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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个17世纪，禁卫军名声都很差，可谓“外战外行，内战内行”。禁卫军因为与苏非教团的关系密切（下文详述），因而学会了各种艺术、手艺和制造业技术，但这也使得禁卫军与城里手工业行会之间的边界越来越模糊不清，自然会削弱其团结与战斗力，故禁卫军出现了多次战败。而驻扎在伊斯坦布尔之外的禁卫军，往往在后期就被当地社会所同化，比如在叙利亚、伊拉克、北非都出现过此类情况。到1730年的时候，由禁卫军领导的一场叛乱推翻了苏丹艾哈迈德三世（Ahmed III，1703—1730年在位）。在奥斯曼帝国的中后期，有很多苏丹在位时就被废黜，甚至被杀死，有些还是被残杀的。这些通常是禁卫军的叛乱和后宫乱政共同导致的惨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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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禁卫军的腐化与败绩的增多，尤其是在与俄国的战争中连遭惨败，奥斯曼帝国不得不考虑革新军务了。帝国先是聘用外国军官来训练禁卫军。但是，禁卫军已经纪律松弛，毫无战斗精神，很难适应新战术。于是，帝国又不得不考虑进一步的改革，即建立一支新的军队。新式军事院校的建立就是一个重要步骤。这种重新培养官兵的方式就等于另起炉灶，撇开了禁卫军。在苏丹塞利姆三世（Selim III，1789—1807年在位）的时候，新军建设初见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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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腐败的禁卫军还不能轻易打发掉。尽管禁卫军的军事地位弱化了，但他们的经济利益和特权已在很多地方发展起来，他们成了阻碍改革的既得利益集团。1807年，禁卫军再次发动了叛乱，并拥立了新的苏丹。直到1826年，苏丹马哈茂德二世（Mahmud II）派刚刚组建的土耳其新军镇压在伊斯坦布尔发动叛乱的禁卫军，新军用先进的火炮轰击禁卫军的兵营，当即就杀死了4 000多人，一举粉碎了禁卫军的军事政变。马哈茂德二世借机肃清了禁卫军的全部势力，宣告奥斯曼帝国的改革进入了新时代。可见想要有效肃清军人政变，还是要依靠统治者自己掌握的强大又可靠的军事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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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斯曼帝国的现代化，首先是军队的现代化。此后，具备现代意识的国家精英多出自军界，这一直延续到共和国时代。像土耳其国父凯末尔那一代青年土耳其党人，大多也是军界出身。他们受过良好的现代教育，具有现代意识，崇尚世俗生活，对国家的未来有远大理想和抱负。他们最终在“一战”后通过民族独立运动建立了现代民族国家，并依靠掌握的国家权力推行了世俗化、现代化的改革。从部落兵到禁卫军，再从禁卫军到现代军队，显示着军队在漫长的人类历史中逐渐职业化、专业化和中立化的进程。（到如今，又开始出现武装私人化的迹象，比如美国的黑水公司，以及土耳其“7·15”未遂军人政变后上街的“人民自保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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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共和国的文-武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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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土耳其，军人的地位一直是很崇高的，代表着进步、现代化与秩序。土耳其流传着凯末尔时代的一个故事：在一次聚会上，一位小姐拒绝了一位军官的跳舞邀请，凯末尔总统看到了，非常不高兴，就上前跟那位小姐说，在我们国家怎么可以有人拒绝一位军人的善意邀请呢？这位小姐就答应了这位军官邀请，两人后来还喜结连理。尽管凯末尔特别重视军队，但他对军队的要求是高于且远离政治。在1938年10月29日土耳其的国庆节，也就是凯末尔去世不久前，他还在讲话中对土耳其军队报以很高的期许，说他们肩负着保卫土耳其共和国、打败国家的内外威胁的重任。1981年，适逢凯末尔诞辰100周年之际，在位于安卡拉的凯末尔陵墓的一面墙上，在非常醒目的位置，当时的土耳其军政府刻上了凯末尔在1938年土耳其国庆节讲话内容的节选。