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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一般把帝国的解体看成是它失败的最重要标志。在20世纪初的时候，奥斯曼帝国就已经名存实亡了；“一战”后，它被彻底肢解，从此一去不复返。“一战”中奥斯曼帝国失败后，就出现了土耳其人的民族自决问题。这样的一个简单回顾使我们发现，在奥斯曼帝国解体的过程中，不光是西方列强，实际上是所有原先属于帝国的民族最终都抛弃了奥斯曼帝国。土耳其人可能是其中的最后一批，他们最终也抛弃了奥斯曼帝国，所以，才会出现后文我们将提到的土耳其民族主义者对待帝国的那样一种认知和态度，而当代所谓“新奥斯曼主义”（neo-Ottomanism）则是与此相对的另一种心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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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法国大革命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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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国大革命输出了“自由、平等、博爱”的意识形态。19世纪70年代，苏丹阿卜杜勒·哈米德二世（Abdul Hamid II，1876—1909年在位）上台，他很快将新颁布的宪法悬置，使议会瘫痪，开始大规模地集权，并镇压反对派。1908年，土耳其发生青年土耳其革命，其实质是军人政变，当时最重要的组织是联合与进步委员会（İttihat ve Terakki Cemiyeti/Committee of Union and Progress，简称联进会），他们成功地渗透了帝国的新军。为了制约联进会党人，帝国的“大佬”们在议会中联合，使联进会被排挤。随后联进会从萨洛尼卡（Salonika，今称塞萨洛尼基）调来军队，最终取得了所谓民主革命的胜利。联进会一直统治帝国直至其彻底崩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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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国大革命到底对奥斯曼帝国产生了什么样的影响？实际上，当时的人不可能马上就意识到其进步意义。伯纳德·刘易斯（Bernard Lewis，1916—2018）指出，奥斯曼帝国的统治精英最初将法国大革命及其扩散视为“法国或（最多是）基督教的内部事务”，认为奥斯曼帝国不会受到这一“基督教变局”的搅扰，甚至还有不少人视之为可乘之机。[8]1792年1月18日，苏丹塞利姆三世（Selim III，1789—1807年在位）的秘书艾哈迈德·埃芬迪（Ahmed Efendi）在日志中写道，革命转移了欧洲强国的焦点，并设下吸引其贪欲的诱饵，从而改善奥斯曼帝国的处境，“奥斯曼帝国必须根据血缘关系与近邻关系对法国的叛乱者进行远征……很快，真主就会让法国革命像法国病（梅毒）一样蔓延到奥斯曼帝国的敌人身上，导致长期的纷争，这就会为伟大国家（奥斯曼帝国）创造有利的结果”。[9]这种事不关己的想法使奥斯曼土耳其人拒绝了俄国共同抵制法国的提议，并拒绝了奥地利、普鲁士和俄国共同提出的请求，即“禁止在土耳其的法国人佩戴新的三色帽章”。[10]直到1798年，奥斯曼人才察觉到法国大革命新的意识形态之危险的迹象，拿破仑对埃及的入侵造成了更迫切的新威胁。面对法国革命带来的世俗主义思潮，奥斯曼帝国苏丹在一份文告中警告自己的臣民，“提防法国的骗术”，“法国（愿真主摧毁他们的住处，扳倒他们的旗帜，因为他们是残暴的不信道者、抱持异议的罪人）并不认天地之主的独一，也不相信审判日的代理人的使命，还废除了所有宗教，否认了来世及其惩罚”。之后，奥斯曼帝国长期都对法国大革命主要持负面评价，直到19世纪后期的改革时代，在立宪派的倡导下，法国大革命才获得比较正面的评价。[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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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著名土耳其学者谢里夫·马尔丁（Şerif Mardin）引述过一段1799年的奥斯曼政府的声明，当时法国入侵了奥斯曼帝国的叙利亚，帝国政府发表的声明中有这样一段话：“人类之中所有的人都是平等的，所有的人作为人都是平等的，没有任何人优于或地位高于其他人，每个人都有权安排自己的生活，决定自己谋生之道。”马尔丁教授将这段声明解读为西方思想尤其是法国大革命在奥斯曼帝国的渗透已经比较深，“它成为19世纪中叶奥斯曼自由思想的标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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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初，奥斯曼人愿意考虑西方的思想，主要还是因为战场上接二连三的失利。