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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中亚的榜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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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特殊的历史和文化联系，土耳其与中亚之间形成了某种天然的亲和关系，这种关系一度被冷战格局所限制。随着苏联的崩溃，中亚地区出现了几个独立的国家，它们大多数是由讲突厥语族语言的民族构成的，土耳其与这些中亚国家的关系迅速发展。在谈论这些国家的未来时，同样是讲突厥语族语言的、位于小亚细亚的土耳其共和国就成为一个重要的参照。对中亚国家来说，随着独立的激情逐渐降温，一种无所适从感油然而生，它们急于寻求国家发展的新方向。在这种情况下，土耳其的市场经济和西方民主制度就被当作了一个可以被效仿的“模式”。同时，土耳其也欲发挥其作为东西方桥梁的地缘作用。不过，即使土耳其也曾努力地输出它的“模式”，至今，中亚诸国也没有实现所谓的“土耳其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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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中东剧变视角下的土耳其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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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3年的第二次海湾战争后，美国开始着手于伊拉克重建，并推出了所谓的“大中东民主计划”。在这一背景下，土耳其作为一个模式的代表被美国官方和学术界在不同场合谈论，他们认为土耳其作为一个伊斯兰国家成功地建立了稳定的、世俗的民主制度。2005年4月，时任美国国务卿赖斯（Condoleezza Rice）在对“美国报纸编辑协会”（American Society of Newspaper Editors）成员发表演讲时，将土耳其作为一个典型，说土耳其模式代表了“伊斯兰教、伊斯兰世界与民主制”并不矛盾。在2006年的一次有关中东民主问题的辩论会中，土耳其模式也被当作一个专门的议题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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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年底，中东地区发生了被称为“阿拉伯之春”的剧变。“阿拉伯之春”自突尼斯的“茉莉花革命”开始，蔓延到了埃及、利比亚、叙利亚、也门等阿拉伯国家，使这些国家遭遇重大政治动荡，短期内仍难走出困局。中东这场影响深远的剧变所带来的一个重要变化，就是专制的世俗政权被推翻后，各色伊斯兰主义政治力量开始通过后革命时代的民主程序登上了这些国家的政治舞台，这引起了有关“阿拉伯之春正变成伊斯兰接管”的担忧：突尼斯的伊斯兰复兴党（Ennahda）上台，利比亚“过渡委”欲以伊斯兰教法为法律依据，埃及的穆斯林兄弟会也一度上台掌权。在剧变之后的阿拉伯国家，为了打消国内外的忧虑，跃跃欲试的各伊斯兰主义政党曾纷纷表示要效法土耳其的正发党，走温和伊斯兰主义的道路，叙利亚的穆斯林兄弟会也曾表示支持“土耳其模式”。对比来看，土耳其在中东地区可谓“风景这边独好”，其在地区事务中也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土耳其也力图在“阿拉伯之春”过程中扩大自己的影响力，埃尔多安在推销“土耳其模式”的时候也不断强调，正发党领导下的土耳其的政治基础是世俗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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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耳其似乎是西式变革最成功的现代伊斯兰国家。作为一个地理上连接欧亚大陆、文化上又具有东西方双重色彩的特殊国家，尤其是，作为一个中东大国和伊斯兰国家，土耳其较早地进行了民主化、世俗化和现代化（主要是西化），是非西方国家中较早跻身中等发达国家行列的国家。土耳其还是北约成员，又积极地向欧盟靠拢，以适应全球化的世界潮流。近20年来，埃尔多安及其领导的正发党在土耳其连续取得政治胜利，成为自1946年土耳其实行多党民主制以来在该国执政时间最长的政党。早在2007年正发党第二次赢得大选的时候，笔者就撰文断言，正发党在土耳其俨然已经“将自身塑造为代表土耳其大多数民意的政党”。在正发党与埃尔多安的领导下，21世纪的土耳其宏观经济在大部分时间里也表现良好，保持着较高速度增长，民生也得到了极大改善。作为世界第16大经济体，土耳其仍然有巨大的发展潜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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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宽历史的视野来看，近一个世纪过去了，面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瞻望西亚的土耳其——这个国人早已不放在眼里的曾经的榜样，它到底走过了一条什么样的可被称为“土耳其模式”的道路？在最近的历史中，它又有什么样的新变化？埃尔多安所说的建立在世俗主义基础上的土耳其模式跟之前的凯末尔主义有何区别？“土耳其模式”是否可以被未来的其他中东国家借鉴？