笔者试译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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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的胜利与业绩跟人类的历史同步，任何时候都高举胜利与文明的火炬，这就是英雄的土耳其军队！既然你们曾经在最为危险和困难的时刻使你们的国家免于压迫、灾难与敌人的入侵，我毫不怀疑，在这个共和国硕果累累的时代，在配备所有现代武器和军事科学手段的情况下，你们将以同样的忠诚履行你们的职责。我和我们伟大的民族确信，你们时刻准备着完成你们的使命，捍卫土耳其祖国与同胞（Türk vatanı ve Türklük camiası）的荣誉和尊严，使其免于各种威胁，不管这威胁是来自国内还是国外（dahili ve haric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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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父凯末尔留给土耳其军队的这段话，类似于“遗嘱”，它经常成为土耳其军人干政的借口。忠于国父的原则和遗产，是土耳其军队政治教育的重要内容明。这可以用1980年军人干政的主导者凯南·埃夫伦将军的一句话来说明，他在1982年为军政府针对国际的宣传材料写了一篇前言，其中写道：“土耳其武装力量……总是忠于凯末尔主义，忠于国父，忠于他的教导与原则，从未脱离国父所设定的道路。而且，他们是国父之革命与训诫以及土耳其共和国之福祉的最忠诚、最有力的捍卫者与保护者。”土耳其军人历次干政还有法律的依据，埃夫伦说：“1980年9月12日，土耳其武装力量根据军队的《国内职责法典》（İç Hizmet Kanunu）干预［政治］，接管了国家的管理，《国内职责法典》赋予了军队保护与捍卫土耳其共和国的责任。”[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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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埃夫伦将军提到的这一条法律已经于2013年7月在正发党的主导下被修改了。原《国内职责法典》的第35条是这么说的：“武装力量的职责是按宪法规定保护与捍卫土耳其国土与土耳其共和国。”修改之后，这一条变为：“武装力量的职责是保卫土耳其国土免受外来威胁和危险，是确保作为一种威慑性军事力量的维系与加强，是根据议会决议完成海外任务，以及帮助维持国际和平。”很显然，新法典更强调军方对付外来威胁的作用。同一法典的另一条把军队的职责定义为：“有责任学习和运用兵法，以保护土耳其的国土、独立和共和国。”这一条修改后，就把土耳其军队的职责限定为“有责任学习和运用兵法”，后面的干脆删掉了。这样的法律变化，已经清楚地体现出土耳其军队地位历史性的巨大变化。如果不理解这一点，就很难理解这次“7·15”政变的性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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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年正发党力主修改军队的《国内职责法典》，其背景是2007年的所谓“电子干政”（e-darbe）事件。2007年，出身于正发党的居尔被大国民议会选为总统时，土耳其军队对其不满意，认为他不能捍卫世俗主义（总统在土耳其人心目中是世俗主义的象征，但居尔的夫人戴头巾），故军队在4月27日晚上在自己的网站上挂出了一个电子备忘录（e-muhtıra），申明了坚定捍卫世俗主义的立场，这个备忘录由总参谋长亚萨尔·卜余卡内特（Yaşar Büyükanıt）亲自执笔。有人称之为“电子干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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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7年的“电子干政”是土耳其军队最后一次正式地、高调地、立场统一地表达对世俗主义原则的忠诚与捍卫。因为在这之后，土耳其军队就陆续陷入了几件所谓的政变大案之中，案件牵涉面极广，数百名军官被捕。据报道，这是因为埃尔多安一直图谋控制军队并清除其中的危险分子。在这一过程中，埃尔多安联合了居兰的追随者，先是在军警、情报和法院系统里安插自己的人，然后让他们去秘密调查军队。自2007年开始，因涉嫌所谓“大锤案”（balyoz davası）、“额尔古涅昆[10]案”（Ergenekon davası）及其他相关案件，先后有几百名高级军官（包括前总参谋长和陆、海、空军司令）、警官、法官被抓，还有许多现役军官被迫退休。2013年8月，涉及“额尔古涅昆案”的19名退役或现役军官被判处终身监禁，理由是他们属于自称捍卫土耳其民族认同和凯末尔世俗主义的极右翼恐怖组织，是渗透进国家体制的“隐秘国家”，密谋推翻埃尔多安的正发党政府。