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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次是古教堂。在伊斯坦布尔的众多宗教建筑中，历史最悠久的要算拜占庭帝国统治时期兴建的各种教堂。圣索菲亚大教堂从1935年到2020年是作为博物馆使用的，不过，从2020年7月起，又被改为清真寺。后文中我们会专门分析这个问题。圣索菲亚是座长方形的拜占庭式建筑，由查士丁尼一世下令建造，于公元6世纪建成。1453年，奥斯曼土耳其人征服君士坦丁堡之后，直到1935年，圣索菲亚是作为一座清真寺使用的。它宽大的圆顶直径达31米，离地面55米，还装饰了漂亮的拜占庭马赛克，今天人们依然可以看到基督教的圣像和天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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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著名的景点还有阿塔图尔克革命博物馆、女儿塔（Kızkalesi）、卡帕勒市场（Kapalı Çarşı，意思是封闭的市场）、埃及市场（Mısır Çarşısı）、王子群岛（Prens Adaları，又称Kızıl Adalar）[17]、独立大道（İstiklal Caddesi）、塔克西姆广场（Taksim Meydanı）等。伊斯坦布尔城墙、狄奥多西方尖碑、青铜蛇纹柱和康斯坦丁大柱等都是游人颇为向往的去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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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文明的交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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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斯坦布尔给人的整体印象是现代与传统的和谐共存，这从上面所描述的建筑风格、城市布局等方面就可以看出。多年前，一个在土耳其工作过的德国朋友告诉我，土耳其如何巧妙地使传统与现代相处如此和谐，这是一个颇有学术价值的课题。在人们看来，伊斯坦布尔不仅是一座历史悠久的古城，还是一座华丽、迷人而又充满活力的现代城市。如今，“在圆屋顶和伊斯兰教寺院高高的尖塔映衬的天际线下，川流不息的各类车辆沿着鹅卵石古街道前进的隆隆声，穿梭来往的街头售货者的叫卖声和繁忙的港口进出船只的汽笛声汇成一片，构成一幅十分动人的壮丽画卷，使过去与现在、历史与未来在这里紧密地相连”。[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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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些年，在伊斯坦布尔遭受连续恐怖袭击后，有人竟然说这些是针对犹太人的恐怖活动，进而还煞有介事地讨论这个城市里存在的宗教冲突问题。其实，这种说法是一种误解，说明他对伊斯坦布尔乃至土耳其的历史和现在不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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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奥斯曼帝国时期，主要的宗教团体除了穆斯林外，还有东正教徒、亚美尼亚格列高利教派信徒和犹太教徒。东正教徒多是巴尔干半岛的农民，亚美尼亚的格列高利教派信徒多为安纳托利亚东部的农民，犹太人则大多为城市居民。不过，当时的各教派并不是按地区划分和安置的，相反，在整个帝国内，所有宗教团体往往是混杂在一起的，相互都有交往。历史上，曾有一位英国旅行家的仆人这么写道：“在土耳其所有的城市里，每周有三种安息日：土耳其人逢周五休息，犹太人逢周六休息，而基督徒则在周日休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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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这些宗教派别之间尽管有交往，却总体上仍处于宗教隔离状态，按照一般的说法，征服伊斯坦布尔之后，穆罕默德二世就任命东正教的一位头面人物为帝国境内东正教徒的大牧首（Patriarch）和文职首领。同样，他也任命了伊斯坦布尔的犹太教大拉比和亚美尼亚教派的主教分别为各自“米勒特”的首领（milletbaşı）。这就是我们在前文中曾讨论过的所谓“米勒特制度”。在古代，“米勒特”主要是指宗教共同体，在现代则有民族的意思。“米勒特制度”造成的一个后果是，宗教共同体具有了政治性。除了刑事犯罪案件的审理权归苏丹手下的法官外，其他的宗教、教育与世俗事务很多都归大牧首等首领及其手下的教士阶层管理。这种制度成了奥斯曼帝国政府统治不同宗教臣民的工具，所以也谈不上是完全的自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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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丹承认各米勒特享有（半）自治权，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各宗教间的平等。穆斯林地位最高，非穆斯林受到较多的限制，比如基督教堂不得使用大钟。不过，从世界范围来看，当时的西欧正处于宗教迫害时代，相对而言，奥斯曼帝国境内的非穆斯林处境要好得多。因此，很多犹太教徒从西班牙和葡萄牙涌入萨洛尼卡、伊斯坦布尔等奥斯曼帝国的城市，他们带来了丰富的经济、财政、医学等方面的知识，对奥斯曼帝国的发展做出了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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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耳其共和国建立后，确立了世俗的现代政治，实行政教分离，而且实现了各宗教平等与信仰的自由。这已非过去那种“米勒特制度”的政策可比了。在当今的伊斯坦布尔，不同信仰者可以和谐相处。在同一座楼房里，穆斯林的邻居是犹太人这种事情并不罕见。在土耳其，特别是伊斯坦布尔这样的国际大都市，不仅达到了现代与传统的基本和谐，还实现了不同信仰者的友好相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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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位到过伊斯坦布尔的俄罗斯记者就非常细致地感觉到这里存在的东西两种文明的碰撞。这位俄罗斯记者观察到两种情形：（1）西化的城市。市中心灯红酒绿，五光十色的广告令人眼花缭乱，汽车也是川流不息。餐馆和酒吧里的音乐在大街上也能听到。街上穿着现代的美丽姑娘很多，这情景和欧洲大城市没有什么两样。（2）伊斯兰传统。在2003年美国攻占伊拉克时，伊斯坦布尔的土耳其穆斯林参加了大规模的反战游行，他们将伊拉克人视作“信仰上的兄弟”。这里尽管有非常西化的人，但也有非常多坚持做礼拜、尊重传统的人，尤其是在较为正统的法蒂赫区更是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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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呼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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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缪（Albert Camus，1913—1960）曾说：“习惯于绝望的处境比绝望的处境本身还要糟。”