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埃及发生如此重大的政治事变，并不是因为经济停滞。恰恰相反，革命前埃及经济形势非常好。根据2009年的一篇报道：“近几年，埃及国民经济发展态势良好，政府为扩大出口、吸引外资、增加就业等所采取的各项举措切实有力，取得了明显成效。根据埃及中央银行统计数据，2006—2007财政年度埃及经济呈现出良好的增长势头，GDP总量达到1 108亿美元，同比增长7.1%，30多年来经济增长率首次超过7%，人均GDP达到1 518美元，同比增长5.7%。截至2007年6月底，埃及外汇储备达到296亿美元，同比增长29%；国际收支盈余53亿美元，比上一财政年度增长61%；失业率从上一财政年度的9.5%降至9.1%；通货膨胀率从上一财政年度的8.4%降至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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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上对埃及经济发展的评价曾经也是很高的，作为新兴市场国家，埃及被列入“金砖五国”之外的“新钻十一国”的行列。革命前，人们还乐观地预测说：“2010年埃及经济继续保持稳步发展的良好势头。2009—2010财政年度，埃及经济增长5.1%，其中第三季度达到了5.6%。预计2010—2011财政年度，埃及经济增速将超过6%。数据表明，埃及经济总体向上的趋势明显，经济复苏的步伐更加稳健。虽然目前埃及经济还未恢复到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前的水平，但基于近两年的良好表现，市场人士对埃及经济重回快速增长轨道充满信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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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埃及高速增长的经济并没有转化为普通人民的福利，反倒伴随着非常严重的社会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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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是两极分化的加剧。新自由主义的私有化，只是让高层受益了，底层没得到实惠，而高层就是穆巴拉克执政集团的人，这更是加剧了两极分化。据2011年《埃及新闻报》的一篇报道，开罗美国大学的社会学家阿明指出：埃及全国人口可以分为三个层次。第一层次是富人集团，他们占人口总数的20%，却拥有社会财富总量的55%，这些人或从政，或经商，腰缠万贯，挥金如土。第二层次是中产阶级，他们占人口的20%，占有27%的社会财富。第三层次是穷人，他们占人口的60%，由于收入低下，拥有的财富仅占社会财富的18%。在穷人阶层中，政府下层公务员竟然占据了相当大的比重。当时，他们中具有大学学历的月收入为130埃镑（约合人民币280元），其他公务员的月收入在80埃镑到120埃镑之间。据统计，一个埃及家庭平均每月的生活支出是400埃镑（约合人民币850元）。因此，大多数下层公务员生活在贫困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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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是失业率的持续攀升。随着埃及人口的迅猛增长，贫困人口的数量没有减少，就业情况非常不好，革命前男性大学毕业生的40%左右毕业后两年没有工作，90%的女性毕业生毕业后两年没有工作。IMF建议走的产业发展路子并不能消化国内日益增大的就业需求，因为它发展的都是非劳动密集型产业。也就是说，房地产、金融、高科技产业能够吸纳的就业并不多，增加不了多少就业机会。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后，很多赴国外工作的劳务人员不得不打道回府，然而，埃及国内经济对劳动力的容量又有限。于是，失业问题更为突出。埃及政府公布的2007—2008财政年度失业率为8.9%。埃及国家统计局的数据显示，埃及2009年第一季度的失业人口为234.6万，失业率达9.4%。2011年动乱发生时，官方统计的失业率为8.5%。但实际失业率肯定远高于官方的统计。革命爆发时，在埃及失业人口中，90%失业者是29岁以下的青年。在埃及失业的青年中，受过高等教育的学生所占比例很高。根据埃及官方统计，2010年，埃及受过高等教育的人口失业率达到18%，比全国平均失业率还高出不少。埃及拥有法律和医学学历的年轻失业者最终只能沦为出租车司机。高失业率、高通胀率所引发的社会不满情绪始终笼罩着整个埃及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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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是贫困问题日益严重。经济增长的速度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它对广大人民群众来说，或许就是个数字而已。据中国经济网2007年的报道：世界银行发表的一份报告显示，埃及的贫困人口达2 800万，占埃及总人口的40%，其中有260万人生活在赤贫中，占贫困人口总数的9.3%。埃及的贫困人口主要集中在上埃及的农村地区。据美联社2010年的报道，埃及有人口8 000万，而40%的人仍生活在贫困线以下或接近贫困线。根据联合国的贫困线标准，每天的生活花费不足2美元便属于贫困。在金融危机的影响下，通货膨胀更是严重影响到了普通老百姓的生活。许多埃及人只能挣扎在温饱线附近，无法过上有尊严的正常生活。中下层埃及人民在经济发展中并未获益，不满情绪日益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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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而言之，在严重扭曲的经济结构下，埃及人民无法共享经济增长成果。历史地看，埃及经济是典型的“依附性权贵资本主义经济”。一方面，长期的英国殖民统治使得埃及经济发展过分依赖石油、棉花、运河、劳务输出和旅游等产业，缺乏完整的农业体系与国民经济体系，对国际市场的依附性较强；另一方面，20世纪90年代依赖以国有部门和金融体系私有化、开放市场、削减政府补贴为代表的新自由主义改革，全面加剧了经济结构的扭曲。