非政府组织和政治领导人一起努力，促使一些背负巨额债务的穷国获得了债务减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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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问题是另外一个例子。在从1997年京都会议开始的每一个重要的气候变化会议上，非政府组织或者作为各国代表团之间的一个交流渠道，或者作为议题的设置者，或者作为公众压力的动员者，都扮演了重要角色。例如，2007年美国前副总统戈尔（Al Gore）组织的Live Earth音乐会，在全球8个主要城市24小时不间断地演出，让全球观众敦促各国政府采取抵制气候变化的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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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未来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地缘共同体和主权国家将继续在世界政治中扮演主要角色，但是它们会更难摆脱外来的影响，其边界更容易被渗透。他们不得不同那些非国家行为体共享一个舞台，这些行为体可以利用信息来增强自己的软权力，以及通过动员大众直接和间接地对政府施加压力。政府如果想看到国家快速发展，那么就必须消除一些过去使官员免于外界监督但阻碍信息流通的壁垒。正如我们在前面所提到的，今后政府将无法像缅甸和朝鲜当局那样，把本国的财政与政治形势放在一个黑箱子里面，否则的话，就别想看到自己国家的发展达到很高水平。那种类型的主权国家要付出太高的代价。即便是那些拥有很多硬权力的大国，比如美国，也会发现自己与新的行为体共享一个舞台，而且面临着更多的涉及控制本国边界的麻烦问题。网络空间不会取代地理空间，也不能埋葬国家主权，但是它会如同封建时代的城镇集市一样，与主权国家或者强大的国家共存并使之大大复杂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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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革命和复合式相互依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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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革命并没有使得国家间的权力分布均等。假如它所导致的结果正好相反，那么现实主义者可能觉得自己的观点得到了证实。但是，如何解释政府的作用和所有国家的权力因此下降这种现象呢？这方面的变化比较符合自由主义者和建构主义者的预测。今天，复合式相互依存的程度的确要比过去大得多，因为社会之间的交流渠道是多种多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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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爆炸已经带来了”丰富的惊论”（paradox of plenty）。[17]丰富的信息导致了注意力的分散。人们面对着过多的信息时，很难集中注意力。于是，注意力，而不是信息，成为一种稀缺的资源，那些能够把有价值的信号同背景噪音加以区分的人便拥有了权力。编辑、信息筛选员以及出点子的人变得更加抢手，而且这也是一种权力的源泉。商标名称和获得国际”好管家”的称号也将变得越来越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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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公众对于宣传的态度，也变得更加谨慎和敏感。宣传作为免费信息的一种形式，并不是什么新东西。希特勒和斯大林在20世纪30年代就已经有效地运用了宣传鼓动手段。在20世纪90年代，米洛舍维奇控制了电视台，为维护自己在塞尔维亚的权力地位发挥了重要作用。可信度是一种至关重要的资源，它是软权力的一个来源。信誉现在甚至比过去要重要得多，政治斗争是围绕着确立自己的信誉和破坏别人的信誉来进行的。在有关可信度的竞争中，不仅政府之间互为对手，而且政府也同包括新闻媒体、公司、非政府组织、政府间组织以及科学共同体网络等等在内的众多行为体进行较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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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已经变成了一场争夺可信度的竞争。叙事变得更加重要。传统的权力政治典型地表现为哪一方的军事或经济实力占上风。然而在信息时代，谁的故事能获得胜利变得越来越重要。政府之间，以及政府同其他组织之间相互竞争，旨在增强自己的可信度和削弱对手的可信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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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所看到的塞尔维亚和北约相互进行的较量，实际上是竞相提出一个有关1999年在科索沃发生的事件以及次年在塞尔维亚发生的事件之解释框架。在2000年10月发生导致米洛舍维奇下台的游行示威活动之前，45%的塞尔维亚成年人收听自由欧洲电台和美国之音的节目。与此形成对比的是，只有31%的人收听由政府控制的贝尔格莱德电台。[18]不仅如此，另外一家国内电台B92播送了来自西方的新闻报道，而且在政府极力把它关闭的情况下，继续在互联网上提供这样的消息。在2006年以色列与非政府行为体真主党之间的战争中，虽然以色列军队在空中占上风，但是以色列空袭导致儿童被杀的电视画面，让真主党获得了宣传战的胜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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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上去纯属宣传的信息不仅可能为人所不屑，而且也可能具有很大的破坏性，因为它会损害一个国家的信誉。在2003年，有关萨达姆·侯赛因拥有大规模毁灭性武器并与基地组织有联系的夸大其词的说法，虽然可能帮助动员美国民众支持对伊拉克的战争，但是民意调査表明，在这种夸大其词的说法被推翻之后，英国和美国的信誉受到了很大的损害。