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02929374
伊朗的霍梅尼革命发生在冷战期间。在美国抛弃了巴列维王朝的情况下，反王权势力取得了反专制革命的成功，但最终是伊斯兰主义教权势力取得了政权，故谓“伊斯兰革命”。伊拉克是因为美国大规模入侵而迅速发生了政权更迭，之后的重建过程也是美国所主导的，现在伊拉克还处在消化其历史传统与政治转型带来的多种问题的过程中。埃及则是一波三折，推翻专制政权的革命一度取得了成功，伊斯兰主义的穆兄会通过选票上台，但不久又被军方和街头政治推翻。埃及虽然没有复制“土耳其模式”，但似乎部分地重复了土耳其文—武关系的一段历史，所不同的是，埃及有军方长期掌权的传统。叙利亚的事情最为复杂，多种外部势力的介入，使政府军和反对派陷入长期内战，10年过去了，和平仍未实现。此外，或许还可以提一下利比亚，在美西方外部势力的配合下，反对派快速地推翻了卡扎菲政权，但利比亚也陷入了长期的内乱，各派背后有不同外部势力的支持。
1702929375
1702929376
2.政治转型会释放压抑已久的政治与社会矛盾，引发剧烈冲突。
1702929377
1702929378
从埃及的例子，我们可以看到两个冲突：民众（社会）与专制政权（国家）的冲突、世俗主义和政治伊斯兰的冲突。这两个冲突基本上都围绕国家政权展开，并与世界范围内的现代化进程相关。非西方国家的现代化进程启动较晚，属于赶超型，主要依靠国家力量推动经济发展。这样一种发展模式往往导致威权主义、官僚主义、政治腐败、国强民弱等问题。这种模式发展到一定程度后，随着社会的动员、教育的普及、互联网的发展以及外来意识形态的影响，被压制和忽视的力量迟早要发出声音，表达不满，并在社会经济状况恶化时要求变革。
1702929379
1702929380
在一个实现了政治转型的国家，围绕政治体制的冲突初步地得到了解决，但在一个开放政治的新环境里，社会所积累的、被压制的问题，将集中爆发。在精英主义的专制时代，底层民众的需求是被忽略和压制的，现在底层民众可以通过选票来表明自己的态度，通过互联网表达自己的声音，通过新的意识形态来凝聚共识，那些长期在基层经营的政治势力将不可避免地崛起。伊斯兰主义的穆斯林兄弟会就是这样一个典型的政治组织。穆巴拉克被推翻后，在革命中并没有发挥主要作用的穆斯林兄弟会，却利用其传统的组织优势，在第一次民主选举中“攫取”了政权。穆兄会推出的穆尔西在上台后，表现出明显的保守主义色彩，推行偏伊斯兰主义的政策。对过惯了世俗生活的市民阶层来说，自己的生活方式面临威胁。对穆尔西的不满经常表现为世俗群体的不合作，致使穆尔西也没精力去挽救埃及已经破烂不堪的经济形势和严重的社会危机。
1702929381
1702929382
3.在政治转型过程中社会陷入失序与混乱的情况下，军队将发挥重要作用。
1702929383
1702929384
在伊朗，军队抛弃了巴列维王权；在伊拉克，军队不堪一击，萨达姆迅速倒台，后起的各派政治势力也致力于发展自己的武装；在埃及，军队抛弃了穆巴拉克，但之后，又是处于监国地位、亲世俗主义的埃及军队出手推翻了穆尔西政权；在叙利亚，政府军与执政集团的利益一致，并得到外部势力的军事支持，最终坚持了下来，并发动反攻，取得了优势，保住了阿萨德政权。
1702929385
1702929386
政治的转型和政权的更迭通常都离不开“枪杆子”。埃及在短时间内发生了两次革命，军方都发挥了重要作用。推翻穆巴拉克是民主革命，也是军方抛弃了穆巴拉克；推翻穆尔西，则是军方直接出手，民主进程暂时中断。埃及自20世纪50年代以来就长期处于军方统治下，埃及军方既是重要的利益集团，又是超党派的政治力量，是国家的真正掌权者。同时，作为一支现代的、与西方关系密切的军事力量，埃及军队天然具有世俗主义的品格。它是维护国家安全、社会稳定和世俗生活最重要的力量。
1702929387
1702929388
但是，靠军队出手来干预政治进程，往往对民众、政客和军人来说都是无奈的，当然也不符合平民政治的价值观。但历史地看，政治发展过程中出现军人政变并不罕见，甚至是很多国家的“特色”。在中东国家中，土耳其可能更是这方面的典型，在本书的第三部分，我们讨论土耳其模式的时候，还会专门讨论军人干政的问题。历史的经验显示，实现了所谓政治转型的国家，一方面需要解决积弊，另一方面又亟须培育民主的政治文化。然而，这又绝不是短期内能够快速完成的，它需要经过反复的合作、冲突与斗争，以养成妥协和相互尊重的协商习惯和文化。但在这个过程中，经济发展、社会稳定与多元竞争之间的张力是最为棘手的。好东西不会一起来，孰先孰后，往往是现实情势和各方力量博弈的结果。
