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02928728
虽然当前中东国家普遍的政治合法性危机主要表现为权威的历史中断、国内的发展问题、极端的或温和的伊斯兰主义复兴等，但有必要指出的是，中东国家的政治发展问题远为复杂，因为，这里面还包含了发展与民生问题、教派问题、族群问题、巴以冲突、美西方等境外势力的因素等。现代民族国家的建立自身就蕴含着同质性与多样性之间的内在冲突与危机，土耳其的库尔德问题就是一个典型案例。而黎巴嫩、伊拉克、巴林乃至沙特这样的国家，则有着不同程度的教派冲突问题；像利比亚和也门这样的国家，源于部落主义的冲突是主流……西方自由民主意识形态在某种程度上也造成了中东政治合法性的危机，它既可以被世俗主义的反对派利用，也可以被伊斯兰主义者利用。
1702928729
1702928730
[1]［德］马克斯·韦伯：《经济与社会》（上卷），林荣远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7年，第241页。
1702928731
1702928732
1702928733
1702928734
1702928736
从巴格达到伊斯坦布尔：历史视野下的中东大变局 第四章伊朗的革命与变迁
1702928737
1702928738
托克维尔说过：“革命总是造就出更为强大的国家。”纵观20世纪伊朗的历史，“革命”无疑是一个重要主题：20世纪20年代，哥萨克军官出身的礼萨汗发动政变，革了恺加王朝（Qajar Dynasty，1796—1925）的命；20世纪60年代，礼萨汗的儿子巴列维发动“白色革命”，实行了一系列“跃进式”的现代化改革，把相对稳定的伊朗传统社会结构搞了个地覆天翻；1979年，霍梅尼发动“伊斯兰革命”推翻了巴列维王朝，建立了延续至今的伊斯兰共和国。在观察和分析当代伊朗时，伊斯兰革命是最重要的切入点。这将吸引我们进一步去追问：当代伊朗是个什么样的国家？在很多人眼中（大概是受到西方媒体的影响），伊朗被视为一个“不正常国家”。要比较清晰地了解和认识伊朗，可能我们首先要做的就是抛弃这种先入为主的判断。
1702928739
1702928740
伊朗是重要的波斯湾国家、世界主要的石油输出国和中东大国。伊朗与中国有着悠久、友好、复杂而微妙的关系，它长期以来也是中国在中东地区伸张和维护自身利益的重要通道。
1702928741
1702928742
多年来，伊核问题成为人们关注和了解伊朗的焦点与切入口，但这主要是一个国际问题，并不能使我们深入了解伊朗的内部问题。实际上，保守派与改革派的斗争是现代伊朗历史的一条重要线索。在1979年的霍梅尼革命后，这条线索仍然延续。我们看到，最高领袖哈梅内伊发挥的主要角色，就是在捍卫伊斯兰革命成果的前提下，尽力维系伊朗国内微妙的平衡。而观察这一线索的重要节点应该是2009年6月的伊朗总统大选，时任总统内贾德以超过60%的得票率成功连任，但大选期间及大选后的一段时期内，伊朗国内局势陷入了不稳定之中：以穆萨维为首的改革派领导人在伊朗掀起了此起彼伏的街头抗议，声称大选存在舞弊行为，宣布不承认大选结果。2013年，有改革派色彩的鲁哈尼当选伊朗第11届总统。2015年，伊朗与以美国为首的六国达成伊朗核问题协议（简称伊朗核议），鲁哈尼于2017年得以连任。但伊核协议的立与废、美国对伊朗政策的松与紧、石油价格的长期低迷等问题，既困扰着伊朗的民生，又直接影响到伊朗国内政局的发展。改革派的前总统拉夫桑贾尼于2017年去世，具有保守色彩的拉里贾尼在近些年地位上升，保守派明星人物、前司法总监萨伊德·易卜拉欣·莱西在2021年6月成为第13届总统，具有民粹主义色彩的前总统内贾德尽管呼声很高，但最终仍没有获得总统候选人资格[1]，这些都是观察伊朗国内政治走向的重要切入点。
