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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Philip Mattar,The Encyclopedia of the Modern Middle East and North Africa,2nd Edition,vol.1,p.1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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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陈建民编著：《当代中东》，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第2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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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半岛电视台（Al Jazeera），是一家较晚出现的世界知名媒体，总部设在卡塔尔首都多哈，立足阿拉伯，面向全球。半岛电视台于1996年开播，归属由卡塔尔王室出资的半岛媒体集团。除阿拉伯语外，半岛电视台还以英语、土耳其语等多种语言向全球播出节目，主要内容是新闻和纪录片。“9·11”事件后，半岛电视台曾多次率先播放本·拉登和其他“基地”组织领导人的录像声明，从而引起了全世界的广泛关注。因为与西方媒体的视角不同，半岛电视台已成为在阿拉伯世界乃至全球具有重要影响力的电视媒体，也是卡塔尔国家软实力的一部分。目前，半岛电视台已经开通中国区的业务和中文网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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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今天生活在中东地区的亚述人，通常被认为是古代闪族人的后代，拥有近4 000年的历史。上古时代，亚述人曾建立过亚述帝国，后在外族入侵下逐渐失去独立。目前，全世界有300多万亚述人，大部分信奉基督教，主要分布于伊拉克、叙利亚、伊朗、黎巴嫩、约旦以及土耳其，其中生活在伊拉克库区的最多。在2003年伊拉克战争、2011年叙利亚内战及2014年“伊斯兰国”兴起的过程中，中东地区的亚述人深受战乱的影响，大批被迫逃离家园成为难民，也有一批亚述人拿起武器自卫。2011年的内乱前，叙利亚大约有3万名亚述人，多数居住在哈塞克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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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联合国安理会2011年3月通过决议，决定在利比亚设立禁飞区，并要求有关国家采取一切必要措施保护利比亚平民和平民居住区免受武装袭击的威胁。联合国安理会中有10个成员国投票赞成在利比亚设置禁飞区及部署其他安防措施，没有成员国投反对票。俄罗斯、中国、德国、印度和巴西弃权。之后，美西方国家对利比亚进行了空中打击，5个月后卡扎菲政权被利比亚反政府武装推翻，卡扎菲随后也被击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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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更为详细的讨论，可以参考本书第十二章第三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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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2017年5月，俄罗斯、土耳其和伊朗签署了关于在叙利亚建立“冲突降级区”的备忘录。“冲突降级区”设立在伊德利卜省、中部霍姆斯省、大马士革郊区和叙南部地区，其周边划有安全线，设有检查站，以防冲突发生。俄、土、伊将作为“冲突降级区”担保国，可以出兵监督区内停火执行情况，禁止极端组织势力在区内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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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巴格达到伊斯坦布尔：历史视野下的中东大变局 附言中东政治变迁的一些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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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一部分，我们讨论了中东国家的政治变迁，选取了四个中东国家的案例：伊朗、伊拉克、埃及和叙利亚。总结来看，这四个国家也代表了中东国家当代政治变迁的不同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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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除了革命发生的内因，中东国家很少能掌握自己的命运，境外势力的影响巨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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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朗的霍梅尼革命发生在冷战期间。在美国抛弃了巴列维王朝的情况下，反王权势力取得了反专制革命的成功，但最终是伊斯兰主义教权势力取得了政权，故谓“伊斯兰革命”。伊拉克是因为美国大规模入侵而迅速发生了政权更迭，之后的重建过程也是美国所主导的，现在伊拉克还处在消化其历史传统与政治转型带来的多种问题的过程中。埃及则是一波三折，推翻专制政权的革命一度取得了成功，伊斯兰主义的穆兄会通过选票上台，但不久又被军方和街头政治推翻。埃及虽然没有复制“土耳其模式”，但似乎部分地重复了土耳其文—武关系的一段历史，所不同的是，埃及有军方长期掌权的传统。叙利亚的事情最为复杂，多种外部势力的介入，使政府军和反对派陷入长期内战，10年过去了，和平仍未实现。