特别是在分配领域，经济高速增长所带来的大部分利润都被以总统穆巴拉克的次子为代表的金融新贵和军方瓜分占有，形成了独占型的权贵资本主义体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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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问题都不是单纯的经济问题，而是严重的社会问题。埃及动荡的发生，不是缘于经济停滞、人民赤贫或国家无能，而是缘于新自由主义经济发展模式下对普通老百姓生活的漠视。当对现政权不满的中产阶级二代青年开始通过现代通信手段设计和组织一场新型社会运动时，严重的社会问题就自然地演变成了群众性的政治运动。“阿拉伯之春”的出现，普遍都带有这样的特点。也就是说，宏观经济发展不错的国家，面对的最大危机就是：经济发展的成果与社会发展的水平严重脱节/失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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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作为政治的专制与“羞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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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大多数中东国家的现代化一样，埃及的现代化也有两个特点：第一，迟发性和外诱性；第二，政治变革引导经济变革。中东的社会变迁先是从政治层面展开的。中东各民族国家的建立，基本上都是先进行政治变革，即夺取政权，取得独立自主发展的条件，然后进行经济变革，通过经济变革巩固政治变革的成果。对独立后的各国而言，经济变革是刻不容缓的，多数国家把工业化作为现代化的核心，自上而下实行“强制赶超型”工业化发展战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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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两个特点决定了中东国家现代化在国内往往是一种靠强力推行的政策，是一些所谓的“卡里斯马式”的领袖人物（具有超凡魅力的领导人）所领导的。这样的现代化无论是标榜社会主义，还是标榜资本主义，都难免具有专制主义的特色，没有强权的保证，现代化就没有办法推行。这也是中东国家现代化进程中一个无法摆脱的悖论。这些“卡里斯马式”的领袖人物，“作为国家、民族或宗教领袖，有其独具特色的政治思想；他们具有创造性和代表性的政治行为在中东乃至世界产生了重大影响；他们以一定的社会政治和经济背景为依托，有着坚实的社会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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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的领导人周围一般都形成了一个特权阶层，成为领导推行国家现代化的中坚力量。以纳赛尔为中心的自由军官便是埃及社会发展政策的制定者和执行者，也是既得利益者。纳赛尔本人出身于军人，他坚信“军人精英”的力量，认为“军人精英”是埃及职业阶层、知识分子、技术专家等中产阶级的“集中代表”。但是，纳赛尔的这一主观认识与埃及的社会现实是不相符的，因为，在埃及社会中，22%的人属于社会的上层，70%的人处在社会的下层，真正的“中产阶级”只有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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埃及军队精英是一个特权阶层，“他们不直接占有生产资料，但握有决策权，在所辖部门拥有几乎不受制约的权力，有权决定生产、销售和分配的方针，决定人员的调动和升迁。天长日久，他们的思想和心态渐渐发生变化，日趋官僚化和资产阶级化，把自己看成高踞于人民大众之上的‘上流社会人物’”[4]。这些人不但有高官厚禄，而且还贪污腐败，进行权钱交易，造成了很差的社会影响，引起了人民的不满和抱怨。这种情况与伊斯兰革命前的伊朗类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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萨达特和穆巴拉克都没有改变对军人集团的严重依赖。埃及的这个体制发展到21世纪，不光是特权和腐败横行，而且已经达到了对普通百姓的个人尊严完全漠视的程度。诚如阿明所说：“民众对现制度、对警察都极为厌倦了。你只要因为很小的问题（例如闯红灯）被逮捕，就会被毒打，被折磨。警察施加日常的镇压欺凌，完全无法无天，丑恶无比。民众也厌倦了黑社会制度。世界银行所说的代表未来的银行家，都是强盗流氓。他们是怎么累积财富的？是通过国家无偿给他们土地，他们再将土地转卖给地产商。这是巧取豪夺累积的财富。他们把真正的企业家挤压走了。”[5]在这个体制里面，有才能和抱负的人无用武之地，普通的民众也没有任何尊严可言。用吴冰冰教授的话说就是：“这种专政体制对民众进行的是日常性的羞辱，而不是日常管理（在中东地区羞辱是一种政治）。只有通过羞辱才能够让人屈服，羞辱之后让人连维护自己利益的信心都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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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埃及，对参与这场革命运动的人来讲，他们的目标最终统一到了“人的尊严”这个问题上，包括：经济尊严（要争得经济发展上的权益、提高生活质量）、政治尊严（要争得政治权利上的尊严、个人权利）以及外交尊严（在阿拉伯国家对以色列的立场上，埃及与以色列的密切关系引起了民众不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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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埃及革命的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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埃及革命是金融危机影响下，自身经济矛盾与社会矛盾的政治化，体现为由青年中产阶级领导的以失业青年学生和工人阶层为主的新型政治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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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人阶层是运动的主要力量。