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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军人干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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穆尔西下台，看起来挺简单的，基本上可以说，就是一场受到大量民众欢迎的军人干政。在政治场中，军队与文官的关系（所谓“文武关系”）是一个历史悠久的问题。谁都知道枪杆子的重要性，搞革命，搞权斗，都难免要舞刀弄枪，决一死战。不过，治天下不能靠枪杆子，还是要靠政治家和文官。但问题是，即便到了今天，文武关系在很多国家里还并没有理顺。不管是在什么体制的国家里，革命后的建设时期还是经常出现武人干政的现象——不管是直接的、幕后的还是“后现代式”的。[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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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军队与政治现代化的关系，亨廷顿在半个世纪之前的洞见仍然值得重视：军队起到此种改进性的甚至是推动现代化的作用，其能力大小有赖于各种社会势力的布局。在一个普力夺社会[10]里，军队的影响随参与水平的不同而变化。在寡头统治阶段，军人和文职领袖之间通常没有什么差异，将军或至少挂着将军头衔的人物主宰着政治舞台。当社会进入中产阶级参与政治的激进普力夺阶段时，军队通常比较明显地形成了一种制度化的机构，它和其他社会势力分享着对社会的影响，一种有限度的政治制度化可能在狭义的、非扩张型的政治体制中得以形成。军人干预经常是间歇性地发生，军政府和文官政府轮流坐庄，更加强大的民间抗衡集团逐渐兴起。最后，在大众普力夺阶段，军人的影响就受到了浩大的民众运动兴起的制约。所以，军人主持建立政治制度的最佳机会是在激进普力夺社会的早期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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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历史的原因，埃及的真正掌权者长期以来都是军人集团。现代埃及共和国是20世纪50年代初纳赛尔那批“自由军官”通过政变建立的。作为这个国家的创立者和统治者，军人们慢慢演变成为一个庞大的权贵利益集团。军人集团目前仍是埃及主要权力和资源的占有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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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终，穆巴拉克集团的统治既被埃及人民所厌弃，也威胁到了军方的利益。军方抛弃穆巴拉克，迎来一个新时代，但他们仍然不希望出现一个危害自身利益的政治势力。穆兄会对军方和世俗中产阶层都造成了威胁。军人集团不喜欢代表平民阶层的穆尔西，一向讨厌穆兄会的世俗文官阶层也是如此，也就是说，他们都反感穆兄会。更不必说，穆尔西政府还力图削弱埃及军官团的影响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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穆尔西的下台，是其反对者的共谋，街头民众和军方是一道的。我们可以看到，在搞垮穆尔西的过程中，不管是在表态上，还是在行动上，埃及军方是十分审慎的。埃及每年都要从美国得到大量的援助，其中的大部分被军方获取，军方认为自己搞的并非军人干政，担心的就是失去美国的支持，因为按照美国的相关规定，发生军事政变的地方将无法再得到其援助。从各方面的表态看，除了突尼斯和土耳其，大多数国家都没有将此次事件定性为军事政变。沙特对塞西的行动给予了大力支持。英美的表态比较含糊。土耳其的埃尔多安通过电视发表讲话称：“无论在哪里发生军事政变都是错误的，政变显然是民主的敌人。”直到2021年两国关系开始缓和前，埃及与土耳其的关系一直处于低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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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耳其执政党一直支持埃及的穆斯林兄弟会和穆尔西。从土耳其针对埃及政变的强烈抨击来看，埃及这次导致穆尔西下台的政变，同时致使土耳其的伊斯兰领袖受到了牵连。有报道称，在穆尔西执政的一年内，土耳其执政党为穆尔西大力提供政治支持，以及约合20亿美元的经济支持。土耳其领导人埃尔多安针对埃及政变的指责，给人某种“感同身受”的感觉，好像埃及的“政变”是发生在土耳其一般。三年后，也就是2016年，埃尔多安将亲自挫败一次“政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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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年，“阿拉伯之春”席卷中东的时候，有人乐观地认为这是“民主化”的“第四波”到来了。但也有人早在“阿拉伯之春”初期就预想到，这场以民主化为主色调的变革将经历较长的阵痛期。在人类历史上，实质性的历史变革总是缓慢的，尽管名称、旗帜或者色调的变化可以非常迅速。在埃及人民把穆巴拉克赶下台的时候，军队曾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穆兄会的上台，最初也得到了军方的认可，但之后，又是埃及军方出手扳倒了穆兄会。从穆巴拉克到穆尔西，再从穆尔西到塞西，埃及貌似发生了两次“革命”，但说到底，掌控局面的主要还是军人集团。总统塞西一方面努力维护与美国、以色列、沙特等国的密切关系，另一方面在国内致力于解决政治稳定、经济发展和民生问题。尽管国内外有反对声音，但在2019年4月，埃及修宪案以很高的支持率通过了全民公投，确保了塞西能够长期执政（不出意外的话，应该可以到2030年），也使军方获得了更多的政治权力。应该说，埃及又回到了“阿拉伯之春”以前的状态。埃及发生的事态，与20世纪的土耳其以及今天的缅甸和巴基斯坦有很多相似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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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吴云贵、周燮藩：《近现代伊斯兰教思潮与运动》，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7，第16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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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本部分的初稿酝酿于2011年。