此外，或许还可以提一下利比亚，在美西方外部势力的配合下，反对派快速地推翻了卡扎菲政权，但利比亚也陷入了长期的内乱，各派背后有不同外部势力的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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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政治转型会释放压抑已久的政治与社会矛盾，引发剧烈冲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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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埃及的例子，我们可以看到两个冲突：民众（社会）与专制政权（国家）的冲突、世俗主义和政治伊斯兰的冲突。这两个冲突基本上都围绕国家政权展开，并与世界范围内的现代化进程相关。非西方国家的现代化进程启动较晚，属于赶超型，主要依靠国家力量推动经济发展。这样一种发展模式往往导致威权主义、官僚主义、政治腐败、国强民弱等问题。这种模式发展到一定程度后，随着社会的动员、教育的普及、互联网的发展以及外来意识形态的影响，被压制和忽视的力量迟早要发出声音，表达不满，并在社会经济状况恶化时要求变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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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一个实现了政治转型的国家，围绕政治体制的冲突初步地得到了解决，但在一个开放政治的新环境里，社会所积累的、被压制的问题，将集中爆发。在精英主义的专制时代，底层民众的需求是被忽略和压制的，现在底层民众可以通过选票来表明自己的态度，通过互联网表达自己的声音，通过新的意识形态来凝聚共识，那些长期在基层经营的政治势力将不可避免地崛起。伊斯兰主义的穆斯林兄弟会就是这样一个典型的政治组织。穆巴拉克被推翻后，在革命中并没有发挥主要作用的穆斯林兄弟会，却利用其传统的组织优势，在第一次民主选举中“攫取”了政权。穆兄会推出的穆尔西在上台后，表现出明显的保守主义色彩，推行偏伊斯兰主义的政策。对过惯了世俗生活的市民阶层来说，自己的生活方式面临威胁。对穆尔西的不满经常表现为世俗群体的不合作，致使穆尔西也没精力去挽救埃及已经破烂不堪的经济形势和严重的社会危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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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在政治转型过程中社会陷入失序与混乱的情况下，军队将发挥重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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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伊朗，军队抛弃了巴列维王权；在伊拉克，军队不堪一击，萨达姆迅速倒台，后起的各派政治势力也致力于发展自己的武装；在埃及，军队抛弃了穆巴拉克，但之后，又是处于监国地位、亲世俗主义的埃及军队出手推翻了穆尔西政权；在叙利亚，政府军与执政集团的利益一致，并得到外部势力的军事支持，最终坚持了下来，并发动反攻，取得了优势，保住了阿萨德政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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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的转型和政权的更迭通常都离不开“枪杆子”。埃及在短时间内发生了两次革命，军方都发挥了重要作用。推翻穆巴拉克是民主革命，也是军方抛弃了穆巴拉克；推翻穆尔西，则是军方直接出手，民主进程暂时中断。埃及自20世纪50年代以来就长期处于军方统治下，埃及军方既是重要的利益集团，又是超党派的政治力量，是国家的真正掌权者。同时，作为一支现代的、与西方关系密切的军事力量，埃及军队天然具有世俗主义的品格。它是维护国家安全、社会稳定和世俗生活最重要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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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靠军队出手来干预政治进程，往往对民众、政客和军人来说都是无奈的，当然也不符合平民政治的价值观。但历史地看，政治发展过程中出现军人政变并不罕见，甚至是很多国家的“特色”。在中东国家中，土耳其可能更是这方面的典型，在本书的第三部分，我们讨论土耳其模式的时候，还会专门讨论军人干政的问题。历史的经验显示，实现了所谓政治转型的国家，一方面需要解决积弊，另一方面又亟须培育民主的政治文化。然而，这又绝不是短期内能够快速完成的，它需要经过反复的合作、冲突与斗争，以养成妥协和相互尊重的协商习惯和文化。但在这个过程中，经济发展、社会稳定与多元竞争之间的张力是最为棘手的。好东西不会一起来，孰先孰后，往往是现实情势和各方力量博弈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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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拉克、突尼斯、利比亚、埃及等国都曾在政治转型中以不同形式新建了表面上民主的新政权。然而，随着政治进程的推进，各地又发生了令人担忧的情况，要么是各派为了政治利益打得头破血流、毫不妥协，要么是伊斯兰主义政治力量通过民主程序上台，引发了教俗之争。埃及随后又发生了军方推翻民选政府的事件，叙利亚的10年内战更是造成了巨大的灾难。这些都给所谓的民主转型和“阿拉伯之春”泼了冷水。“阿拉伯之春”曾给当地人民带来一丝希望，但并未开启一个美好时代的大门。从世界范围内的现代化进程来看，不管是处于哪一种文明传统之中，经济福利、公平正义和个人尊严等都是具有普遍吸引力的，是现代化或进步的题中之义。“阿拉伯之春”是在中东国家走向进一步现代化的过程中出现的，但正如亨廷顿所言：“现代化带来不稳定。”[1]中东国家很少能够掌握自己的命运，多重外部势力的介入和干涉，使得多个中东国家的历史进程经常被打断，阵痛或动荡还将持续很长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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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美］塞缪尔·亨廷顿：《变革社会中的政治秩序》，李盛平等译，北京：华夏出版社，1988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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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巴格达到伊斯坦布尔：历史视野下的中东大变局 第三部分土耳其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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