随着埃及私有化进程的推进，劳资关系紧张，工人运动大规模展开。自2000年以来埃及共发生2 000多次示威活动，累计有1 700多万工人参加，工人已成长为埃及社会中的重要力量。工人阶层主要反对激进的新自由主义经济政策导致的来自新兴市场国家的竞争加剧、基本生活条件恶化以及政府掌控下的传统工会的不作为。但是，由于传统左翼政党长期被打压，基层自发的工人运动缺乏领导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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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人运动与青年运动的结合，是这次埃及革命的转折点。青年运动的主力，是来自中产阶级的青年学生。在埃及的人口中，16—25岁的年轻人占到全国人口的一半，大城市则又聚集了全国人口的五分之一至三分之一。由于高校扩招，埃及有一半年轻人受过高等教育，而由于经济不景气，这些人中又有一半人找不到工作。在城市中受过高等教育的青年精英成为埃及革命的领导者，他们在首都高校接受标准的西方教育，大多毕业于最热门的专业如工程、医学和法律，可以说是“中二代”（中产阶级二代）。其特点是：追求政治自由和人权多于追求经济利益，又与广大失业青年和工人在反对现政府方面具有共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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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是，他们能以社会问题而非政治问题为出发点，通过长期的组织运动和争取群众，谋求非暴力推翻现政权。比如“四月六日青年运动”（The April 6 Youth Movement），他们开始时呼吁支援工人罢工，后来又到美国学习国外政治运动的组织经验，继而深入工人中建立组织，发动运动，主动代表工人的经济社会诉求。在这个过程中，现代移动通信技术和互联网社交媒体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一些受过教育、熟谙网络且对现状不满的年轻人将现代网络作为组织、联络与发起运动的主要媒介，这也是“阿拉伯之春”的一个突出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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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军方与“二次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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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年，穆巴拉克下台[6]后，穆斯林兄弟会组建自由和正义党，参与埃及政坛角逐。2012年6月，自由和正义党主席穆尔西当选埃及总统。不过，2013年7月，埃及军方解除了穆尔西的总统职务，当年12月，埃及过渡政府将穆斯林兄弟会定性为恐怖组织。短短几年之内，埃及又发生了一次革命，民选上台的穆兄会势力被推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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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穆兄会的成与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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穆尔西在2012年6月上台后，也试图把埃及的社会经济搞好，他提出了一些解决问题的政策，比如“百日计划”“能源补贴改革”“旅游业振兴计划”等。无奈的是，之前结构性的积弊又岂能是说变就变得过来的！穆尔西执政的短暂时间内，埃及人民的生活并无改善，某些方面，比如经济增长、燃料供应、通货膨胀、失业率等甚至还在继续恶化。这些与人民生活都是息息相关的。政府内部的权斗（主要是穆尔西与军方及司法部门的矛盾）、穆兄会对异己的不断排斥，加上老百姓对生活的失望以及对伊斯兰—保守化倾向的不满，导致埃及再次出现街头政治，原本反对穆巴拉克的自由派、世俗派、什叶派穆斯林、科普特基督徒、知识分子和女权主义者，现在纷纷聚集到“反穆兄会”的旗帜下。这样，穆尔西政权自然也无法集中全力搞复兴和建设。这就是某种恶性循环、“零和博弈”。本来，穆尔西接手的埃及就是个“烂摊子”，谁都没有可能在短期内调整好。但他和他的政党既然愿意接手，那就不得不承担起积弊的后果与失败的责任。穆尔西一定程度上成了穆巴拉克时代遗产的牺牲品或陪葬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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穆尔西所代表的穆斯林兄弟会是一支伊斯兰主义政治力量，它是有社会和政治理想的，与我们在世俗意义上理解的只关照私德和内心世界的宗教组织不一样。自1928年建立以来，穆兄会曾是一个较为激进的逊尼派伊斯兰主义政治组织，名声并不太好。在埃及国内，它曾长期受政府的打压。尽管它后来的政治立场趋于温和化，但并未放弃其保守主义的诉求，因此，它很难得到世俗主义精英和民众的信任与支持。[7]作为一个在20世纪早期就建立的宗教性政治组织，穆兄会长期在草根阶层中经营，为老百姓做好事，得到了广大下层民众的支持，是埃及最富政治经验、组织建设也最好的准政党。尤其是考虑到埃及实行长期的威权统治，其他的政治组织很弱小，也不够成熟，因此，一旦开放政治，搞西式民主化，穆兄会势力的上台就是可想而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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