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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地看，美国曾经不止一次地主导过他国的重建，比如二战后日本和德国的重建。但与半个多世纪后的伊拉克相比，过去的经验与现实有很大的不同。伊拉克作为一个传统威权国家能在很短的时间内实现转型并不容易，这一方面要归功于伊拉克人在这方面有主动性，有急于摆脱过去萨达姆体制的愿望，而另一方面，作为外部力量，美国的占领和改造也非常重要。不过，美国有推翻萨达姆的激情，却没有对伊拉克人民负责的勇气和责任感。奥巴马曾虚伪地说：“伊拉克人是一个骄傲的群体……他们深知，无论如何，伊拉克人的分歧最终只有他们自己才能解决，伊拉克街道的安全只有伊拉克人自己才能维护。也只有伊拉克人自己，才能在这个国家建立起民主，而美国能做的，只是作为朋友和伙伴施以援手。”[28]这种冠冕堂皇的说辞，无非是为美国撤军和无法继续负责任进行的无力辩护。2014年，奥巴马指责中国“搭便车30年”，被《人民日报》评论员钟声的文章激烈反驳，文章称美方的“搭便车论”实在荒唐，无异于放大自己制造战乱却不思悔过的不义。以第二次海湾战争为例，钟声指出，中国不仅在战前就明确表示反对美国的单边主义战争计划，而且，面对美国发动伊拉克战争留下的烂摊子，中国又积极参与到伊拉克的重建进程中，给予伊拉克实实在在的援助和支持，既有无偿的人道主义援助，也包括通信、能源等基础设施和经济领域的合作。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大型石油公司，借助其优势力图控制伊拉克的能源，而中国企业以高效率、低成本使伊拉克人得到了实惠。近些年，伊拉克对中国的原油出口增长很快，2020年伊对华出口原油6 012万吨，同比增幅达16.1%，对华出口量保持在第三位，仅次于沙特和俄罗斯。这些都对伊拉克的经济恢复做出了直接贡献。[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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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伊拉克的长期得失其实很难估量，因为它还处于战后重建与转型的过程之中。有人根据前述残酷现实否定美国给伊拉克带来了任何积极因素，断定美国人带来的只是灾难。信服美国意识形态和价值观的人则会说，美国帮助推翻了萨达姆这个暴君，解放了伊拉克人民，为伊拉克带来了“光明的”前景，尽管在过去10多年的时间里，伊拉克陷入政治动荡、经济贫困、社会失序与恐怖袭击的灾难之中，但他们可能将此视为某种值得的“代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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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之，第二次海湾战争是21世纪前20年发生的一场规模最大的局部战争。我们不能武断地说这场战争是失败还是成功。以推翻萨达姆政权的目的来说，美国人比较轻易地获得了成功。但是，伊拉克的重建仍然任重而道远。这不是一场单纯意义上的军事冲突，美国和伊拉克两国及其人民都付出了沉重的代价。这场战争的复杂性也表明，我们处于一个国际政治的新时代，这个时代的特征就是西方以“人权高于主权”为借口干涉他国内政。伊拉克战争无疑给我们这个时代的民族国家建设提出了新的问题，也提供了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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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https://obamawhitehouse.archives.gov/the-press-office/2010/08/31/remarks-president-address-nation-end-combat-operations-iraq（获取于2021年11月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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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王献华：《伊拉克战争的文化后果》，《文化纵横》，2009年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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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昝涛：《现代国家与民族建构——20世纪前期土耳其民族主义研究》，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1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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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谢里夫（Sharif），系阿拉伯语音译，意为“贵人”“高贵者”，是穆斯林对先知穆罕默德的外孙，即阿里的长子哈桑及其后裔的尊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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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阿拉伯复兴社会党（Ba’ath Party），简称复兴党，1953年创建于叙利亚，原总部设在大马士革，在伊拉克等多个阿拉伯国家有分支。1963年，复兴党分别在叙利亚和伊拉克取得执政地位。1969年，伊拉克复兴党与叙利亚复兴党分裂。2003年，美国入侵伊拉克推翻萨达姆政权后，伊拉克的复兴党被解散，但引发了一系列严重后果。叙利亚的阿拉伯复兴社会党现任总书记为总统巴沙尔·阿萨德（Bashar al-Assad，19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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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王献华：《伊拉克战争的文化后果》，《文化纵横》，2009年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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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诚如著名历史学家、中东问题专家伯纳德·刘易斯在回忆录中所说，他到华盛顿参加战前咨询时就告诉时任美国国防部长切尼（Dick Cheney），打击伊拉克的战争将会“快速、廉价和容易”，而他做出这一判断的重要信息源是土耳其总统图尔古特·厄扎尔（Turgut Özal，1927—1993），在此前不久，刘易斯和厄扎尔曾在土耳其私晤。Bernard Lewis,Notes on a Century
:Reflections of a Middle East Historian,New York