他们意识到，自己一方在军事上肯定是落后了，而且政治也必须进行改组。在1789年继位的塞利姆三世就是一个深受欧洲思想影响的改革派君主，早在做亲王的时候，他就曾派密使去法国搜集政治、军事技术和科学方面的情报。甚至当执政大臣因前任苏丹不热心于改革而发动政变时，塞利姆三世也积极参与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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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见，早在18世纪末，对于西方技术的先进性，奥斯曼帝国的部分精英是了解的。帝国境内的基督徒尤其是希腊人作为欧洲思潮的“掮客”，以及驻在伊斯坦布尔的西方外交官等群体，对传播新思想也都起到了重要的作用。这也是19世纪中叶进行深层次改革的重要历史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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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19世纪40年代到60年代末，奥斯曼人开始更加注意自由和立宪制度，说明法国大革命思想在土耳其已经深入人心。这样我们就不难理解，苏丹阿卜杜勒·阿齐兹一世（Abdulaziz，1861—1876年在位）是被一批改革派官员废黜的，更不难理解1876年8月31日继位的苏丹阿卜杜勒·哈米德二世（Abdul Hamid II，1876—1909年在位）为什么在后来被称为“血腥苏丹”（kızıl sultan）。西方人对于苏丹哈米德二世的了解，主要是他在位期间曾经残酷镇压了亚美尼亚起义。但他33年的君王生涯并不是只有这一件事值得关注。实际上，哈米德二世在西方的名声甚至影响到土耳其人对他的评价。这主要是围绕着他的所谓民主和专制的争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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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他评价不好的当然包括土耳其的自由派，包括推翻了他的青年土耳其党人。首先也是最经常被诟病的是，哈米德二世悬置了土耳其的1876年宪法，停开议会，并建立警察国家。但我们仍然需要注意历史的细节。首先，哈米德二世上台不久即同意了改革派关于颁布自由主义宪法、选举包容多族群的新内阁的要求。哈米德二世所处的时代环境是极其不利的。1877年4月，俄国向奥斯曼帝国宣战。俄国的动机是多重的，除了夺取对博斯普鲁斯海峡的战略主导权，染指巴尔干地区之外，还有一个不容忽视的方面，那就是俄国当时是整个欧洲专制主义的堡垒和捍卫者，一个实施了立宪君主制的奥斯曼帝国，一个表面上开始团结起来的奥斯曼帝国（奥斯曼帝国新议会中非穆斯林占接近一半的比例），是俄国不愿意看到的。在国家面临战争的情况下，奥斯曼帝国各民族在起初是支持哈米德二世的政策的，并暂时止住了俄国侵略者的脚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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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议会中慢慢出现了不和谐的声音，议员逐渐开始诟病政府处理冲突的方式。在战场上，俄国也开始占据上风，并直逼伊斯坦布尔城下。在议会征求意见时，议员们表达了对哈米德二世的不满，并宣称议会对当前的形势不负任何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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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实际上是哈米德二世不相信议会的重要原因，他觉得，“议会对国家事业来说是障碍而非助力”。哈米德二世很快就中止实施宪法，解散议会，并把一些核心议员软禁了起来。苏丹也只能接受俄国的城下之盟。[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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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878年的柏林会议上，奥斯曼帝国遭受较大领土损失。紧接着，英国先后把塞浦路斯和埃及变为殖民地，法国占领突尼斯。这样的危机局面，让哈米德二世觉得只能以铁腕统治奥斯曼帝国，以确保国土之完整。