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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解全球冲突与合作：理论与历史（第九版） [:17029236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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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的终结或者文明的冲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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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9年，弗朗西斯·福山（Francis Fukuyama）发表了一篇题为《历史的终结》的文章。他并不是论述历史真的终结了，而是声称随着共产主义的解体，我们已经看到了意识形态演变（ideological evolution）的终点，以及”西方自由民主成为人类政体（human government）的终极形式”。在整个20世纪，意识形态上的重大分歧导致了国际冲突，大规模的意识形态运动，比如法西斯主义是对现代化破坏传统生活方式这一现象的反应。工业化迫使人们走出了自己的村落或小社区，并为大规模的意识形态运动所动员起来。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自由资本主义在提高人们生活水平和公民参与意识方面，被证明是比较成功的。冷战的结束表明，自由资本主义占了上风。从某种意义上说，福山是对的。自由资本主义作为一种占主导地位的意识形态，已经没有竞争对手了。不仅如此，富裕民主国家之间的关系也已经发生了深刻变化。法国和德国或者美国和日本，不再认为今后相互之间会发生战争，也不去准备这样的战争。它们之间的复合式相互依存关系，在当今世界构建起了一个大的民主和平群岛，这同康德的自由主义预言是相吻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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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从另外一个意义上说，冷战后的世界并没有出现”历史的终结”的现象，而是出现了可以称为历史的”回归”的现象。历史的回归意味着，现在的国际环境比较正常，仅仅是因为意识形态分歧本身并不足以在国际政治中导致较大规模的冲突。自由资本主义有很多竞争对手，尽管它们是很分散的。中国和俄罗斯利用了资本主义和全球市场，但它们既不是自由主义国家，也不是纯粹的资本主义国家。在世界其他地方，宗教原教旨主义正在挑战自由资本主义的规范和惯例。我们有时对各种宗教原教旨主义思想不加以区别，但实际上有各种各样的宗教原教旨主义思想，它们之间有着很大的区别。它们有一个共同之处，即都反对和抵制世俗的自由资本主义。自由资本主义在冷战以后主要面对着族群、宗教和民族地方自治主义的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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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3年，塞缪尔·亨廷顿（Samuel Huntington）发表了题为《文明的冲突》的文章（后来出版了一本书），提出了一种与福山不同的、为人所熟知的观点。亨廷顿声称，在新世界中，冲突的主要根源不再是意识形态或者经济因素，文化之间的大分野将主导着未来的冲突。亨廷顿借用了英国历史学家阿诺德·汤因比的思想，把世界分为八大”文明”（西方和拉丁美洲文明，非洲文明，伊斯兰文明，中华文明，印度文明，东正教文明，佛教文明以及日本文明）。他预言这些文明之间将会发生冲突。一些现实主义者利用均势理论预言德国同它的邻国会再次发生冲突，一些自由主义者认为民主和平将传遍全世界。亨廷顿和他们不同，他强调文化是冲突的一个根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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亨廷顿通过借用汤因比那种很随意地把文明加以分类的思想，使得自己的观点过于简单化。正如建构主义者所指出的，文化不是同质的或静止的，而是重叠的和变化的。更多的冲突发生在亨廷顿所描述的那些大的”文明”内部（比如非洲内部或者伊斯兰世界内部），而不是发生在这些文明之间。一些观察家指出，本·拉登发动恐怖主义袭击和号召对西方发动伊斯兰圣战的事实表明，亨廷顿的观点是正确的，但是我们也看到，在2001年的”9·11”事件之后，在伊斯兰世界发生了激进主义者和主流穆斯林之间的内战。许多虔诚的穆斯林教徒同基督教和犹太教温和派人士之间的共同点，要多于前者和本·拉登之间的共同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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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山和亨廷顿两人试图把冷战后的世界归纳为一种单一、简单的模式，因而使得他们的观点有缺陷。一种型号的鞋不可能适合所有人的脚。正如我们在前面所看到的，世界上不仅存在着多种文明，而且还有经济现代化水平很不相同的各类国家。福山有关自由资本主义取得胜利和民主和平的观点，同后工业化世界的情形相吻合。亨廷顿对于文化冲突的强调，比较符合尚未进入工业化阶段的地区及其与世界其他地区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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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如我们在前面所看到的，当认同受到伴随现代化和全球化而来的重大社会变革的挑战时，族群和文化冲突就会产生。族群特征无疑是一种很强大的纽带，但国家认同也是如此。正如我们在中东所看到的，埃及和叙利亚领导人的行为基础主要是传统的国家利益，而不是泛阿拉伯主义或者穆斯林的认同。