1702929389
1702929390
伊拉克、突尼斯、利比亚、埃及等国都曾在政治转型中以不同形式新建了表面上民主的新政权。然而，随着政治进程的推进，各地又发生了令人担忧的情况，要么是各派为了政治利益打得头破血流、毫不妥协，要么是伊斯兰主义政治力量通过民主程序上台，引发了教俗之争。埃及随后又发生了军方推翻民选政府的事件，叙利亚的10年内战更是造成了巨大的灾难。这些都给所谓的民主转型和“阿拉伯之春”泼了冷水。“阿拉伯之春”曾给当地人民带来一丝希望，但并未开启一个美好时代的大门。从世界范围内的现代化进程来看，不管是处于哪一种文明传统之中，经济福利、公平正义和个人尊严等都是具有普遍吸引力的，是现代化或进步的题中之义。“阿拉伯之春”是在中东国家走向进一步现代化的过程中出现的，但正如亨廷顿所言：“现代化带来不稳定。”[1]中东国家很少能够掌握自己的命运，多重外部势力的介入和干涉，使得多个中东国家的历史进程经常被打断，阵痛或动荡还将持续很长时间。
1702929391
1702929392
[1]［美］塞缪尔·亨廷顿：《变革社会中的政治秩序》，李盛平等译，北京：华夏出版社，1988年。
1702929393
1702929394
1702929395
1702929396
1702929398
从巴格达到伊斯坦布尔：历史视野下的中东大变局 第三部分土耳其模式
1702929399
1702929401
引言历史上的“土耳其模式”
1702929402
1702929403
土耳其是世界上综合国力最强的伊斯兰国家，其人均GDP一度超过1.2万美元。与很多国家相比，作为一个中等发达国家，有78万平方千米国土（比我国的青海省稍大）、8 300多万人口（其中99%都是穆斯林）的土耳其也算得上是个地区性强国和大国了，[1]更不用说它人口的平均年龄还不到30岁，是一个充满活力的国家。经常有人问：哪个国家是最成功的伊斯兰国家？基于某种外部视角，很多人会把答案确定为“土耳其”。但显然，这是一个没有标准答案的问题。有学者还就伊斯兰国家的体制总结出三个模式——沙特、土耳其和伊朗模式，并做过比较研究。但就算这样，我们也很难根据什么标准断言说谁是更为成功的。我们能做的就是尽量平衡面面俱到与简洁概括的关系，尽量客观地讲述土耳其。
1702929404
1702929405
自20世纪初以来，土耳其就经常被当作亚洲其他国家发展的效仿对象。列宁把1908年的青年土耳其革命视为“亚洲觉醒”的重要一部分。继日本这个东洋榜样之后，土耳其在20世纪早期的民族独立和凯末尔主义的现代化成就，曾使众多的中国进步人士心向往之。当时，了解土耳其的国人认为，同为亚洲人的华夏后裔应该学习亚洲西端的土耳其，奋发图强，努力推动中国革命与改革的成功。近年来，土耳其似乎也受到了格外的关注，这种关注不只局限在一般意义上的中东研究领域，一些关注中国现实发展状况的人，也因为对土耳其与中国之间一些特殊且敏感问题的兴趣，从而再次产生了对土耳其的某种特殊的知识性需求。大体来看，将现代土耳其的发展视为某种模式的话，它大致可以分为四个阶段：独立革命、现代化、中亚的榜样、中东民主化。
1702929406
1702929407
（1）独立与革命的模式
1702929408
1702929409
自20世纪初以来，土耳其的发展即被亚洲国家视为榜样。1908年，青年土耳其革命的发生，被列宁视为“亚洲觉醒”的重要部分；及至1923年，凯末尔领导反帝民族革命胜利及建立现代土耳其共和国后进行大刀阔斧的改革，又被包括中国人在内的多国精英密切关注。在中国，一些对土耳其民族独立艳羡不已的知识分子和年轻的政治精英表达了对“新土耳其”的敬意。其中最具代表性的作品是柳克述撰写的《新土耳其》。关于这本书在中国现代化研究史上的地位，我的老师董正华教授和林被甸教授曾提出：
1702929410
1702929411