在这种状态下，保障自由派所期待的公民政治权利已经变成了一种奢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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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下来的斗争，从奥斯曼帝国内政角度来说，就成了专制与自由的斗争。尤其是青年土耳其派的出现，其目标就是抵制苏丹专制，恢复宪政，重开议会。这些人遭到镇压，他们只好跑到奥斯曼帝国在巴尔干的残留领土上活动，比如在阿尔巴尼亚、马其顿和色雷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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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其顿驻扎着奥斯曼帝国的第三军团，这支部队已经被青年土耳其党人渗透。1908年，在苏丹逮捕其核心成员之前，他们发动了起义，最初只有200名士兵和一些平民参加，但这个盖子开启之后，应者云集，整个马其顿都起来要求苏丹恢复宪政。后来大名鼎鼎的恩维尔也是这个时候崛起的。第三军团的起义迫使哈米德二世宣布恢复宪政。奥斯曼帝国进入第二次立宪（İkinci Meşrutiyet）时期。宪政革命的成功让很多人情绪高昂，也暂时营造了一种各民族大团结的氛围，一种奥斯曼主义的情绪裹挟了不同族群和不同宗教的人民。青年土耳其党领袖们保留了哈米德二世的君主地位，并把管理权交给了赛义德帕夏（Mehmed Said Paşa，1838—1914），他们自己则退居监督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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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宪革命的激情很快就被残酷的现实冲散了：通货膨胀，物价飞涨，罢工不断。欧洲也没有因为奥斯曼帝国实现了宪政民主制度，就给予其平等的尊重，而获得欧洲的尊重本是大部分奥斯曼人的期待。相反，欧洲列强趁乱进一步吞并奥斯曼领土。“土耳其的民主转向并没有赢得欧洲列强的支持，反而使国家更为脆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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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908年底的选举中，青年土耳其党人控制了下议院，苏丹也假意表示忠于宪法。但奥斯曼帝国的政治没有青年土耳其党人想的那么简单，不是恢复宪法或赢得选举就万事大吉了。宗教保守势力反对这些世俗青年精英，军队也出现了支持改革派和支持苏丹的分裂，议会里的自由派则担心青年土耳其党的专制，他们利用媒体和欧洲外交官抨击青年土耳其党人，哈米德二世也在暗自鼓励反对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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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9年4月，苏丹的军队发动哗变，并召集了神学院的学生，要求重新组阁和恢复伊斯兰教法。青年土耳其党人的代表被迫逃离首都。哈米德二世夺回了领导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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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在马其顿的第三军团已经被青年土耳其党人牢牢掌控，他们组织武装力量在1909年4月底攻下伊斯坦布尔，并废黜了苏丹哈米德二世。青年土耳其党人重新掌权。[13]在之后的土耳其共和国的历史上，尽管剧本经常改变，但类似的剧情不断上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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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伊斯坦布尔的荣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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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很多人不太了解土耳其，但近些年来土耳其因为种种原因经常占据国际新闻的头条，尤其是自从土耳其被宣布为中国旅游目的地后，这个神秘国度已经在信息时代的人们心目中变得日益清晰。现在，或许还有人不知道土耳其的首都是安卡拉，但是，国人大概对土耳其的第一大城市——伊斯坦布尔已经更加了解了。这是一个有着2 000多年历史的世界名城，曾经还和北京竞争过奥运会的主办权。10多年来，笔者多次访问伊斯坦布尔，长则一两月，短则两三日，对这个城市算是比较熟悉。伊斯坦布尔既是土耳其的，又是世界的。