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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似乎已经进入了新中世纪主义（neomedievalism）发展阶段，制度和权威的源泉都是多种多样的。正如中世纪的圣殿骑士团或者圣芳济会的领袖们所享有的地位仅次于那些最有权势的君王那样，今天的大赦国际的秘书长和荷兰皇家充牌公司的首席行政官在国际舞台上的影响，远远大于马尔代夫、纳米比亚和瑙鲁的领导人。国家可能不会很快就消亡，但今天的国家已经不同于过去的国家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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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彼得·斯皮罗（Peter J. Spiro）[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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硬权力和软权力的这种密切关系，可能在信息时代复合式相互依存的条件下受到一定程度上的削弱。广播电视的权力依然存在，但是互联网将日益补充广播电视的作用，互联网有众多的通讯渠道，并且受到众多行为体的控制，这些行为体不能使用武力来控制对方。影响冲突的因素不仅包括那些拥有电视网络、电台或者网站的行为体，也包括那些关注信息和错误信息来源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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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咬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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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防部长罗伯特·盖茨（Robert M.Gates）星期一呼吁美国政府投入更多的金钱和努力来增强”软权力”工具，包括外交、经济援助以及沟通，因为单靠军事无法维护美国在全世界的利益……盖茨先生戏称，自己作为国防部长，却在国内周游，并努力为增加其他部门的预算而四处游说，这可能属于反常的”人咬狗”的新闻范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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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7年11月27日《纽约时报》[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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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视广播是一种信息传播的形式，它长期以来影响着公众舆论。广播电视台通过关注某些冲突事件和人权问题，促使政治家对一些国外的冲突事件做出反应，而对另一些国外冲突事件则不予关心——例如，在20世纪90年代发生了索马里冲突和苏丹南部冲突，美国只对前者做出反应。无怪乎政府一直极力影响、操纵或者控制电视台和广播电台，并且取得了很大的成效，因为数量相对较少的广播电视台可以被用来向数量众多的人传播相同的信息。然而，从广播（broadcasting）变成”窄播”（narrowcasting），会导致严重的政治后果。有线电视和互联网使得信息发布者们瓜分受众群体，分别面对一部分受众。互联网的交互作用对政治的影响更大，它不仅让人们注意力集中，而且有助于协调跨国行为。YouTube视频会影响政治问题被认知和解读的方式。费用很低的交互作用，促使了新型的虚拟共同体（virtual community）的出现：虽然一群人相互间的物理距离很远，但他们都把自己想象成一个独立团体中的一员。跨国通讯已经使得边界更容易被渗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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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国恐怖主义与”反恐战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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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国家行为体并非都是善意的。毒品卡特尔、贩卖人口团伙以及有组织的犯罪辛迪加，显然都不属于善意的非国家行为体。对于这些恶意的非国家行为体来说，信息革命给它们提供在比过去要远得多的地方采取行动的新机会。“9·11”事件发生之后，乔治·W.布什总统在对国会参众两院联席会议发表的演说中宣布进行”反恐战争”，并表明美国对外政策发生了根本性变化，它将对整个世界产生意义深远的影响。[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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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年9月11日的恐怖袭击，导致来自90多个国家的2974位无辜民众丧失生命，其中不包括19名丧生的劫持者。记录第二架飞机撞击世界贸易中心这一段令人感到恐怖的视频，几乎是瞬间传遍了全世界，差不多使世界各个地方的人都表达了震惊、愤怒、悲痛以及同情美国的心情。这些恐怖袭击行为之所以令人感到恐怖，其中一个原因在于攻击手段的科技含量很低这一事实。那些劫持飞机的恐怖主义者仅仅携带在任何一个五金店就可以买到的美工刀，他们成功地通过安检，并且把民航客机变成了大规模毁灭性武器。攻击行动如此轻而易举，这使得类似事件很可能在未来重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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肯尼思·华尔兹所说的第一个意象（即个人分析层次）：有助于我们理解为什么”9·11”事件对美国人的心理以及美国的政策产生了如此深刻的影响。