:Penguin Books,2012,pp.324-3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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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美］劳伦斯·赖特：《末日巨塔——基地组织与“9·11”之路》，张鲲、蒋莉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14年，第392、397、403—40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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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布雷顿森林体系（Bretton Woods System）是指二战后形成的以美元为中心的国际货币体系。这是以美元和黄金为基础的金汇兑本位制，其实质是建立一种以美元为中心的国际货币体系，包括美元与黄金挂钩、国际货币基金会员国的货币与美元实行固定汇率制度。这一体系的运转与美元的信誉和地位密切相关，标志着美元初步确立了在国际货币体系中的霸主地位。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建立，促进了战后资本主义世界经济的恢复和发展，但随着西欧、日本的重新崛起，美国的实力相对削弱，加上美国由于对外扩张和侵略战争（如越战），国际收支由顺差转为逆差，美国资金大量外流，形成“美元过剩”，美国的黄金储备也从二战结束时的7.06亿盎司下降至1971年的2.86亿盎司。美元危机与美国经济危机频繁爆发，贸易赤字和财政赤字使得美国无法保证美元与黄金之间的固定比价关系，该体系难以为继。1971年7月，第七次美元危机爆发。1971年8月15日，美国总统尼克松宣布美国政府终止按照35美元1盎司的比价向市场兑换黄金的义务，这标志着布雷顿森林体系的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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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https://greatpowerrelations.com/great-powers/status-of-great-powers/key-drivers-of-economic-capabilities/dollar-and-de-dollarization/birth-of-petrodollar/（获取于2021年12月2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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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石油输出国组织，简称“欧佩克”（OPEC），成立于1960年9月，其宗旨是：协调和统一成员国石油政策，维持国际石油市场价格稳定，确保石油生产国获得稳定收入。该组织自成立以来，与西方石油垄断资本坚持斗争，在提高石油价格和实行石油工业国有化方面取得重大进展。它现有13个成员国，包括阿尔及利亚、安哥拉、刚果、赤道几内亚、加蓬、伊朗、伊拉克、科威特、利比亚、尼日利亚、沙特阿拉伯、阿拉伯联合酋长国、委内瑞拉。其总部设在奥地利维也纳。卡塔尔于2019年1月退出欧佩克。2020年1月，厄瓜多尔退出欧佩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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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美］小阿瑟·戈尔德施密特、［美］劳伦斯·戴维森：《中东史》，哈全安、刘志华译，上海：东方出版中心，2010年，第458—45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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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这也是伊拉克战争之后美国政府推行所谓“大中东民主计划”的思想源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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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盘点伊拉克战争对美国的五大影响》，新华网：http://www.xinhuanet.com/world/2013-03/20/c_124467331.htm（获取于2021年12月2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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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关于近年来美国石油产业的发展及其影响，详见本书“结语”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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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2003年时，伊拉克人口有2 500多万，到2020年时，伊拉克人口已经达4 000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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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根据2015年美国CIA的数据，伊拉克什叶派人口占比为64%—69%，而逊尼派占比为29%—34%。此外，伊拉克还有约1%的人口为基督徒。其他资料显示，伊拉克是一个多族群的国家，其中75%—80%是阿拉伯人，库尔德人有15%—20%，其他族群占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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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从地图上看，“什叶派新月带”指从伊朗到伊拉克、叙利亚，并包括黎巴嫩真主党等政治军事组织在内的什叶派力量占主导的地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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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021年，美军撤离阿富汗，塔利班重掌政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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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相关分析见本书第十五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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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关于此问题，本书第十二章谈及土耳其与伊拉克的关系时还将更为详细地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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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E.M.B.Alsamee,H.A.Wahab & Y.Yusof,“The Application of Federalism in the Kurdistan Region under the Iraqi Constitution 2005”,Journal of Critical Reviews,Volume 7,Issue 05.2020,pp.172-1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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