这是来自《鼠疫》的感悟。2020年，新型冠状病毒引发的疫情肆虐全球，土耳其的疫情数据也令人很不乐观。今天，我们似乎仍然无法确定疫情何时可以过去，但仍有很多事值得关注：我们和土耳其人，天涯共疫苗（科兴）；2020年，除了中国，只有土耳其的经济是正增长的（1.8%）；海峡大学的学生们坚持不懈地抗议总统任命的校长，还得到了不少家长的支持……跟很多人一样，我这两年赴土耳其的学术交流计划不得不取消了。在瘟疫大流行的困顿中，在所有人的生活都蒙上阴霾的时期，在各种“云享”之外，拥有回忆，未尝不是幸福，而带着回忆阅读，有时候就是对幸福的“加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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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帕慕克的《伊斯坦布尔：一座城市的记忆》，扑面而来的是一种深沉的忧郁之感，甚至仅仅阅读了开头几页，就让人不能不断定，与伊斯坦布尔这座城市纠缠在一起的记忆是灰色而忧郁的。帕慕克这样描述伊斯坦布尔那从过去一直绵延至今的忧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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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斯曼帝国瓦解后，世界几乎遗忘了伊斯坦布尔的存在。我出生的城市在她两千年的历史中从不曾如此贫穷、破败、孤立。她对我而言一直是个废墟之城，充满帝国斜阳的忧伤。我一生不是对抗这种忧伤，就是（跟每个伊斯坦布尔人一样）让她成为自己的忧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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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前，在个人有限的阅读经历中，我还从未读到如此描述故乡的文字。游子思乡的情绪自然是忧伤的，但那忧伤不是故乡本身赋予的，而是由对故乡的思念引起的。更何况，1952年出生于伊斯坦布尔的帕慕克并不是作为一个远在异乡的游子在写作，他几乎从未离开生他养他的这座帝国古都，但他却表达了这样的关于故乡的忧伤。帕慕克从小到大喜欢玩的一个游戏竟是“我想象我坐的地方实际上是别处”这样的白日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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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有从前述的历史中去感受伊斯坦布尔的忧郁，才能真实而深切地体会它。18世纪的奥斯曼抒情诗人如此赞颂他们的首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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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斯坦布尔，无与伦比的城市，你就像举世无双的宝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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横跨两海，发出闪闪光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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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的小石一块，我想，就远远超过伊朗的所有宝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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灿烂辉煌，犹如普照世界的太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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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的花园，你的美景，乃是乐神的模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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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的绿荫深处，散发着玫瑰花香，充满着爱神的魅力，比美真主的天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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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斯坦布尔：一座城市的记忆》的第十章就以“呼愁”为标题，在这一章的开头，作者写道：“‘呼愁’一词，土耳其语的‘忧伤’，有个阿拉伯根源：它出现在《古兰经》时（两次写作‘hüzn’，三次写作‘hazen’），词义与当代土耳其词汇并无不同。先知穆罕默德指他妻子和伯父塔里布两人过世的那年为‘Senetül hüzn’，即‘悲伤之年’，证明这词是用来表达心灵深处的失落感。但如果说‘呼愁’，起先的词义是指失落及伴随而来的心痛与悲伤，我自己所读的书却指出，伊斯兰历史在接下来几百年间有一小条哲学断层线逐渐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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帕慕克描述的伊斯坦布尔的精神特质之一“呼愁”，是属于这个城市集体的，不是个人的，是整体的，不是个别的，是社群的情绪，而不是个人的感受，是“某种集体的感觉、某种氛围、某种数百万人共有的文化”：“‘呼愁’不是某个孤独之人的忧伤，而是数百万人共有的阴暗情绪。我想说明的是伊斯坦布尔整座城市的‘呼愁’。”他想描述的，“不是伊斯坦布尔的忧伤，而是那映照出我们自身的‘呼愁’，我们自豪地承担并作为一个社群所共有的‘呼愁’”。他罗列了近百种景象，那些被唤起的回忆，成为伊斯坦布尔“呼愁”的写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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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荣耀到“呼愁”，反映出的恰恰是在历史进程中伊斯坦布尔的失落，可能也是土耳其文化中的某种失落。它不是旁观者可以轻易感受到的东西，是属于伊斯坦布尔人的，是属于像帕慕克这样的土耳其人的。帕慕克说，在土耳其的一些音乐形式中可以感受到这种情绪，“一种介于肉体痛苦与悲伤忧虑之间的感觉”，“伊斯坦布尔的‘呼愁’……是自愿承载的‘呼愁’”。的确，对于如我这样的匆匆过客，伊斯坦布尔那过去的荣耀和现实的灰暗都是外在的，很难将自己融入它们，或将它们融入自己。终究，我是一个外来者。如果不是研习历史，如果不是阅读帕慕克，恐怕现在的体会将更加肤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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