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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些年来，受西方的长期制裁，加上油价下跌，伊朗的经济、贸易和出口体量都急剧下降，如2018年的美国石油封锁禁令，直接给伊朗造成了2 000亿美元的经济损失。在外部环境不断恶化的同时，国内经济、社会矛盾也日益凸显。财政收入的急剧减少，导致伊朗贫困人口增加，失业率上升，不断出现民众的抗议示威活动。再加上近来新冠疫情的影响，民众对鲁哈尼政府的不满与日俱增，鲁哈尼只能咬紧牙关“硬扛”。就算没有特朗普，伊朗的日子也好过不到哪里去，尤其是考虑到2020年以来，疫情对全球各国的影响极大，伊朗更不可能独善其身。一个喜欢搞出“大动静”的特朗普，对伊朗领导层来说也不是没有利用价值：将不管是内部还是外部因素带来的当下危机一股脑儿地归结到美国身上，可能也是某种政治“便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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短期内，伊朗仍然能顶得住美国的制裁。有着阿富汗、伊拉克、利比亚和叙利亚等国的前车之鉴，虽然日子不好过，但大多数伊朗人民仍然是支持本国政府的。在各种不利情况下，新冠疫情肆虐的两年里，伊朗经济还保持了一定程度的增长。伊朗在“向东看”方面也取得了不小的进展：2021年3月，伊朗同中国签署“25年全面合作计划”，总价值高达4 000亿美元；2021年9月17日，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元首理事会通过了关于启动接收伊朗成为正式成员国的程序；2021年11月28日，伊朗同土库曼斯坦和阿塞拜疆签署了一项每年20亿立方米天然气的互换协议。这些都是伊朗积极谋求改善自身外部处境的阶段性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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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美国的关系长期是影响伊朗的最重要外部因素。2020年1月，美国对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圣城旅”指挥官卡西姆·苏莱曼尼成功实施“斩首行动”，引发了伊朗全国激愤。2021年初，民主党人乔·拜登当选新一任美国总统。国际舆论普遍认为，伊朗和美国关系有望出现新的转机，急于从中东抽身的美国有望重返奥巴马时代的伊核协议框架，伊朗遭受的制裁压力有望在一定程度上得到缓解。与此同时，伊朗与沙特的关系也开始出现某种缓解迹象。但这再次引起了长期与伊朗敌对的以色列的不安和焦虑。2021年5月，巴勒斯坦与以色列爆发大规模冲突，[14]这背后既是巴以之间长期悬而不决的历史性难题的延续，也有伊朗、以色列和美国复杂而微妙的三角关系的因素。到2021年11月底，当美、伊重新坐回维也纳的谈判桌前时，对彼此深怀疑虑的双方仍然是各说各话。谈判之外，努力保持克制的双方在其他方面的有限度摩擦或较量也不会消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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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上，伊朗走上伊斯兰革命道路，是巴列维王朝不公正的世俗发展政策失去民心的结果。霍梅尼领导的伊斯兰革命是一场深刻的政治和社会革命。在观察伊朗的政治局势时，不能忽视的因素有：不断的高层内部权力斗争、改革派与保守派之争、内部的经济和社会危机、美国对伊朗不同策略的影响等等。伊朗当局既担心“颜色革命”那样的“柔性政权更迭政策”，也日益承受着美国制裁带来的巨大压力。长期看，这难免导致伊朗的保守派不断得势。近年来，哈梅内伊似乎也在考虑接班人的问题。拉里贾尼这样的强硬派因为日益受到重用而一度被看好。2021年6月，保守派明星人物、出生于1960年的莱西当选为伊朗第13届总统，他表示，将对“贫困、腐败、羞辱和歧视”开战，并继续进行伊核协议谈判。莱西在社会地位、宗教影响力、个人威望和群众基础方面都非常出众。看起来，伊朗还是不缺乏有能力和威望的领导人，其代际更替的节奏感也很强。现在，人们也在猜测，在获得总统经历后，莱西在未来成为哈梅内伊接班人的可能性。不管如何，美国和伊朗的关系，因为发展道路、政治体制、价值观念、利益分配等方面的巨大差异，短期内看不到根本上的破局之可能；伊朗国内的改革派和保守派之争，也还将会持续很长时间，其激烈程度主要取决于伊朗的外部环境与国内的社会—经济状况的变化，但短期内不会改变伊朗的政治架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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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伊朗议会还曾在2013年和2017年两次取消了内贾德的选举资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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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牛可：《“发展型国家（地区）”：条件和限度》，《世界知识》，2018年第5期，第20—2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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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973年10月，第四次中东战争爆发，为了打击以色列及其支持者，石油输出国组织（OPEC）的阿拉伯成员国当年12月宣布收回石油标价权，并将原油价格从每桶3.011美元提高到10.651美元，使油价猛然上涨了两倍多，从而触发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最严重的全球经济危机。这被称为第一次石油危机，此次危机持续了三年，对发达经济体造成了严重的冲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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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华黎明：《28年前，在伊朗感受“革命”》，《世界知识》，2007年第7期，第5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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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美］霍华德·威亚尔达主编：《非西方发展理论——地区模式与全球趋势》，董正华等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第97—9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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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John W.Garver,China and Iran