埃及和叙利亚领导人当下的确正在同伊斯兰激进主义进行斗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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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便是在国家处于上风的时候，民族主义力量也有强弱的不同。比较东欧和西欧的情况对我们具有启发意义。在共产党统治下的东欧，民族主义和族群冲突被压制了半个世纪。冷战的结束和苏联的解体，使得许多这类的冲突开始激化。例如，随着冷战的结束和共产党政权的垮台，塞尔维亚人、克罗地亚人、穆斯林以及科索沃阿尔巴尼亚人之间的争斗开始爆发，并且在南斯拉夫导致了可怕的后果。在整个前苏联地区，存在着很多跨越国界的族群群体，今后它可能导致更多的族群冲突和民族主义的复兴。冷战后西欧的情况与此相反，国家内部的冲突是微不足道的，原先相互间激烈争斗的国家组成了一个规模更大的欧洲联盟。怎么解释这种现象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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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最主要的原因可以用自由主义理论来加以解释。当人们生活变好以后，相互间的敌视可能会有所缓解。其中部分答案可能同民主有关，因为当人们有机会公开追求自己的目标之后，情绪化的东西可能会得到较好的管控。一些西方敌对思想就是通过民主的进程而被消除的，例如，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联邦德国国内的辩论，导致修改教科书和重新认识德国的历史。还有一部分的原因是地区制度的作用，这些制度把西欧人纳入一个更大的、摈弃极端民族主义思想的框架之中。幸运的是，许多东欧国家希望加入欧盟的意愿，对于使得本国领导人和民众民族主义情绪温和化，发挥了重要作用。欧盟的软权力的确有助于促进东欧经济和政治重大变革，这种快速的变革在过去是不可能实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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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即使在西欧，民族主义远未消亡。许多欧洲人不希望自己的国家认冋被完全埋没在欧洲认冋之中。法国人和德国人还对对方心存某些疑虑。法国支持欧洲一体化的一个原因就是为了牵制德国。不仅如此，许多西欧人担心外来移民损害自己的民族文化。他们害怕北非人和东欧人移居西欧。有专家指出，“9·11”恐怖袭击以及随后发生的马德里和伦敦恐怖袭击证明，欧洲国家公民和领导人未能妥善解决欧洲大量穆斯林移民所面临的政治与经济困难。发生在法国的骚乱也表明，许多从北非来的移民未能成功融入法国的经济与社会中。与此同时，西欧的右翼政党煽动仇外情绪，这也提醒我们西欧的民族主义和族群间紧张关系的问题还没有得到彻底解决。正如2011年7月发生在挪威的悲惨事件所表明的，憎恶外国人的人，也会成为他们自己所痛恨的团体中的最极端成员，采取恐怖主义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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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出生率下降以及边界控制放松，欧洲不可能阻止来自地中海一带贫穷邻国的移民。如何解决好维护欧洲的认同与让移民更好地融入社会之间的关系，这是欧洲正面临的挑战。世界上其他低出生率的富裕国家，也将越来越要面对同样的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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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解全球冲突与合作：理论与历史（第九版） [:17029236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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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和权力分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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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有第三种有关未来世界的构想，它不像福山和亨廷顿的观点那样武断，但更接近现实。这一观点的基本内容是，技术，特别是信息技术，正在导致一种中央政府的权威相对弱化的权力分散（diffusion of power）现象。20世纪是权力集中在首都的时代，这种权力集中化的过程，在苏联和纳粹德国专制统治时期发展到了顶峰。但是，经济和信息网络正在促使政府的某些治理功能，转移到比国家的层次更高或者更低的行为体手中，其中一些治理功能从政府转移到私营和非营利部门，正如表9.1所显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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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9.1 21世纪治理的分散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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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第八章提到，信息影响权力，并且在21世纪，所有类型的政府都会发现，随着信息技术的逐步传播以及相关费用的持续降低，自己的控制能力正在受到侵蚀。人们在20世纪中叶曾经担心，计算机将导致一个乔治·奥威尔在小说《一九八四》中所描述的那样的权力集中的世界。