正如哈佛大学心理学家丹尼尔·吉尔伯特（Daniel Gilbert）所解释的，人类对于来自他人的威胁极其敏感，这会导致道德义愤，而且这样的威胁看上去是确切无疑、实实在在的，同时也让人猝不及防。恐怖主义行动就像舞台剧，恐怖主义者正是利用其行为的戏剧性效果来扩大影响。吉尔伯特指出，全球气候变暖很可能将对美国的财产造成更大的损害，但是这种损害是神不知鬼不觉的，并非蓄意预谋、逐步产生的。[22]于是，我们有”反恐战争”，却没有”反气候变化战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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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跨国恐怖主义对世界秩序的影响到底有多严重呢？这个问题的答案取决于我们选择的视角，以及事件所发生的时间段。假如我们把跨国恐怖主义主要看作是非正常死亡的一个原因，那么它在目前并非属于一个严重的全球问题。从全球角度来看，跨国恐怖主义攻击的高峰期出现在1987年。如果不算”9·11”事件以及在阿富汗和伊拉克发生的针对外国人的暴乱（正是反恐战争让外国人处于易受攻击的境地），那么在过去15年里，全世界每年因为恐怖主义而丧生的人数不足5000人。恐怖主义攻击频率是平均每天不到1起。作为非正常死亡的原因之一，恐怖主义在排行榜上的位置很靠后，排在不安全饮用水、传染病、交通事故、吸烟、过敏反应以及肥胖症之后。在全世界发生的所有跨国恐怖主义事件中，其中只有相对很少的部分与”基地”组织有关。拉美的毒品卡特尔以及准军事组织所发动的恐怖主义袭击的数量要比这多得多。“基地”组织发动恐怖袭击的频率，如果不包括在阿富汗和伊拉克的行动，迄今为止大约是每年2次。除了”9·11”事件之外，“基地”组织每次攻击所导致的死亡人数大致平均为50人。虽然我们很难得到有关恐怖主义袭击的可靠信息，因为政府不愿意公布可能影响未来行动的信息，但是很清楚，很多”基地”组织的攻击行为事先得到及时制止。也有一些恐怖袭击行动由于能力不足以及不够专业的原因而失败了。“基地”组织攻击美国科尔号战舰（USS Cole）事件，实际上是该组织第二次试图攻击也门亚丁港口内的美国战舰：在第一次预谋的攻击行动中，恐怖主义者在他们的船上装载了太多的炸药，导致船只沉没和攻击行动失败。美国当局抓到了”千禧年炸弹客”艾哈迈德·雷沙姆（Ahmed Ressam），他在入境处受到盘问后情绪失控并企图逃跑。“基地”组织早在1993年就对世界贸易中心发动第一次攻击，即一辆卡车在该中心地下车库内爆炸。这次攻击只能说是部分成功，它导致6人死亡，1400人受伤。然而，这次攻击也可以说是失败的，因为它并没有达到让世贸双子星倒塌的目标，而且参加攻击的恐怖主义者也被抓获，这些人竟然愚蠢地返回位于新泽西州的租赁公司，在没有把卡车开回去的情况下还想要回租车押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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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国恐怖主义者在当下只是导致程度相对较低的人员伤亡与财产损失，他们假如能够获取、运输以及引爆大规模毁灭性武器（WMD）的话，那么将会使人员伤亡与财产损失达到灾难性程度。正是由于这个原因，西方政府十分重视反恐问题，这是情有可原的。然而，即便是”基地”组织或者其他某个跨国恐怖主义团体得以染指核武器、化学武器或者生物武器，这也并不能对现代发达国家构成实实在在的威胁。在冷战的后半期，苏联拥有在半个小时之内摧毁美国社会的能力。而”基地”组织最多能够让美国一座城市陷于混乱，产生一个或许宽达几英里的辐射区。我们之所以这么说，是出于多种考虑。首先，发起一次成功的跨国恐怖主义攻击所需要的组织性能，与造成一个实实在在的威胁所需要的组织性能是有很大区别的。恐怖主义团体必须在雷达探测之下进行作业，这就需要拥有必要的资金与通讯手段，组建一些由相互间联系松散的技工所构成的操作小组。要获取、运输以及引爆一件大规模毁灭性武器，需要拥有一大批具备丰富知识的人才、一个精细的安全团队以及规避或挫败现代主权国家的侦探、封锁的能力。做这些事情要花费很多钱，也需要大量的专业技术人员。“基地”组织每年的行动预算大概不会超过3000万美元，或者它只相当于1%的美国国防预算中的不到5%。除了面对面的会见之外，恐怖主义者也利用通讯设施（手机、电台以及互联网）进行活动，但是这样做比较容易为国家情报机构所监视，从而难以摆脱被挫败或抓捕的危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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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基地”组织能够做到破坏美国的民主特性，束缚其硬权力资产，侵蚀其软权力吸引力。恐怖主义就像柔术（jiu jitsu）运动，小个子进攻者借助大个子防守者的力量来击败对手。可以说，“基地”组织通过促使美国对”9·11”事件采取过激反应行动，已经在很大程度上达到了这样的目的。持久自由行动（Operation Enduring Freedom），即使用空中力量以及特种部队推翻塔利班政权以及破坏在阿富汗的”基地”组织，获得了联合国的授权以及国际社会的广泛支持。但是，伊拉克自由行动（Operation Iraqi Freedom），即在2003年入侵和占领伊拉克，并没有获得联合国的授权以及国际社会的广泛支持。《2002年美国国家安全战略》宣称美国有权利、也有意愿发动预防性战争，以便应对未来可能来自远方的威胁（该文件本身不恰当地使用了”先发制人战争”这个词），这种单边主义与挑衅性的危险思想让国际社会感到震惊。《爱国者法案》中的一些条款以及在古巴关塔那摩设立囚禁恐怖主义者的监狱，在世界引起了强烈的反响，被认为对民主原则、个人自由以及法制这些美国最具吸引力的软权力资源造成了损害。换句话说，在一些人看来，“9·11”之所以是一场”成功的”恐怖主义袭击，主要不是因为它导致的死亡与破坏，而是因为引起了美国的反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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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国家都要保护自己的公民以及领土免遭恐怖主义攻击，也负有义务去这么做。美国也不例外。然而，抗击跨国恐怖主义的最有效方式，是通过与朋友及盟友的合作，开展坚定的、艰苦的安全与情报工作，同时采取措施不让恐怖主义团体招募到新人，切断恐怖主义团体赖以发动致命攻击的物质与金融资源。虽然美国在伊拉克和阿富汗的军事行动吸引了世界的主要目光，但是幕后进行的反恐战争实际上更为成功。巴拉克·奥巴马总统在2009年8月决定不再使用”反恐战争”这个词，这并不意味着他宣布美国获得这场战争的胜利，而是表明他认识到，强调反对恐怖主义政策的强制性、军事性以及吸引眼球的方面，会导致不良后果。