:Ancient Partners in a Post-Imperial World,Seattle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Press,2006,p.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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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伯纳德·路易斯：《中东：自基督教兴起至二十世纪末》，郑之书译，北京：中国友谊出版公司，2004年，第38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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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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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相关内容参见董正华：《伊斯兰复兴运动中的“原教旨主义”：现实与历史的成因》，《战略与管理》，2001年第6期；David W.Lesch,1979
:The Year that Shaped the Modern Middle East,Oxfordshire
:Westview,2001,pp.58-73;Ervand Abrahamian,A History of Modern Iran,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8,p.148;Con Coughlin,Khomeini’s Ghost
:The Iranian Revolution and the Rise of Militant Islam,New York
:Harper Collins Publisher,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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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Imam Khomeini,Islam and Revolution
:Writings and Declarations,Translated and annotated by Hamid Algar,London
:KPI,p.2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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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参考消息》，2009年6月1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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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参考消息》，2009年6月1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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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牛可：《“发展型国家（地区）”：条件和限度》，《世界知识》，2018年第5期，第20—2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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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关于巴以问题，本书后文有专门章节予以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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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巴格达到伊斯坦布尔：历史视野下的中东大变局 第五章外来势力主导下的伊拉克重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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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991年和2003年，美国分别打了两次海湾战争，也叫伊拉克战争，最终推翻了统治伊拉克多年的萨达姆（1937—2006）政权。第二次海湾战争比人们原先预想的要快很多，很短时间就结束了，萨达姆不堪一击。2010年8月31日，时任美国总统奥巴马宣布驻伊拉克美军的作战任务结束，“‘伊拉克自由行动’（Operation Iraqi Freedom）结束了，伊拉克人民从现在起为他们的国家安全负主要职责……现在，是翻开新的一页的时候了”[1]。从2003年到2011年底美国撤军之前，这8年是伊拉克当代历史的重要转折，也是政治转型的时期，这一时期的特点是美国作为外来势力主导了伊拉克的重建进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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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在占领伊拉克后，尽管始终面临此起彼伏的武装反抗、恐怖袭击和纷繁复杂的内部政局，但还是“矢志不渝”地推动伊拉克的国家重建进程：2003年成立临时管理委员会，2004年成立临时政府，2005年举行首次全国议会选举并制定了新宪法，2006年成立正式政府。2009年1月，伊拉克还进行了首次地方议会选举，议会基本能正常运作。美军在伊拉克的武装力量最多时超过了17万人。2007年12月，美国开始从伊拉克撤军，至2011年底基本完成了撤军工作。可以说，至美国撤军之前，在美国主导下的伊拉克已经搭建起了国家的基本架构。当然，之后的10年间，伊拉克的国家重建仍然面临很多难题，尤其是2014—2017年“伊斯兰国”的兴起，又一度打断了伊拉克的国家重建进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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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章希望讨论三个问题：1.从伊拉克现代历史发展进程的角度看，从萨达姆时代到后萨达姆时代，伊拉克的主要变化是什么？2.美国打伊拉克战争的得失是什么？3.伊拉克的得失及其重建的困境是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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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萨达姆与伊拉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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