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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在征服阿拉伯地区后奥斯曼帝国境内非穆斯林的人口比例问题，学界并无统一看法，估算的比例大约在20%—40%。可靠数据的缺乏是最大的障碍。在19世纪晚期之前，奥斯曼帝国统计的是臣民的财富，而不是人口。如果说有统计的话，也只是针对那些需要缴税的人，通常也就是男性户主，或者是需要服兵役的人。因此，在19世纪晚期之前，关于奥斯曼帝国某个地方的人口数量，人们只能估计。在16世纪初期奥斯曼帝国征服阿拉伯地区之前，其人口结构中非穆斯林仍占较大比重，而这些非穆斯林主要是希腊正教徒、亚美尼亚教派信徒和犹太教徒。根据巴尔坎的统计，在整个帝国范围内，即便是在征服了阿拉伯地区以后，穆斯林人口也并未占据明显的优势，在1520—1535年的奥斯曼帝国人口中，基督徒的比重虽然已经少于一半，但可能仍然超过40%；可以说，其与穆斯林人口相比只是略低，几乎是大体相当的。到16世纪中期的时候，巴尔干地区的人口中约有18%是穆斯林，城市地区的伊斯兰化要比农村地区的程度深。从有限的数据可以推算出来，巴尔干地区的人口密度一直是小亚细亚的两倍，阿拉伯地区的人口密度则更小。1850年的时候，尽管希腊此前已经独立出去了，巴尔干地区的人口仍占奥斯曼帝国总人口的一半。1906年，尽管帝国能够掌控的巴尔干领土已经不多了，但巴尔干地区的人口仍然占了奥斯曼帝国总人口的四分之一。所以，巴尔干地区的经济比重长期以来都很大，而巴尔干地区的绝大部分人口是基督徒。一般认为，直到19世纪晚期之后，随着大量基督教人口占优势的省份的失去，奥斯曼帝国才第一次成为穆斯林占绝对优势的帝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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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然奥斯曼帝国大部分时间里都统治着大量的非穆斯林人口，那么，他们总需要想一些办法来汲取非穆斯林的人力资源。他们有一个饱受争议的制度——“德武舍迈”（devşirme，本义为“征召”），简单来说就是从基督徒的边远农村征召主要是10岁到15岁左右的男孩。这些人被送到奥斯曼帝国的首都，大部分成为禁卫军的一员，极少数出类拔萃者，经过严格且长期的教育，最终会成为帝国大员（统治精英），当然他们都皈依伊斯兰教了。“德武舍迈”就是所谓的“奴官制”，有时也被称为“血税”（blood tax）。[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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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在奥斯曼帝国的后宫里面，有大量奴隶出身的甚至是从奴隶市场购买来的不同民族的女性（主要是白人）。到后来奥斯曼帝国的苏丹其实是没有真正法律意义上的婚姻的，他们的后宫有大量的女性，可以说都是他们的生育工具。像苏莱曼大帝和许莱姆（Hurrem Sultan，约1502—1558）正式举行婚礼这种事，都算非常特殊的例外情况，而且在当时就争议很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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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有一点需要关注，就是所谓的“米勒特制度”（millet system）。一般认为，米勒特制度就是伊斯兰帝国赋予境内不同宗教团体以较大自治权的一种安排。学界对所谓“米勒特制度”问题曾经有很多争议。一种观点认为奥斯曼帝国在19世纪以前并没有一种明确的制度设计意义上的“米勒特制度”，只有一些临时性、特殊性的安排（ad hoc arrangements）；另外一种观点认为，奥斯曼帝国尽管可能没有明确地设计一种叫作“米勒特制度”的体制，但在实践中，又的确存在给予非穆斯林宗教共同体较大自治权的做法，而这是奥斯曼帝国内部治理的一个重要特点，因为帝国要统治这么一个国土广袤、文化多元、人口构成复杂的帝国，就必须倚重已有的传统，实行某种“因俗而治”，才能最大程度地节约管理和行政成本。[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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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斯曼帝国给人留下过很多谜团。