在新的条件下，软推销（softsell）可能比硬推销（hardsell）更为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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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拉克的例子表明，隐瞒信息的人不一定就能获得权力。在某些情况下，私有信息可能会破坏该信息拥有者的信誉。正如诺贝尔奖得主乔治·阿克尔洛夫（George Ackerloff）所指出的，二手车卖方比潜在的买方更了解该车的缺陷。而且，坏车的车主比好车的车主更想把自己的车卖掉。这些因素使得想买二手车的人总想把车价压低，以补偿自己因没有发现的缺陷而遭受的损失。这样一来，二手车的卖主虽然拥有较多的信息，但是并没有把车卖个好价钱，而且不能以合理的价格出售好的二手车。在不对称的贸易相互依存关系中，权力属于那些敢于坚持立场或者断绝贸易关系的一方，信息权力则不同，它属于那些可以编辑信息、辨别信息的真伪，从而获得正确和重要信息的一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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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存在着大量的免费信息资源，加上可信度的重要作用，软权力很可能与过去不一样，我们不能把它简单地视为物质资源的作用。在信息制造和传播能力属于稀缺资源的时候，控制出版社、电台和报纸就是至关重要的。硬权力——比如使用武力占领电台——可以产生软权力。从全世界的电视业来看，财富也可以产生软权力。例如，有线新闻网（CNN）总部设在亚特兰大，而不是在安曼或者开罗，这是因为美国在该产业和技术领域中处于领先地位。在1990年伊拉克入侵科威特之后，CNN从根本上说是美国的公司，它把这个事件描述为侵略行为（类似于希特勒在20世纪30年代的行为），而不是旨在洗刷殖民统治屈辱的正义行为（类似于印度的果阿在20世纪60年代摆脱葡萄牙的殖民统治而获得”解放”），从而影响了世界范围的民众对此问题的认识。但是，到2003年的时候，在中东地区已经出现了有线电视网，比如半岛电视台（Al Jazeera）和阿拉伯语新闻频道（Al Arabiya），它们打破了美国人的垄断地位，提供了当地人对有关伊拉克战争问题的看法。在信息时代，占领伊拉克及其相关报道，极大地损害了美国的软权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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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的全球行为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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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似乎已经进入了新中世纪主义（neomedievalism）发展阶段，制度和权威的源泉都是多种多样的。正如中世纪的圣殿骑士团或者圣芳济会的领袖们所享有的地位仅次于那些最有权势的君王那样，今天的大赦国际的秘书长和荷兰皇家充牌公司的首席行政官在国际舞台上的影响，远远大于马尔代夫、纳米比亚和瑙鲁的领导人。国家可能不会很快就消亡，但今天的国家已经不同于过去的国家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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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彼得·斯皮罗（Peter J. Spiro）[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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硬权力和软权力的这种密切关系，可能在信息时代复合式相互依存的条件下受到一定程度上的削弱。广播电视的权力依然存在，但是互联网将日益补充广播电视的作用，互联网有众多的通讯渠道，并且受到众多行为体的控制，这些行为体不能使用武力来控制对方。影响冲突的因素不仅包括那些拥有电视网络、电台或者网站的行为体，也包括那些关注信息和错误信息来源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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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咬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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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防部长罗伯特·盖茨（Robert M.Gates）星期一呼吁美国政府投入更多的金钱和努力来增强”软权力”工具，包括外交、经济援助以及沟通，因为单靠军事无法维护美国在全世界的利益……盖茨先生戏称，自己作为国防部长，却在国内周游，并努力为增加其他部门的预算而四处游说，这可能属于反常的”人咬狗”的新闻范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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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7年11月27日《纽约时报》[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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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视广播是一种信息传播的形式，它长期以来影响着公众舆论。广播电视台通过关注某些冲突事件和人权问题，促使政治家对一些国外的冲突事件做出反应，而对另一些国外冲突事件则不予关心——例如，在20世纪90年代发生了索马里冲突和苏丹南部冲突，美国只对前者做出反应。无怪乎政府一直极力影响、操纵或者控制电视台和广播电台，并且取得了很大的成效，因为数量相对较少的广播电视台可以被用来向数量众多的人传播相同的信息。然而，从广播（broadcasting）变成”窄播”（narrowcasting），会导致严重的政治后果。有线电视和互联网使得信息发布者们瓜分受众群体，分别面对一部分受众。互联网的交互作用对政治的影响更大，它不仅让人们注意力集中，而且有助于协调跨国行为。YouTube视频会影响政治问题被认知和解读的方式。费用很低的交互作用，促使了新型的虚拟共同体（virtual community）的出现：虽然一群人相互间的物理距离很远，但他们都把自己想象成一个独立团体中的一员。跨国通讯已经使得边界更容易被渗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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