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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斯坦布尔的被遗忘，不仅仅是一个时移世易的自然过程，它曾经也是被刻意疏远和遗忘的。在21世纪，伊斯坦布尔发誓要恢复这座城市往昔的荣耀。这也是实际的情况。当然，它会被帕慕克这样的知识分子耻笑为一种浅薄的民族主义之举，比如所谓的“新奥斯曼主义”。但是，再一次，我作为一个伊斯坦布尔的过客，仍然认为那也是真实的。“呼愁”，对我这个主要靠阅读书籍了解一座城市的匆匆过客来说，它既是源于奥斯曼土耳其历史的，又是作家所想象、塑造和投射给这座城市及其历史的某种情绪，作家使自己“沉迷”其中，才能写出震撼心灵的、深刻的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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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Heath W.Lowry,The Nature of the Early Ottoman State,New York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2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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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小笠原弘幸：《オスマン帝国繁榮と衰亡の 600年史》，东京：中央公论新社，2018年，第28—29页。关于gaza与圣战的关系，学界已经进行了很多研究，基本上，在奥斯曼帝国早期，人们对gaza的理解，并不是宗教意义上对异教徒的那种圣战（holy war），而是更多地等同于劫掠，是对战利品的觊觎。奥斯曼人自己的后世作品在描述这些现象时候，使用了针对异教徒的圣战的话语，但这更多是一种后世的正统宗教意识对自身历史的投射，以及一种有政治目的的文学修辞。相关讨论参考Heath W.Lowry,The Nature of the Early Ottoman State,pp.9-11,30-31,43-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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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法］费尔南·布罗代尔：《菲利普二世时代的地中海和地中海世界》（第一卷），唐家龙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6年，第595页；更详细的讨论参考Halil İnalcık,“Impact of the Annales School on Ottoman Studies and New Findings”,in Review,I,3/4,Winter/Spring,1978,pp.69-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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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Ingvar Svanberg and David Westerlund,Islam Outside the Arab World,Oxfordshire
:Routledge,1999,p.1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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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昝涛：《“因俗而治”还是奥斯曼帝国的文化多元主义？——以所谓“米勒特制度”为重点》，载《新史学》，第十三卷，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2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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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昝涛：《现代国家与民族建构——20世纪前期土耳其民族主义研究》，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1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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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Asli Cirakman,“From Tyranny to Despotism
:The Enlightenment’s Unenlightened Image of the Turks”,in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Middle East Studies,Vol.33,No.1.,Feb,2001,pp.49-68.本文中文版（《从暴政到专制主义：启蒙对土耳其人的无知图画》，昝涛译）收入林国华主编：《欧罗巴与亚细亚》，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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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英］伯纳德·刘易斯：《穆斯林发现欧洲：天下大国的视野转换》，李中文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3 年，第4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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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Ahmed Efendi,III.Selim’in Sırkâtibi Ahmed Efendi Tarafından Tutulan Rûznâme,ed.by V.Sema Arıkan,Ankara,1993,pp.59-60，转引自历史学研究会编：《世界史史料——帝国主義と各地の抵抗：南アジア·中東·アフリカ》，东京：岩波书店，2009年，第11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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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英］伯纳德·刘易斯：《穆斯林发现欧洲：天下大国的视野转换》，李中文译，第4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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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英］伯纳德·刘易斯：《穆斯林发现欧洲：天下大国的视野转换》，李中文译，第183—185页；Bernard Lewis,“The Impact of the French Revolution on Turkey
:Some Notes on the Transmission of Ideas”,in Cahiers d’Histoire Mondiale I,Paris
:Librairie des Méridiens,1953,pp.105-1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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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对相关历史过程的描述，参见［土耳其］悉纳·阿克辛：《土耳其的崛起（1789年至今）》，吴奇俊、刘春燕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7年，第八、九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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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土耳其］奥尔罕·帕慕克：《伊斯坦布尔：一座城市的记忆》，何佩桦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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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所谓“伊斯兰国”，最初是指成立于2013年4月的“伊拉克和沙姆伊斯兰国”（Islamic State of Iraq and al Shams，缩写为ISIS），2014年6月后其宣称建立哈里发国，直接称“伊斯兰国”（Islamic State，缩写为IS），这是一个2013—2018年活跃于伊拉克和叙利亚的极端恐怖组织。“伊斯兰国”的前身是2006年在伊拉克成立的“伊拉克伊斯兰国”。沙姆地区（al Shams）指的是“大叙利亚”，包含了叙利亚、黎巴嫩、约旦、以色列和巴勒斯坦。该组织宣称的目标是消除二战结束后现代中东的国家边界，并在这一地区创立一个由其统治的伊斯兰国家。2014年6月，该组织建立的政权更名为“伊斯兰国”后，宣称自己对于整个伊斯兰世界（包括历史上阿拉伯帝国曾统治的地区）拥有权威地位。2018年底，叙利亚和伊拉克清除IS势力的主要军事行动已经结束。2019年10月，美军击毙了“伊斯兰国”的头目巴格达迪。关于“伊斯兰国”的问题，更多论述请参考本书第十三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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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土耳其］易卜拉欣·卡伦：《认识镜中的自我：伊斯兰与西方关系史入门》，夏勇敏等译，北京：新世界出版社，2018年，第180—18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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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王子群岛位于马尔马拉海（Marmara Sea）中，在伊斯坦布尔东南方约20千米，由9个岛屿组成。拜占庭帝国和奥斯曼帝国都有将获罪的王子或其他王室成员流放至这些岛屿的惯例，“王子群岛”因而得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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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向三久：《古文明的光辉在这里闪烁——伊斯坦布尔巡礼》，《世界博览》，2000年07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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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巴格达到伊斯坦布尔：历史视野下的中东大变局 第三章伊朗的骄傲与“纠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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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7世纪中叶，伊朗被阿拉伯军队入侵和征服。伊朗人对这段历史很敏感。他们经常提醒有些西方人，说这些人已经忘记了伊朗人民从来没有想要变成阿拉伯人或者拥抱阿拉伯的文化，他们也没有寻求被置于任何的阿拉伯主宰之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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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某种宿命论的意义上，不只是伊朗人，而且那些敌视伊朗的人也相信，上帝为伊朗的未来有一个特定的安排。古犹太先知耶利米（Jeremiah）曾提到一个上帝的启示，说在末日的时候，上帝要在以拦[1]设立宝座：“我要在以拦设立我的宝座，从那里除灭君王和首领。”（《耶利米书》49
:38）这是不是说，到那时，伊朗将再次成为“西方”必须应对的一个重要的地区性力量？对那些相信宗教预言的人来说，耶利米传递的这个信息，是在提醒人们注意伊朗在未来的重要性。[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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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什叶派大国的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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