关于它的建立，人们在过去常感困惑的是：那群仅有百十顶帐篷的突厥人，怎么就能建立这么伟大的一个帝国？关于它的崩溃，一般的理解也是西方崛起了，奥斯曼帝国落伍了，没赶上西方的步子，成了西亚“病夫”，所以，在面对西方人时就被打败了。这样说很简单，似乎也能说服大部分人。但其实，奥斯曼帝国的建立并不仅仅是蛮族部落靠军事强力推动的结果，它是中东—地中海文明的优秀继承者。至于它的衰落和解体，也不只是欧洲人推动的，在奥斯曼帝国面对真实的西方冲击之前，它的内部并没有出现欧洲那样的走向工商业文明的突破，后来它向欧洲学习也并不顺利。更不必说，它内部还在18世纪后出现了强大的地方分裂主义势力，而对这些，奥斯曼帝国无法通过内部的体制改革予以消化，这是它解体的内部原因。也就是说，对奥斯曼帝国的解体，不能完全从西方与奥斯曼之间的“冲击—回应”这个视角来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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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分合合这种事儿，对人生和历史来说，都是经常出现的主题，只是每个人、每个民族因其特殊性而处于不同的阶段罢了。近代欧洲的崛起的过程也是所谓民族国家兴起的过程，这个模式在欧洲出现得最早。从近代君主国到主权国家，有一个从贵族制/分权制到官僚制/集权制的转变过程，中央政府的效能提高了，国家强大了。欧洲长期存在封建战争，尤其是三十年战争（1618—1648）虽然带来了长期战乱和纷争，但残酷的竞争也增强了欧洲人的国家认同，带来了军事、技术和财政革命，使得近代欧洲国家的强大成为现实（这就是所谓“战争造就国家”的命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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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对新形势，19世纪改革时代（Tanzimat，1839—1876）的奥斯曼帝国中央政府考虑给予国内所有民众平等的地位（公民权），这当然是受到西方国家的影响，尤其是法国大革命的影响，同时也是一种外交上应付列强干预其内政的一个姿态或策略。这种平权主义的改革理念被称为“奥斯曼主义”（Ottomanism），这意味着奥斯曼人想打造一个近代意义上的奥斯曼国家。在整个国家内，无论你是穆斯林还是非穆斯林，不论你是哪个民族、哪个族群或哪个教派的人，在奥斯曼国民这个公民身份的意义上大家都是平等的。这是一种建立现代公民权的国族主义，这个努力方向是值得肯定的。这可以视作奥斯曼国家要把自己整合成一个像西欧式的近代民族国家（nation state）所做出的努力，但遗憾的是最终并没有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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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斯曼主义倾向的改革之所以没有挽救帝国，究其原因主要是民族主义的发展以及外部列强的干涉。在构建一个新型的、基于平等公民权的现代主权国家的努力失败后，奥斯曼帝国最终被内部的民族主义严重削弱，它以往统治的领土上出现了一系列的民族国家。希腊在19世纪上半叶率先独立，后来巴尔干地区的不同基督教民族在帝国解体前都陆陆续续获得了自治或者独立的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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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后，奥斯曼帝国境内讲土耳其语的穆斯林，也就是土耳其人，也不得不寻找和建构自己的民族身份（national identity）。关于什么是突厥人/土耳其人，作为一套近代民族观念，最初也不是土耳其人自己提出来的。除了历史上的波斯—阿拉伯语文献那个传统之外，对近代奥斯曼土耳其人来说，更重要的是他们从东方学里找到的“土耳其”。从土耳其思想家的叙述中，我们很容易了解这个过程。在现代土耳其共和国选择“土耳其”（Türkiye）为国名时，政治精英们也强调，欧洲人长期以来就是这么称呼他们的，即欧洲人长期称奥斯曼帝国为土耳其帝国。[6]但实际上，“土耳其”在欧洲几乎就跟“伊斯兰”同义。欧洲人对“土耳其”的认知，经历了一个从肯定/赞赏到恐惧再到蔑视的过程，变化主要是在启蒙运动之后发生的，经历启蒙的欧洲将奥斯曼土耳其帝国塑造为一个野蛮、专制和暴政的社会。