1702928743
1702928744
一、革命：从巴列维到霍梅尼
1702928745
1702928746
现代伊朗的面积有164.5万平方千米，与我国新疆的面积大致相当。伊朗现有人口8 400万，其中91%为什叶派穆斯林。在某种程度上，伊朗的历史命运跟中国有可以比较的相似性。伊朗也是一个有着数千年悠久文明史的古国。从16世纪开始，伊朗的萨非王朝立什叶派（十二伊玛目派）伊斯兰教为国教。近代伊朗也面临严重的内忧外患：内部王权衰落，境内各民族纷纷反抗中央政府；外部西方国家向伊朗推进，企图将它纳入各自的势力范围。19世纪初以来，伊朗逐渐沦为英、俄的半殖民地。1907年，英俄两国终于签约瓜分伊朗，北部归俄国，南部成为英国的势力范围。
1702928747
1702928748
“一战”后，伊朗出现了一位英雄人物——礼萨汗。他于1921年发动政变夺权，并在1925年自封为王。他成为巴列维王朝的开国君主。巴列维王朝历经礼萨汗和巴列维父子两代，统治伊朗达半个世纪之久。在巴列维统治时期（1941—1979），伊朗倒向西方，坚持走西化道路。巴列维认为可以依靠美国人的力量抵消苏联的威胁。巴列维在位期间，访美11次，聘请了大量的美国军官当顾问，邀请美国经济专家做财政总监，并派了大量的学生去美国留学。美国的商品也大量倾销伊朗。除了政治制度不变以外，巴列维是一心想学习美国，走资本主义道路。
1702928749
1702928750
巴列维认为最大的威胁是左翼政治，害怕他们在伊朗发动阶级革命。早在1949年，巴列维就取缔了伊朗共产党，并在此后持续打击左翼运动，抓捕了大量活跃的左翼人士。1953年，在英国的怂恿下，美国中情局策划和支持了一场政变，推翻了由民选的摩萨台（1882—1967）担任首相的伊朗政府。摩萨台因坚定落实石油国有化政策，而得罪了长期垄断伊朗石油利润的英国。摩萨台是有左翼倾向的民族主义者，其出身显赫，威望很高，曾协助英国迫使老国王礼萨汗让位给巴列维，他还采取过一些限制国王和王室权力的措施，对巴列维国王的地位也是一个威胁。美国中情局参与推翻摩萨台，有冷战背景下担心伊朗落入苏联势力范围的考虑，其所用手法无非是通过贿赂王室成员，坚定国王支持美国的决心，并通过收买当地人等方式煽动大型示威活动和街头暴力，以及策动上层内部的反对派包括军方的行动，等等，这些在后来的各种“颜色革命”中可谓屡见不鲜。此事泄露后，成为伊朗民众长期反美的一个重要原因。摩萨台的西化措施虽然不受伊朗宗教保守派的待见，但他本人至今在伊朗民众中仍然享有很高的声望。
1702928751
1702928752
巴列维政权与美国的紧密关系，是其治下伊朗国家发展的外部环境。除了经济建设方面，美国还支持巴列维政权搞专制独裁。北京大学历史学系牛可教授对东亚发展型政权与美国关系的研究，对我们理解巴列维时代的伊朗及其与美国的关系具有一定的启发意义。牛可教授指出，在冷战期间，美国对作为自身附庸政权的、威权主义的发展型国家（地区）是支持的，典型的就是东亚的日本和“四小龙”。这些政权本来是掠夺型政权，美国出于自身国家安全和意识形态利益的考虑，在当时支持了这些政权。美国对它们的“指导”也没有使其市场化的目标，而是强化其政权的控制和规划能力，也就是说，美国更加关注这些威权主义政权的政治稳定，这也使得这些政权某种程度上在一定时期内避免了内部冲突的破坏性爆发。[2]