有人说伊斯坦布尔是欧洲城市；有人说伊斯坦布尔太西化，不能代表真正的土耳其；还有人说伊斯坦布尔是半个土耳其。不管怎样，没有伊斯坦布尔，土耳其肯定不是今天这个样子，很难说是土耳其界定了伊斯坦布尔，还是伊斯坦布尔定义了土耳其。“呼愁”（hüzün）是一个来自阿拉伯语的土耳其词，意思大致类似于“忧伤”，这是土耳其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奥尔罕·帕慕克（Orhan Pamuk）在他的《伊斯坦布尔：一座城市的记忆》[14]中描述的伊斯坦布尔的一种特质。“呼愁”的内涵是：伊斯坦布尔曾经有过辉煌的过往，而如今它既失去了历史上那种高度的荣耀，也失去了“本我”，但它又随处可见历史的遗迹和废墟，在在提醒着伊斯坦布尔人再也难以恢复过去的荣光，这便产生了渗透进伊斯坦布尔这座城市之精神的“呼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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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地跨欧亚的大都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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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斯坦布尔地处亚欧两大洲的交会处，是世界上唯一地跨两块大陆、拥抱着两大洲的城市，也是古代丝绸之路的终点。从地图上容易看出，位于黑海（Karadeniz）和马尔马拉海之间的伊斯坦布尔海峡（İstanbul Boğazı，即博斯普鲁斯海峡）及金角湾（Haliç）横贯该城。横跨海峡有三座大桥，而由英国工程师设计、建成于1973年、全长1 560米的博斯普鲁斯海峡大桥（Boğaziçi Köprüsü）被土耳其人习惯地称为“第一桥”，它宛如一根纽带将伊斯坦布尔的欧、亚两部分连接为一体，成为伊斯坦布尔最耀眼的风景。2016年7月15日，土耳其发生未遂军人政变，政变军人一度控制了博斯普鲁斯海峡大桥，但第二天即投降；十天后，该桥被命名为“7·15烈士大桥”（15 Temmuz Şehitler Köprüs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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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战略角度看，伊斯坦布尔位于巴尔干半岛东端，扼守着黑海出入门户，地处欧亚交通要冲，战略地位十分重要，因此，这里历来是兵家必争之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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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斯坦布尔市是伊斯坦布尔省的首府，现在有1 500多万人口，它也是土耳其最大的城市和全国贸易、金融、新闻、文化、交通的中心。它还是土耳其最大的商埠，在土耳其的地位举足轻重；伊斯坦布尔很快将拥有世界上最大的机场，预计每年可容纳2亿人次的吞吐量，全部工程将于2023年竣工，一期工程已经投入使用。在这之前，伊斯坦布尔最大的国际机场叫“阿塔图尔克机场”，是以土耳其国父命名的。伊斯坦布尔的机场不仅规模大，而且地理位置优越，3小时航程几乎可以覆盖欧洲各大城市及中亚、中东、北非等地。在21世纪，埃尔多安领导下的正义与发展党（AKP，简称正发党）提出了“2023政治愿景”，其中包含的很多具体项目都与伊斯坦布尔有关，这主要就是因为其区位优势非常突出。土耳其在21世纪的崛起，更是强化了其欧亚大陆中枢的地位。正是在这个背景下，土耳其提出了建设国际航空中心的计划，此外还有经由博斯普鲁斯海峡隧道的从北京到伦敦的丝绸之路计划、黑海和地中海贸易港口和路线的建设计划（包括海底隧道建设），以及将伊斯坦布尔建设成为新的金融中心的计划，等等。这些都是基于土耳其尤其是伊斯坦布尔本身的地缘优势，即它处于欧、亚、非三大陆之间，具有整合的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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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伊斯坦布尔还是享誉世界的文化名城，这里有很多名胜古迹，是土耳其旅游业的窗口城市和重要支柱。这座城市在土耳其平民和政府官员以及西方国家心目中的地位是其他城市所不可比拟的。2016年6月28日夜间，阿塔图尔克国际机场发生连环自杀式爆炸袭击事件，造成数百人伤亡，土耳其政府指认系“伊斯兰国”[15]所为。恐怖分子选择打击伊斯坦布尔，无异于击中了土耳其的“心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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