但是，案件的审判过程和证据都存在巨大争议。随着居兰运动与埃尔多安集团关系的恶化（详见下文），这些涉及大量军人的案子又一一被推翻了。2014年3月，被监禁的“额尔古涅昆案”涉案人员被释放，随后此案被定性为“居兰恐怖组织”对军人的构陷。2015年3月，“大锤案”的涉案人员也被释放。负责“额尔古涅昆案”的检察官已逃亡至亚美尼亚，土耳其政府说他与居兰关系密切。之后，土耳其正发党政府对居兰追随者的清洗日益扩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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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不算2007年的所谓“电子干政”，在2016年的“7·15”政变之前，土耳其实质上发生的军人政变共有四次，分别发生在1960年、1971年、1980年和1997年。这些政变都成功了，但其发生之原因各不相同，要么是出现了政党独裁、压制反对派的局面（1950—1960年的民主党），要么是出现了政治极端主义引发社会动荡、街头冲突，而各政党又为了私利互相扯皮的情况（这种情况在20世纪70年代非常突出，尤其是左派运动很活跃），要么是出现了政治伊斯兰挑战凯末尔主义、世俗主义的情况（虽然这种情况自1946年民主化以来一直存在，但1997年的政变才是主要针对繁荣党的伊斯兰主义政府）。这些因素往往也会在一个时期内并存，当问题十分严重，尤其是当出现了文官政府无能的情况时，土耳其军队就不得不出来重整秩序。埃夫仑在1980年政变后就曾说：“将1980年9月12日武装力量接管国家管理解释为军队进入政治领域是不正确的。这次行动是不得已而为之，因为再也没有别的办法阻止民族与国家的崩溃和毁灭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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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说，以往的政变在土耳其军队内部通常是有共识的，军队在行动上也基本是一致的，而且也得到了相当多民众的支持。虽然不是所有的人都支持政变，但从重建国家秩序的角度来说，军队发动政变并不是出于私利，而是对政治—社会失序与侵犯世俗主义体制的干预和匡正，是对土耳其国父所确立原则的捍卫。一俟秩序稳定，军队即快速还政于文官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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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下，土耳其人对历史上已经发生了的军事政变的评价，存在重大分歧。无论是伊斯兰主义者还是左派，包括自由派，他们都对军人干政有很大意见，都指责大多数政变是不好的，社会上甚至出现了为1961年被绞死的曼德列斯招魂翻案的现象。不过，左翼对1960年的政变似乎没有大的意见，因为他们认为曼德列斯是美帝国主义的走狗，推翻他是大快人心的。埃尔多安则更喜欢借用曼德列斯暗指自己，觉得自己很像他，如此将自己塑造为悲情英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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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现代历史上，土耳其军队在大部分历史时期都是一支超党派的力量，也就是说，它并不把自身定义为社会上的某一个利益集团，也并不认同于任何一个党派所代表的利益群体，它主要着眼于国家统一与安全、政治秩序、社会稳定和民主政治的发展等重大问题。就像卡尔帕特（Kemal Karpat）指出的：“土耳其军官们继承了久远的奥斯曼帝国的传统，即认为自己是拥有军事实力的政府权威……军方自始就一直自视为一支现代化的政治力量，并且实际上是土耳其社会的一个独立的阶级，而不是这个或那个阶级的工具。”[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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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土耳其军队也不是一成不变的。一方面，短期来看，正发党对军队的数次整肃，使得土耳其军队不再是铁板一块。如有专家认为，“额尔古涅昆案”“一劳永逸地埋葬了土耳其军队”，使军队再无可能干预土耳其政治。从这次失败的军人政变即可看出，土耳其大部分军队并没有参与政变，参与的只是一小部分，且不管他们是居兰追随者，还是极左或极右分子，他们都只是军队中的“一小撮”。另一方面，时代与社会的变迁也反映在军队中。现在的土耳其军队内既有世俗主义者，也有伊斯兰保守主义者，还有极左或极右分子，有反对埃尔多安的人，也有支持埃尔多安的人。