[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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落后了的土耳其人逐渐被迫或主动去西方学习。留学时，他们会读到很多西方人关于东方的著述。当然，那些著述的材料也是从东方获取的，比如大量关于突厥—蒙古的历史知识，就是来源于中国的古代史书（当然也有波斯—阿拉伯的史书），但是，经过西方人的加工，这些知识又变成西方知识体系中所谓东方学的一部分。这是西方表述东方的方式，也是相对中性意义上文化帝国主义的一部分。对土耳其人来说，将东方学中有关土耳其的部分译介回奥斯曼帝国，就是通过西方的那个知识系统来了解自身，并建构自身的认同的必经之路。与此同时，那也是利用西方的知识和思想资源来消除对土耳其的蔑视性史观的手段。强势的西方所带来的有关东方（土耳其）的知识，就成为东方与西方抗争的“子之矛”，因为，土耳其民族主义兴起后，其与西方的话语相对抗的武器，说到底还是西方生产的知识。这就跟我们在这一部分的引言中讨论的“伊斯兰世界”这个概念类似，只不过在主题上，它们一个是民族的，一个是宗教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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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19世纪末，大规模的连续丧权失地、经济崩溃、列强入侵，已使奥斯曼帝国沦为一个半殖民地国家。到20世纪初，民族主义的趋势已经很明显了。帝国辖下欧洲各省份大部分已经丧失或正在闹独立，其中的一个关键因素是宗教，而且欧洲列强也利用宗教作为瓦解奥斯曼帝国的工具。1912年的巴尔干战争是该地区基督徒民族主义运动发展的顶峰，奥斯曼政府被巴尔干同盟国击败。战争中巴尔干地区的穆斯林群众被大量屠杀，很多清真寺被毁掉，奥斯曼的文武官员大量逃亡，广大穆斯林也被迫逃亡至伊斯坦布尔和安纳托利亚。不过，这些就跟20世纪90年代南斯拉夫危机时穆斯林遭遇屠杀的情况类似，西方主流舆论是不太会关注的。1913年，巴尔干战争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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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一般把帝国的解体看成是它失败的最重要标志。在20世纪初的时候，奥斯曼帝国就已经名存实亡了；“一战”后，它被彻底肢解，从此一去不复返。“一战”中奥斯曼帝国失败后，就出现了土耳其人的民族自决问题。这样的一个简单回顾使我们发现，在奥斯曼帝国解体的过程中，不光是西方列强，实际上是所有原先属于帝国的民族最终都抛弃了奥斯曼帝国。土耳其人可能是其中的最后一批，他们最终也抛弃了奥斯曼帝国，所以，才会出现后文我们将提到的土耳其民族主义者对待帝国的那样一种认知和态度，而当代所谓“新奥斯曼主义”（neo-Ottomanism）则是与此相对的另一种心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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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法国大革命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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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国大革命输出了“自由、平等、博爱”的意识形态。19世纪70年代，苏丹阿卜杜勒·哈米德二世（Abdul Hamid II，1876—1909年在位）上台，他很快将新颁布的宪法悬置，使议会瘫痪，开始大规模地集权，并镇压反对派。1908年，土耳其发生青年土耳其革命，其实质是军人政变，当时最重要的组织是联合与进步委员会（İttihat ve Terakki Cemiyeti/Committee of Union and Progress，简称联进会），他们成功地渗透了帝国的新军。为了制约联进会党人，帝国的“大佬”们在议会中联合，使联进会被排挤。随后联进会从萨洛尼卡（Salonika，今称塞萨洛尼基）调来军队，最终取得了所谓民主革命的胜利。联进会一直统治帝国直至其彻底崩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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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国大革命到底对奥斯曼帝国产生了什么样的影响？