1702928753
1702928754
从社会发展的角度来说，巴列维王朝的建立是伊朗现代化进程的一个新起点，从此伊朗踏上了振兴国家、走向现代化的道路。在这半个多世纪的时间里，巴列维父子一面巩固政权，一面致力于发展国家经济，使伊朗的工业化达到了世界先进水平。巴列维在20世纪60年代发动“白色革命”，伊朗政府在土地改革、现代企业建设、民间卫生事业、扫除文盲等问题上提出了一系列“跃进式”措施，力度之大，前所未有，目标之高，不逊英美。伊朗国内气氛当时也为之一振，人民似乎看到了国家振兴的曙光。这个时期的伊朗，在工业化、城市化、基础设施建设、教育等领域都取得了突飞猛进的发展，其国家实力得到显著提高。
1702928755
1702928756
20世纪70年代，得益于开采量的不断扩大以及1973年石油危机[3]造成的国际油价的快速上涨，伊朗的国家财富迅速积累。据统计，1972—1973年度，伊朗政府的石油收入为25亿美元，1975—1976年度就上升到200亿美元。伊朗政府的财政收入，一多半来自石油。巨额的石油美元使伊朗一跃成为富裕国家。长期在伊朗从事外交工作的华黎明大使曾回忆说：“1973年我初次陪同姬鹏飞外长访问伊朗时，看到首都德黑兰一片繁荣的景象，高楼大厦鳞次栉比，高速公路四通八达，200万辆小汽车使首都的交通拥挤不堪。这一切对于我这个来自当时温饱还成问题的国度的外交官来说着实有点眼花缭乱。”[4]
1702928757
1702928758
伊朗的“白色革命”因为官员贪腐、裙带关系等造成严重不公，且主要是上层社会受益。当然，这种情况并非伊朗所独有，而是很多国家都经历过的普遍情况。诚如有学者所言，在中东地区，“无论是公有制还是军人统治或者其他形式的威权主义模式，它们都没有在提高人民的日常生活水平方面做出什么贡献。石油出口国（沙特阿拉伯和波斯湾的酋长国）很富有，但它们只有一个阶层受益：它们是‘食利’（rentier）国家，人口少而收入多……在这些国家（巴基斯坦、埃及、阿富汗和伊朗）中，很多人患有营养不良症。另一方面，精英阶层却生活得很好，他们对老百姓的生活毫无同情之心；那里的政府腐败无能”[5]。
1702928759
1702928760
伊朗的现代化是在君主专制条件下实行的。巴列维王朝的专制统治有三个重要支柱：军队、官僚和顺从的司法机构。巴列维还在美国帮助下创设了秘密警察组织“萨瓦克”（SAVAK）和高级特务机构“王家调查委员会”；组建了官方政党“民族复兴党”，取缔了其他一切政党；削弱了议会权力，控制了议会活动；下大力气建设军队，加强威慑力量；任人唯亲，强化对权力的控制。伊朗的这种政治体制在应对社会动荡方面缺少“泄洪”渠道，政府和人民之间缺少一个可以沟通谈判的缓冲机制，人民要么不敢反抗，要么就甘冒杀头的危险走上革命道路。
1702928761
1702928762
发展政治学认为，现代化意味着不稳定。激进的现代化迅速地破坏了伊朗传统的稳定社会结构，造成了社会体系的失序与崩溃。改革未注意兼顾效率和公平，没有充分考虑底层人民日益恶化的生活状况以及沉重的现代生活负担，反而造成了大量“反现代化”的群体。巴列维改革的社会后果，是造成了严重的贫富两极分化，广大工农群众的生活日益恶化，而上层社会和统治集团则过着骄奢淫逸的腐化生活。这种情况无疑将激化社会矛盾，造成社会的剧烈动荡。
1702928763
1702928764
