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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丹承认各米勒特享有（半）自治权，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各宗教间的平等。穆斯林地位最高，非穆斯林受到较多的限制，比如基督教堂不得使用大钟。不过，从世界范围来看，当时的西欧正处于宗教迫害时代，相对而言，奥斯曼帝国境内的非穆斯林处境要好得多。因此，很多犹太教徒从西班牙和葡萄牙涌入萨洛尼卡、伊斯坦布尔等奥斯曼帝国的城市，他们带来了丰富的经济、财政、医学等方面的知识，对奥斯曼帝国的发展做出了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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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耳其共和国建立后，确立了世俗的现代政治，实行政教分离，而且实现了各宗教平等与信仰的自由。这已非过去那种“米勒特制度”的政策可比了。在当今的伊斯坦布尔，不同信仰者可以和谐相处。在同一座楼房里，穆斯林的邻居是犹太人这种事情并不罕见。在土耳其，特别是伊斯坦布尔这样的国际大都市，不仅达到了现代与传统的基本和谐，还实现了不同信仰者的友好相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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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位到过伊斯坦布尔的俄罗斯记者就非常细致地感觉到这里存在的东西两种文明的碰撞。这位俄罗斯记者观察到两种情形：（1）西化的城市。市中心灯红酒绿，五光十色的广告令人眼花缭乱，汽车也是川流不息。餐馆和酒吧里的音乐在大街上也能听到。街上穿着现代的美丽姑娘很多，这情景和欧洲大城市没有什么两样。（2）伊斯兰传统。在2003年美国攻占伊拉克时，伊斯坦布尔的土耳其穆斯林参加了大规模的反战游行，他们将伊拉克人视作“信仰上的兄弟”。这里尽管有非常西化的人，但也有非常多坚持做礼拜、尊重传统的人，尤其是在较为正统的法蒂赫区更是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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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呼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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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缪（Albert Camus，1913—1960）曾说：“习惯于绝望的处境比绝望的处境本身还要糟。”这是来自《鼠疫》的感悟。2020年，新型冠状病毒引发的疫情肆虐全球，土耳其的疫情数据也令人很不乐观。今天，我们似乎仍然无法确定疫情何时可以过去，但仍有很多事值得关注：我们和土耳其人，天涯共疫苗（科兴）；2020年，除了中国，只有土耳其的经济是正增长的（1.8%）；海峡大学的学生们坚持不懈地抗议总统任命的校长，还得到了不少家长的支持……跟很多人一样，我这两年赴土耳其的学术交流计划不得不取消了。在瘟疫大流行的困顿中，在所有人的生活都蒙上阴霾的时期，在各种“云享”之外，拥有回忆，未尝不是幸福，而带着回忆阅读，有时候就是对幸福的“加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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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帕慕克的《伊斯坦布尔：一座城市的记忆》，扑面而来的是一种深沉的忧郁之感，甚至仅仅阅读了开头几页，就让人不能不断定，与伊斯坦布尔这座城市纠缠在一起的记忆是灰色而忧郁的。帕慕克这样描述伊斯坦布尔那从过去一直绵延至今的忧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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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斯曼帝国瓦解后，世界几乎遗忘了伊斯坦布尔的存在。我出生的城市在她两千年的历史中从不曾如此贫穷、破败、孤立。她对我而言一直是个废墟之城，充满帝国斜阳的忧伤。我一生不是对抗这种忧伤，就是（跟每个伊斯坦布尔人一样）让她成为自己的忧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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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前，在个人有限的阅读经历中，我还从未读到如此描述故乡的文字。游子思乡的情绪自然是忧伤的，但那忧伤不是故乡本身赋予的，而是由对故乡的思念引起的。更何况，1952年出生于伊斯坦布尔的帕慕克并不是作为一个远在异乡的游子在写作，他几乎从未离开生他养他的这座帝国古都，但他却表达了这样的关于故乡的忧伤。帕慕克从小到大喜欢玩的一个游戏竟是“我想象我坐的地方实际上是别处”这样的白日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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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有从前述的历史中去感受伊斯坦布尔的忧郁，才能真实而深切地体会它。18世纪的奥斯曼抒情诗人如此赞颂他们的首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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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斯坦布尔，无与伦比的城市，你就像举世无双的宝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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横跨两海，发出闪闪光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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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的小石一块，我想，就远远超过伊朗的所有宝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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灿烂辉煌，犹如普照世界的太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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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的花园，你的美景，乃是乐神的模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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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的绿荫深处，散发着玫瑰花香，充满着爱神的魅力，比美真主的天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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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斯坦布尔：一座城市的记忆》的第十章就以“呼愁”为标题，在这一章的开头，作者写道：“‘呼愁’一词，土耳其语的‘忧伤’，有个阿拉伯根源：它出现在《古兰经》时（两次写作‘hüzn’，三次写作‘hazen’），词义与当代土耳其词汇并无不同。