实际上，当时的人不可能马上就意识到其进步意义。伯纳德·刘易斯（Bernard Lewis，1916—2018）指出，奥斯曼帝国的统治精英最初将法国大革命及其扩散视为“法国或（最多是）基督教的内部事务”，认为奥斯曼帝国不会受到这一“基督教变局”的搅扰，甚至还有不少人视之为可乘之机。[8]1792年1月18日，苏丹塞利姆三世（Selim III，1789—1807年在位）的秘书艾哈迈德·埃芬迪（Ahmed Efendi）在日志中写道，革命转移了欧洲强国的焦点，并设下吸引其贪欲的诱饵，从而改善奥斯曼帝国的处境，“奥斯曼帝国必须根据血缘关系与近邻关系对法国的叛乱者进行远征……很快，真主就会让法国革命像法国病（梅毒）一样蔓延到奥斯曼帝国的敌人身上，导致长期的纷争，这就会为伟大国家（奥斯曼帝国）创造有利的结果”。[9]这种事不关己的想法使奥斯曼土耳其人拒绝了俄国共同抵制法国的提议，并拒绝了奥地利、普鲁士和俄国共同提出的请求，即“禁止在土耳其的法国人佩戴新的三色帽章”。[10]直到1798年，奥斯曼人才察觉到法国大革命新的意识形态之危险的迹象，拿破仑对埃及的入侵造成了更迫切的新威胁。面对法国革命带来的世俗主义思潮，奥斯曼帝国苏丹在一份文告中警告自己的臣民，“提防法国的骗术”，“法国（愿真主摧毁他们的住处，扳倒他们的旗帜，因为他们是残暴的不信道者、抱持异议的罪人）并不认天地之主的独一，也不相信审判日的代理人的使命，还废除了所有宗教，否认了来世及其惩罚”。之后，奥斯曼帝国长期都对法国大革命主要持负面评价，直到19世纪后期的改革时代，在立宪派的倡导下，法国大革命才获得比较正面的评价。[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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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著名土耳其学者谢里夫·马尔丁（Şerif Mardin）引述过一段1799年的奥斯曼政府的声明，当时法国入侵了奥斯曼帝国的叙利亚，帝国政府发表的声明中有这样一段话：“人类之中所有的人都是平等的，所有的人作为人都是平等的，没有任何人优于或地位高于其他人，每个人都有权安排自己的生活，决定自己谋生之道。”马尔丁教授将这段声明解读为西方思想尤其是法国大革命在奥斯曼帝国的渗透已经比较深，“它成为19世纪中叶奥斯曼自由思想的标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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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初，奥斯曼人愿意考虑西方的思想，主要还是因为战场上接二连三的失利。他们意识到，自己一方在军事上肯定是落后了，而且政治也必须进行改组。在1789年继位的塞利姆三世就是一个深受欧洲思想影响的改革派君主，早在做亲王的时候，他就曾派密使去法国搜集政治、军事技术和科学方面的情报。甚至当执政大臣因前任苏丹不热心于改革而发动政变时，塞利姆三世也积极参与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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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见，早在18世纪末，对于西方技术的先进性，奥斯曼帝国的部分精英是了解的。帝国境内的基督徒尤其是希腊人作为欧洲思潮的“掮客”，以及驻在伊斯坦布尔的西方外交官等群体，对传播新思想也都起到了重要的作用。这也是19世纪中叶进行深层次改革的重要历史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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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19世纪40年代到60年代末，奥斯曼人开始更加注意自由和立宪制度，说明法国大革命思想在土耳其已经深入人心。这样我们就不难理解，苏丹阿卜杜勒·阿齐兹一世（Abdulaziz，1861—1876年在位）是被一批改革派官员废黜的，更不难理解1876年8月31日继位的苏丹阿卜杜勒·哈米德二世（Abdul Hamid II，1876—1909年在位）为什么在后来被称为“血腥苏丹”（kızıl sultan）。西方人对于苏丹哈米德二世的了解，主要是他在位期间曾经残酷镇压了亚美尼亚起义。但他33年的君王生涯并不是只有这一件事值得关注。实际上，哈米德二世在西方的名声甚至影响到土耳其人对他的评价。