“白色革命”触动了伊朗传统的毛拉阶层的土地权利，导致双方积怨爆发。毛拉们认为，巴列维王朝的改革侵犯了他们的经济利益，世俗化更是严重削弱了他们的社会和政治地位，也背叛了伊斯兰传统，传播了西方腐朽和堕落的文化。巴列维咒骂宗教界为寄生虫，并公开说：“宗教领袖们在他们自己的粪堆里打滚，他们像蛆虫一样在污泥浊水里蠕动。你们应该像摆脱野兽一样摆脱这个污秽肮脏的阶级。”
1702928765
1702928766
对巴列维政策的最重要批评者是什叶派教法学家霍梅尼。他指责“白色革命”违反了伊斯兰教法，比如，1963年伊朗赋予女性投票权。霍梅尼对巴列维政权与美国和以色列的亲密关系感到气愤，他将以色列视为伊斯兰教的最大敌人。霍梅尼因为公开的反国王立场而被捕，这曾引发数千名神学院学生的暴动。霍梅尼被释放后仍然不改变其反国王的立场，1964年，他又因为发表反政府言论而被驱逐出境，此后，霍梅尼长期流亡伊拉克和欧洲，直到1979年回到伊朗。
1702928767
1702928768
20世纪70年代后半期，伊朗出现大规模的民众骚乱，革命浪潮风起云涌。工人罢工、学生罢课游行，伊朗全国陷入瘫痪状态。抗议者以民主、平等为号召，要求结束君主制。自1978年下半年开始，反对王权的街头示威不断壮大，并得到不同势力的支持，“世俗主义者和马克思主义者也逐渐地与伊斯兰主义者站到一起，要求结束国王那高度西方化的政权”[6]。当时有反独裁的伊朗人士说：“这个自称‘万王之王’的人，在现实中是个魔鬼……我们的这位国王正在犯罪道路上越走越远，而且比希特勒有过之而无不及……这位伊朗国王时日无多了。伊斯兰世界憎恨他，不仅仅是阿拉伯人，而是所有的穆斯林——印度尼西亚的、美国的，但主要是伊朗国内的波斯人……他是个恶魔！我们波斯人都憎恨他。”最后，连国王赖以维持统治的军队也发生了动摇，美国在关键时刻改变了一贯支持巴列维的态度，转而寻求与霍梅尼合作。在美国的秘密干预下，伊朗军队的高级军官不再追随巴列维。1979年1月26日，巴列维国王在美国的压力之下乘飞机出国流亡。随后，霍梅尼就从巴黎回到伊朗，建立了伊斯兰政权。
1702928769
1702928770
霍梅尼领导的伊斯兰革命往往被看成伊朗现代化的挫折、倒退或“逆流”，被看成历史的退步。这样的认识前提使人难以看清伊斯兰革命的实质。一个社会的历史发展轨迹，是多种力量动态博弈的结果，而不能被简单地视为某个小团体的阴谋。其实，伊朗的伊斯兰革命之所以会发生，是因为伊朗已经具备了发生革命的条件。
1702928771
1702928772
首先是社会条件。伊朗当时的情况是经济增长、政治高压和腐败的“三结合”。伊朗的现代化是在威权主义专制王权下进行的经济与社会变革，但这种变革不仅没有给广大人民带来和平、稳定和繁荣幸福，反而加深了社会矛盾、贫富差别，引起了极大的不满。巴列维王朝其实已经把自己送到革命的火山口上了。
1702928773
1702928774
其次是革命的领导阶层已经具备，这就是以霍梅尼为代表的毛拉阶层。毛拉们天生就是领导阶层。伊朗民众把反国王的斗争与伊斯兰教联系起来，主要是因为以霍梅尼为首的什叶派宗教领袖在斗争中所发挥的突出的组织和领导作用。另外，左派和自由派的世俗主义者出于反专制、反独裁的目的，也加入了伊斯兰主义阵营。
1702928775
1702928776
在上述情况下，伊朗革命的发生就无法避免。民众与毛拉都觉得无法忍受现行体制，他们共同把矛头对准了王权。换句话说，在巴列维家族统治末期，伊朗的变革已经到达一个瓶颈，即“不惊动政治权力就再也走不下去的地步”[7]。
1702928777
[
上一页 ]
[ :1.702928728e+09 ]
[
下一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