正如很多批评家长期以来所指出的，我们不能打一场针对一个名词的战争：我们只能追捕和挫败恐怖主义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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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面临的一个很大威胁是，“基地”组织或者其附属团体今后获得1枚”失去控制的核弹”（loose nuke），并在某个地方把它引爆。因此，美国已经花费了上百万美元，确保前苏联的核武器置于恰当的管理与控制之中。同样特别令人担忧的是巴基斯坦，它是一个核国家，但是其军队和情报机构庇护伊斯兰激进分子。令人有些惊奇的是，巴基斯坦一直是美国金融与技术援助的最大接受者之一。然而，巴基斯坦最多是一个三心二意的盟友，美国在该地区试图挫败伊斯兰激进主义者的努力，不止一次地伤害了这一重要的战略关系。例如，美国利用远程控制的捕食者无人机，试图杀死已知藏身巴基斯坦或者被怀疑藏身该国的塔利班或”基地”组织领导人，这有时会导致平民丧生，并成为两国多年以来的主要争端。在2011年1月，两名巴基斯坦人在拉合尔被具有外交官身份的美国中央情报局人员雷蒙德·戴维（Raymond David）杀死，引发了巴基斯坦人的群情激奋。但迄今为止，美国—巴基斯坦战略关系遭受的最大打击，来自2011年5月2日的海王星之矛行动（Operation Neptune Spear），美国特种部队在这次行动中杀死了奥萨马·本·拉登。拉登在阿伯塔巴德的住宅离巴基斯坦军事学院只有几个街区之远，他在那里已经居住了好几年。由于华盛顿事先没有同巴基斯坦政府协商，而且这次行动也侵犯了巴基斯坦的领空与主权，再加上巴基斯坦军方因未能发现这次行动而很尴尬，因此巴基斯坦政府感到很恼火，它谴责美国蛮横无理，并终止与美国的反恐合作行动。美国官员也同样对巴基斯坦深感恼火并牢骚满腹，他们认为本·拉登之所以在巴基斯坦藏匿多年，是因为巴方的共谋。对于双方来说，这种微妙的关系既很重要，又令人沮丧。它清楚地表明，有的时候进行非常规战争的最主要内容，不是接触和击败敌人，而是接触与管理自己的盟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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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续阅读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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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Peter Mandaville and Terence Lyons， eds.， Politics from Afar： Transnational Diaspora and Networks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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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Christer Jonsson and Jonas Tallberg， eds.， Transnational Actors in Global Governancei Patterns， Explanations， and Implications （New York： Palgrave Macmillan， 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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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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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处在信息革命的初级阶段，任何结论都是不确定的。但是，现有的情况证实了四个基本观点。第一，现实主义者正确地挑战了有关信息和通讯革命将使得国家间的权力分布趋于均等的观点。这一方面是由于在商业和战略信息领域，规模经济和准入壁垒依然存在，另一方面是因为在免费信息领域，较大的国家往往在有关信誉的竞争中处于有利地位。第二，廉价的信息流动使得跨国交流渠道发生了重大变化，这可能随着时间推移产生自由化效果。跨国性非政府组织获得更多的表述和宣传自己观点的机会。主权国家越来越容易被渗透，越来越不像一个暗箱。政治领导人将会发现，保持对外政策连贯性的难度加大了。第三，信息革命正在改变政治过程，在争夺至关重要的、有关信誉的权力资源中，开放的民主社会的竞争力要大于极权国家。最后，随着信誉成为政府和非政府组织的重要权力资源，软权力相对于硬权力来说变得比过去重要。尽管更加多元和开放的国家可能更难保持其政策的连贯性，但这些国家在信誉和软权力方面却很可能处于较为有利的地位。总之，现实主义者所强调的以地域为基础的国家将在信息时代继续左右政治结构，但建构主义者正确地指出，以该结构为基础的世界政治正处于深刻的变革之中。国家依然是世界政治舞台上最为重要的行为体，但是在信息时代，这个舞台已经变得更加拥挤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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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考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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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什么是第三次工业革命？它和过去的工业革命有什么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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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信息革命和互联网是怎样影响世界政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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