这主要是围绕着他的所谓民主和专制的争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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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他评价不好的当然包括土耳其的自由派，包括推翻了他的青年土耳其党人。首先也是最经常被诟病的是，哈米德二世悬置了土耳其的1876年宪法，停开议会，并建立警察国家。但我们仍然需要注意历史的细节。首先，哈米德二世上台不久即同意了改革派关于颁布自由主义宪法、选举包容多族群的新内阁的要求。哈米德二世所处的时代环境是极其不利的。1877年4月，俄国向奥斯曼帝国宣战。俄国的动机是多重的，除了夺取对博斯普鲁斯海峡的战略主导权，染指巴尔干地区之外，还有一个不容忽视的方面，那就是俄国当时是整个欧洲专制主义的堡垒和捍卫者，一个实施了立宪君主制的奥斯曼帝国，一个表面上开始团结起来的奥斯曼帝国（奥斯曼帝国新议会中非穆斯林占接近一半的比例），是俄国不愿意看到的。在国家面临战争的情况下，奥斯曼帝国各民族在起初是支持哈米德二世的政策的，并暂时止住了俄国侵略者的脚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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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议会中慢慢出现了不和谐的声音，议员逐渐开始诟病政府处理冲突的方式。在战场上，俄国也开始占据上风，并直逼伊斯坦布尔城下。在议会征求意见时，议员们表达了对哈米德二世的不满，并宣称议会对当前的形势不负任何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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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实际上是哈米德二世不相信议会的重要原因，他觉得，“议会对国家事业来说是障碍而非助力”。哈米德二世很快就中止实施宪法，解散议会，并把一些核心议员软禁了起来。苏丹也只能接受俄国的城下之盟。[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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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878年的柏林会议上，奥斯曼帝国遭受较大领土损失。紧接着，英国先后把塞浦路斯和埃及变为殖民地，法国占领突尼斯。这样的危机局面，让哈米德二世觉得只能以铁腕统治奥斯曼帝国，以确保国土之完整。在这种状态下，保障自由派所期待的公民政治权利已经变成了一种奢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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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下来的斗争，从奥斯曼帝国内政角度来说，就成了专制与自由的斗争。尤其是青年土耳其派的出现，其目标就是抵制苏丹专制，恢复宪政，重开议会。这些人遭到镇压，他们只好跑到奥斯曼帝国在巴尔干的残留领土上活动，比如在阿尔巴尼亚、马其顿和色雷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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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其顿驻扎着奥斯曼帝国的第三军团，这支部队已经被青年土耳其党人渗透。1908年，在苏丹逮捕其核心成员之前，他们发动了起义，最初只有200名士兵和一些平民参加，但这个盖子开启之后，应者云集，整个马其顿都起来要求苏丹恢复宪政。后来大名鼎鼎的恩维尔也是这个时候崛起的。第三军团的起义迫使哈米德二世宣布恢复宪政。奥斯曼帝国进入第二次立宪（İkinci Meşrutiyet）时期。宪政革命的成功让很多人情绪高昂，也暂时营造了一种各民族大团结的氛围，一种奥斯曼主义的情绪裹挟了不同族群和不同宗教的人民。青年土耳其党领袖们保留了哈米德二世的君主地位，并把管理权交给了赛义德帕夏（Mehmed Said Paşa，1838—1914），他们自己则退居监督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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