在这一部分中，笔者希望能够从多个角度讨论并阐明从凯末尔主义到埃尔多安时代的所谓“土耳其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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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中东地区还有三个在国土面积和人口方面都堪称大国的伊斯兰国家：伊朗、埃及与沙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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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林被甸、董正华：《现代化研究在中国的兴起与发展》，《历史研究》，1998年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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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程中行编译：《土耳其革命史》，上海：民智书局，1928年，“译者自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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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边理庭编著：《新土耳其建国史》，独立出版社，1942年1月第1版，第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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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Eric J.Zürcher,The Young Turk Legacy and Nation Building:From the Ottoman Empire to Atatürk’s Turkey,London:I.B.Tauris,2010,pp.50-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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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Bernard Lewis,The Emergence of Modern Turkey,3rd edition,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2,p.x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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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巴格达到伊斯坦布尔：历史视野下的中东大变局 [:17029280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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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巴格达到伊斯坦布尔：历史视野下的中东大变局 第八章凯末尔主义及其转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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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共和国的历史分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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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土耳其历史的分期有很多种思路和标准，就建国（1923年）以来的历史也可以按照不同方式进行划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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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种是按照政权性质是威权主义还是西方民主制来划分。如果以1946年土耳其转向多党民主制作为分水岭，之前就是第一共和国，之后为第二共和国，这种划分应该比较符合伯纳德·刘易斯的理解。不过，“第二共和国”这种说法在土耳其的语境里有时候不是历史分期的意思，而是代表一种思潮。比如，有一位著名的土耳其当代思想家麦赫迈特·阿尔坦（Mehmet Altan），他就是“第二共和国”（İkinci Cumhuriyet）思潮的代表人物之一，他曾经说，之所以要用“第二共和国”，就是要与1923年建立的凯末尔主义共和国相区别。因为，就本质而言，以前的那个共和国是军人掌权的，其国家结构是建立在奥斯曼帝国的权力遗产上的，它不是“透明的”，是国家掌握了经济主权，并借此不断地再生产自身的权力；而“第二共和国”就是要追求实现一个新的、真正民主的且“透明的”政治、经济与社会。[1]可以说，这种意义上的“第二共和国”就相当于“新共和”，其针对的是凯末尔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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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种划分方式是以颁布新的宪法为标准。土耳其共和国第一部宪法是在建国后第二年也就是1924年颁布的，第二部宪法是在1961年颁布的。土耳其在1960年发生军事政变，推翻了具有“多数暴政”性质的民主党政权。1961年宪法具有较多自由主义色彩，至此土耳其第一共和国结束，进入土耳其第二共和国时期，直到1980年军人政变，军政府于1982年颁布新宪法，土耳其正式进入第三共和国时期，直到今天。不过，1982年宪法已经有过多次重要修改，尤其是在2017年4月，土耳其举行了修宪公投，将议会制改为总统制，总统获得了空前的权力。2018年6月，埃尔多安再次当选为总统，人们预期土耳其将会颁布新的宪法取代1982年宪法，之后，土耳其将迎来第四共和国时期。不过，迄今，埃尔多安领导下的土耳其尚未颁布新的宪法。2021年2月1日，埃尔多安又提出要起草新宪法，但没有说具体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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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政权性质分为“两个共和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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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宪法分为“三个共和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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