然而，事实证明，分权效应更为强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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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于信息革命对权力分散化的推动作用到底有多大、有多深，每个国家的情况是不一样的，而且可能会产生抵制权力分散化的力量。但总的来看，本书第八章所论述的有关政府逐渐丧失对外政策的垄断权以及不得不在世界政治中同非国家行为体共享一个舞台的情形，是极有可能出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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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力的分散既可能导致积极的后果，也可能导致消极的后果。一种好的前景是，技术促进经济发展并使得专制政权较难以维持下去。其结果是加快民主和平群岛的扩大。一种坏的前景是产生新的封建主义，那些极具破坏性的个人、恐怖主义者以及弱小的国家获得了大规模毁灭性武器，从而造成了真正的无政府状态，它不同于国家间体系的无政府状态。在这样一个不安全的世界中，历史发展可能会倒退，经济全球化的步伐会受阻，公民会牺牲民主自由权利，以便建立起霍布斯所构想的可以为个人安全提供基本保障的专制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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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种好的前景告诉我们，由于跨国通讯手段的作用，人们现在对世界上其他地方发生的事情比过去了解得更多，也比较容易组织起全球性的团体。正如我们在前面所看到的，非政府组织有能力发起保护环境和人权的跨国运动。互联网通过向民众提供信息，削弱了集权政府的控制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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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国公司显然是最引人注目的跨国行为体。跨国公司通过在世界范围内进行投资和在全球市场的不同领域追求利润，导致了一种独特形式的世界经济。各国政府竞相吸引国际投资。国际贸易中的很大一部分属于跨国公司内部的贸易。本田公司在美国所生产的汽车超过其在日本本土的汽车产量，而且它把在美国生产的汽车运回到日本销售。美国政府向欧盟施加压力，要求后者进口在美国生产的本田汽车。也就是说，美国把向欧洲出口美国生产的日本汽车，视为自己国家利益的组成部分。与此相类似的是，美国的IBM是日本最大的电脑主机生产商。IBM的日本公司在日本从事研究和雇用日本职员。2004年，IBM个人电脑部门为中国电脑厂商联想集团所收购，进一步增强了电脑行业的全球化性质。当一位美国人在美国拨打一个免费服务电话时，接电话的人很可能是一位已经学会美国口音的班加罗尔的印度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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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促使美国前劳工部长罗伯特·赖克（Robert Reich）提出”我们到底是谁”这个问题。分析人员应该关注公司总部的认同呢，还是关注公司在哪里从事研究和生产？他认为，从是否有利于美国境内的居民这个角度看问题，在美国境内从事经营活动的一家外国公司，可能比在日本境内从事经营活动的一家美国公司更重要。一些批评者反驳说，赖克看得太远，其观点在目前是不合适的。绝大多数跨国公司都有一个占据主导地位的国家认同，四分之三的美国产值是由总部设在美国的公司所创造的。尽管如此，它依然是一种很有意思的对未来进行展望的思路。跨国投资使得人们不容易搞清楚认同问题，难以回答”我们到底是谁”这个问题。跨国性投资和生态相互依存可能会影响人们对全球问题的长远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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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美国阻止外国公司进入美国市场，那么它只会使得美国的公司无力参与国际竞争。保护主义措施所带来的麻烦是，采取保护主义措施的国家可能和对方一样受到同等的伤害。因此，在20世纪90年代，美国和日本就阻碍贸易的国内壁垒问题进行了谈判。美国迫使日本在其国内管辖权限内采取措施。日本曾经有限制超级市场规模和其他阻碍外国公司进入日本流通领域做法的法律。一些日本政治家和消费者对美国的压力采取了欢迎的态度，因为它对日本消费者有利。从某种意义上说，美国生产商和日本消费者结成了一个跨国联盟。日本政府也迫使美国减少自己的预算赤字，它正确地指出，美国的贸易赤字与政府预算赤字有关。换句话说，美国和日本的官员在相互打交道的时候都不把对方逼到墙角，而是让对方采取各国主权管辖权限内的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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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解全球冲突与合作：理论与历史（第九版） [:17029236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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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规模毁灭性武器的扩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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