第一部明确地以现代化进程为对象的史学专著，则是柳克述的《新土耳其》。该书洋洋30万言，完整地记述了亚洲另一个曾经被称为“病夫”的老大帝国——奥斯曼土耳其帝国转变为现代民族国家的历程。中国和土耳其近代以来有共同的遭遇，两国探索现代化的经验教训足可相互借鉴……柳氏自述其撰写《新土耳其》旨在“警策国人”“唤醒民众”。通览全书，其希望中国走向独立富强与现代化的立意是十分鲜明的。值得注意的是，该书明确地使用了“现代化”这一几十年后才开始流行于西方的新概念……柳氏则将“现代化”与“西方化”并提，把“现代化”等同于“西方化”。[2]
1702929412
1702929413
出于跟柳克述相似的目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的中国学者对土耳其现代史的研究投入了很大的努力，出版了相当丰富的研究论著。比如，在1928年，程中行编译了《土耳其革命史》一书。程氏在该书的“译者自序”中说：“数年以来，国人但知土耳其革命之成功，而不明其成功之所自，国人但忧吾国革命之尚未成功，而不能通力协赞成功之原则。是书本旨，虽在铺陈土耳其革命之事迹，而国人读是书者，不可不于其成败之点，反复三致意焉。”[3]1948年，边理庭编著了《新土耳其建国史》，在该书第一部分，作者就论证土耳其人是黄色人种，其用意很明显：“……我们说土耳其民族乃是黄色人种的血胤。黄色人种在亚细亚洲的东西两端，建立了两个大国家——中华民国与土耳其，东西辉映，为世界人类生色不少。为黄色人种尤其生色不少。”[4]
1702929414
1702929415
（2）现代化成就
1702929416
1702929417
西方学术界经常乐观地把土耳其看作西式现代化最成功的模范之一，专门研究这个问题的伯纳德·刘易斯的《现代土耳其的兴起》（The Emergence of Modern Turkey）已成为现代化研究范式之经典。刘易斯的书初版于1961年，他在“前言”中上来就说：“本书的主题是一个新土耳其从陈旧腐朽中的诞生。”荷兰的小许理和（Erik J.Zürcher）教授在一次讲座中谈道：“尽管刘易斯没有在任何地方定义过什么是‘现代’，但是，显然这一概念对他意味着：民族国家、宪政—代议制和工业化。在他的现代性概念中，最根本的是世俗主义——从政府、法律、教育和文化中去除宗教因素。就如同对土耳其的凯末尔主义者一样，对刘易斯来说，现代化与世俗主义几乎是同义词。”[5]到2002年《现代土耳其的兴起》第三版出版的时候，刘易斯还自信地坚持自己以往的观点。他进而认为，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土耳其在两方面已然成为他人的效仿榜样，“在奥斯曼人时代，是战斗的伊斯兰；在凯末尔·阿塔图尔克那里，则是世俗的爱国主义”。刘易斯深情地展望了土耳其将会创造的第三个成就：“如果他们能够在不失掉自己的个性与身份的情况下，成功地创造自由经济、开放社会和民主政体，那么，他们就会再次成为其他民族的榜样。”[6]刘易斯所谓的下一个榜样，显然是就土耳其在西式的自由化、民主化等方面的成就而言的。不过，刘易斯随后看到具有伊斯兰主义背景的正发党上台执政，也对土耳其一度感到失望，遂认为民主化不是伊斯兰世界的出路，转而主张：只有自由主义才能拯救“伊斯兰世界”。
1702929418
1702929419
（3）中亚的榜样
1702929420
1702929421
由于特殊的历史和文化联系，土耳其与中亚之间形成了某种天然的亲和关系，这种关系一度被冷战格局所限制。随着苏联的崩溃，中亚地区出现了几个独立的国家，它们大多数是由讲突厥语族语言的民族构成的，土耳其与这些中亚国家的关系迅速发展。在谈论这些国家的未来时，同样是讲突厥语族语言的、位于小亚细亚的土耳其共和国就成为一个重要的参照。对中亚国家来说，随着独立的激情逐渐降温，一种无所适从感油然而生，它们急于寻求国家发展的新方向。在这种情况下，土耳其的市场经济和西方民主制度就被当作了一个可以被效仿的“模式”。同时，土耳其也欲发挥其作为东西方桥梁的地缘作用。不过，即使土耳其也曾努力地输出它的“模式”，至今，中亚诸国也没有实现所谓的“土耳其化”。
1702929422
1702929423
（4）中东剧变视角下的土耳其模式
[
上一页 ]
[ :1.702929374e+09 ]
[
下一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