先知穆罕默德指他妻子和伯父塔里布两人过世的那年为‘Senetül hüzn’，即‘悲伤之年’，证明这词是用来表达心灵深处的失落感。但如果说‘呼愁’，起先的词义是指失落及伴随而来的心痛与悲伤，我自己所读的书却指出，伊斯兰历史在接下来几百年间有一小条哲学断层线逐渐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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帕慕克描述的伊斯坦布尔的精神特质之一“呼愁”，是属于这个城市集体的，不是个人的，是整体的，不是个别的，是社群的情绪，而不是个人的感受，是“某种集体的感觉、某种氛围、某种数百万人共有的文化”：“‘呼愁’不是某个孤独之人的忧伤，而是数百万人共有的阴暗情绪。我想说明的是伊斯坦布尔整座城市的‘呼愁’。”他想描述的，“不是伊斯坦布尔的忧伤，而是那映照出我们自身的‘呼愁’，我们自豪地承担并作为一个社群所共有的‘呼愁’”。他罗列了近百种景象，那些被唤起的回忆，成为伊斯坦布尔“呼愁”的写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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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荣耀到“呼愁”，反映出的恰恰是在历史进程中伊斯坦布尔的失落，可能也是土耳其文化中的某种失落。它不是旁观者可以轻易感受到的东西，是属于伊斯坦布尔人的，是属于像帕慕克这样的土耳其人的。帕慕克说，在土耳其的一些音乐形式中可以感受到这种情绪，“一种介于肉体痛苦与悲伤忧虑之间的感觉”，“伊斯坦布尔的‘呼愁’……是自愿承载的‘呼愁’”。的确，对于如我这样的匆匆过客，伊斯坦布尔那过去的荣耀和现实的灰暗都是外在的，很难将自己融入它们，或将它们融入自己。终究，我是一个外来者。如果不是研习历史，如果不是阅读帕慕克，恐怕现在的体会将更加肤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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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帕慕克来说，“呼愁”是伊斯坦布尔的集体意识和历史记忆，源于某种忧伤，但那是历史的，既是千年的历史，更是近150年来的历史，那是笼罩、覆盖、渗透着伊斯坦布尔城市的空气和每一个角落的“呼愁”。更重要的是，它还由伊斯兰神秘主义的苏非派精神“加持”过，这种“加持”，简单来说就是对“呼愁”的主动接纳，并将其内化于个人的或集体的精神之中，最终因这种“呼愁”的存在、被感受到以及对其的承载，而感到自豪，成为自我意识和思想的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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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是150年的历史？那无非是因为奥斯曼帝国的衰亡以及与此同时伊斯坦布尔的黯淡。对帕慕克来说，伊斯坦布尔有太多历史的废墟，它们的存在，提示着这座城市的人，以及这个民族的人，他们再也不可能恢复历史上的荣耀了；因而，这种“呼愁”是与生俱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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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土耳其如凤凰涅槃般从奥斯曼帝国的废墟上建立起来之后，伟大的革命领袖、土耳其共和国第一任总统穆斯塔法·凯末尔却迟迟不愿造访这座曾经辉煌数个世纪的古都，而宁可待在安纳托利亚那如饱受贫困与战争创伤的“乡村”——安卡拉，并立志要把这里建成新的首都，他对伊斯坦布尔应该是没有“赶考”的心态的。在我看来，这正是现代伊斯坦布尔“呼愁”的早期写照。直到1927年，也就是共和国建立四年之后，凯末尔才重新回到这座他熟悉的老城。他不是游子返乡，而是以胜利者的姿态来的。这个已经巩固了自己政权的民族主义领导人的心态变了，他不再把伊斯坦布尔看作自己早年政治失意的场所，他泰然、坦然搬进了帝国皇帝曾经居住的、建造于19世纪的新王宫——多尔玛巴赫切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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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这个过程里有些细节仍值得我们玩味。伊斯坦布尔的舒适留不住这个共和国领袖的心。他虽然病逝于此，但在他去世之前的日子里，他日夜想念的是回到首都安卡拉，每当他手捧一杯咖啡独自呆坐的时候，他那漂亮的钢青色眼睛里满是对安卡拉的思念。他逝世之后，遗体被护送到安卡拉举行国葬。与国父凯末尔不同的是，土耳其现任领导人埃尔多安以不喜欢待在首都安卡拉而闻名，他更喜欢伊斯坦布尔。埃尔多安政治生涯的第一次成功，是在1994年当选为伊斯坦布尔市长；而现在他对伊斯坦布尔的偏爱，可能还跟他偏爱奥斯曼帝国的元素有关，至于现在很热的一个词“新奥斯曼主义”及其特殊含义，我们后面还会专门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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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斯坦布尔的被遗忘，不仅仅是一个时移世易的自然过程，它曾经也是被刻意疏远和遗忘的。在21世纪，伊斯坦布尔发誓要恢复这座城市往昔的荣耀。这也是实际的情况。当然，它会被帕慕克这样的知识分子耻笑为一种浅薄的民族主义之举，比如所谓的“新奥斯曼主义”。但是，再一次，我作为一个伊斯坦布尔的过客，仍然认为那也是真实的。“呼愁”，对我这个主要靠阅读书籍了解一座城市的匆匆过客来说，它既是源于奥斯曼土耳其历史的，又是作家所想象、塑造和投射给这座城市及其历史的某种情绪，作家使自己“沉迷”其中，才能写出震撼心灵的、深刻的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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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Heath W.Lowry,The Nature of the Early Ottoman State,New York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2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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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小笠原弘幸：《オスマン帝国繁榮と衰亡の 600年史》，东京：中央公论新社，2018年，第28—29页。关于gaza与圣战的关系，学界已经进行了很多研究，基本上，在奥斯曼帝国早期，人们对gaza的理解，并不是宗教意义上对异教徒的那种圣战（holy war），而是更多地等同于劫掠，是对战利品的觊觎。奥斯曼人自己的后世作品在描述这些现象时候，使用了针对异教徒的圣战的话语，但这更多是一种后世的正统宗教意识对自身历史的投射，以及一种有政治目的的文学修辞。相关讨论参考Heath W.Lowry,The Nature of the Early Ottoman State,pp.9-11,30-31,43-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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