原文中一些观点受到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吴冰冰教授的启发和指教，在此仍需再次致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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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埃及经济形势及远景发展规划》，http://www.globalsmes.org/news/index.php?func=detail&detail id=509&catalog=35&lan=gb（获取于2021年12月2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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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杨灏城：《纳赛尔军人政权的性质及其历史作用》，《世界历史》，1992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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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萨米尔·阿明：《埃及的运动》，汪晖、刘健芝采访，https://www.guancha.cn/Ethics/2012_01_14_64317.shtml（获取于2021年12月2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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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011年8月3日，对穆巴拉克的审判正式开始，使其成为“阿拉伯之春”中首位站上被告席的国家最高领导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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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Philip Mattar,The Encyclopedia of the Modern Middle East and North Africa,2nd Edition,vol.3,Farmington Hills
:Thomson Gale,2004,pp.1620-16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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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2014年10月，埃及检方表示，包括穆尔西在内的穆斯林兄弟会高层，以及来自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黎巴嫩真主党和其他犯罪团伙的成员在2011年1月28日策划并实施了越狱行动。埃及检方指控穆尔西等130余名嫌疑人损毁监狱建筑并对监狱放火、谋杀及谋杀未遂、抢劫监狱武器库、释放囚犯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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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Milliyet,15 January 2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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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普力夺社会（Praetorian Society），是政治制度化程度低的社会。普力夺社会在各种政治参与程度上都存在，亨廷顿将参与程度低的普力夺社会称为寡头普力夺，这种社会的政治参与仅限于一些集大权于一身的寡头；当政治参与扩大到中产阶级时，这种社会被称为激进普力夺社会；而当政治参与进一步扩大到广大群众时，该普力夺社会就被称为群众普力夺社会。Samuel P.Huntington,Political Order in Changing Societies,New Haven and London
:Yale University Press,2006,pp.83,212-2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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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巴格达到伊斯坦布尔：历史视野下的中东大变局 第七章陷入长期动乱的叙利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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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埃及，“阿拉伯之春”意味着两年里发生了两次“革命”。突尼斯、利比亚、也门等国也发生了不同形式的政权更替。而叙利亚的动荡已从2011年3月持续到现在，时间更长，内外斗争更复杂，也更充满不确定性。在“阿拉伯之春”发生时，有国际观察家曾说，阿萨德政权凶多吉少，在叙利亚撑不了多久。但时间过去了10年，阿萨德政权依然能够维持，叙利亚的动荡仍未结束，很多事情已经超乎了当初的预测。叙利亚的情势，恰恰由于其拖得最久，各种因素和角色都得到了充分展示。它提供了一个独特的案例，供我们观察因内外多重因素导致的一个现代主权国家的长期动乱。叙利亚动乱的重要特征就在于其长期性，究其原因，是外部干涉力量之间博弈的复杂性和持续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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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阿萨德政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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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于地中海东岸的叙利亚，被冠以“世界小国中的大国”之称，面积只有18.5万平方千米，相当于我国湖北省的面积。叙利亚地理位置很重要，自古就是兵家必争之地，有阿拉伯“跳动的心脏”之称。7世纪后期，大马士革成为阿拉伯倭马亚王朝的首都。直到现代，大马士革都是中东地区非常重要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之一。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奥斯曼帝国战败，原属奥斯曼帝国的叙利亚沦为法国的委任统治地。叙利亚人多次发动反法起义，直到1946年取得真正独立。2011年内战爆发前，叙利亚人口有2 369.5万，其中，80%为阿拉伯人，85%的人信奉伊斯兰教，穆斯林中80%是逊尼派，20%是什叶派（占全国总人口的11%）。动乱10年后，叙利亚人口下降为约1 700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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叙利亚是共和制国家，现任总统是巴沙尔·阿萨德，其家族已经在叙执政半个世纪。2000年，巴沙尔从乃父哈菲兹·阿萨德（Hafiz Assad，1930—2000，即老阿萨德）手中接过大权，并一直当权至今。要了解当前叙利亚的局势，首先就需要对阿萨德政权有一个基本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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