此外，土耳其军队还是过去那个旧体制的既得利益者（涉及政治、经济等多方面的一些特权），埃尔多安上台以后的改革有一部分就是针对旧体制的特权的，这自然会得到普通老百姓的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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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苏非主义与现实政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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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耳其的“7·15”政变还暴露出一个很重要的问题，那就是土耳其官方所说的政变发动者是渗透进军内的“一小撮”居兰追随者。现在菲图拉·居兰在世界上因为这场流产的军人政变而声名大噪，这非常不符合他一贯低调的风格。根据已有的研究，居兰属于现代的苏非派（al-Sufiyyah），有人还称该派为新苏非派，以区别于传统的苏非派。我无意于纠缠居兰到底在这次政变中发挥了什么角色，更想讨论的一个问题是，为什么某种说法（无论真假）竟然有那么多人相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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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些时候，人们相信一些说法，并没有经过自己的验证，甚至也不需要看到证据。就像孔飞力的名作《叫魂》中所揭示的，大规模的“叫魂案”之所以发生至少需要两个条件：一个是人们在当时历史条件下的迷信，这是其社会—心理基础；另外一个就是背后的政治动机，其顶端很可能就在皇上那里，而各级官吏在揣摩明白“上意”后，就会不分青红皂白地往上靠、向上报。[12]所以，一种跟宗教/神秘主义有关的政治性现象之所以会被人们相信或传播，其条件必然包括宗教性的、政治—权力性的以及历史性的多种因素。具体到当下土耳其的居兰运动这个案例，值得思考的是：一场被外界广泛赞颂了很久的社会性宗教运动，为什么在土耳其国内一直存在着它深深卷入政治的传言？这种明显带有阴谋论色彩的、暂时难以证实又难以证伪的说法为什么会被广泛接受？这是我思考了很久的问题，由于尚未从事全面研究，在这里我想还是回到长时段的历史情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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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我们接受居兰是现代的伟大苏非导师这个观点，那么，我们就有必要先了解一下苏非主义。苏非派的历史与伊斯兰教一样久远。神秘主义（tašawwuf）的实践者都特别强调自己的历史可以追溯到伊斯兰教诞生时，强调其根本的教义与实践来自伊斯兰教的两大圣典——《古兰经》与“圣训”。苏非主义特别强调传承的谱系（silsilas），认为其最初的源头是先知穆罕默德。尽管有历史学家质疑过谱系的真实性，但文本资料和口传的证词（testimony）都显示出其延续性。苏非们总是自视为先知及其同伴们的完整圣行的受托者，诚如18世纪的一位纳格什班迪耶（Naqshbandiyyah）教团的苏非导师所言，纳格什班迪耶的“道”就是“圣门弟子的路，无增无减的路”。随着不同苏非教派的兴起，苏非主义经历了一个开枝散叶的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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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非”（Sufi）一词系阿拉伯语音译，其词源有多种说法，一说是阿拉伯语“羊毛”的意思。苏非派赋予伊斯兰教神秘奥义，主张苦行禁欲，虔诚礼拜，与世隔绝，其足迹遍及全世界。苏非主义主要是一种修行方式。在宗教现象学看来，苏非主义属于一种宗教神秘主义，作为一个穆斯林的神秘主义者，“他太了解除了神之外没有人是永恒的”，最完善的定义莫过于说，神秘主义是一种“人类灵魂普遍渴望与神的个人交流的持续和恒常的现象”，有些情况下，神秘主义者感到“自身个体性消散和融合到神性之中的程度，就如同一滴水融入大海之中，而与那唯一的存在实在性融为一体”。[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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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陆欧亚地区是神秘主义特别发达的地带。14世纪中期以后，一个苏非派组织——纳格什班迪耶开始在中亚发展起来。蒙古征服对当地宗教的发展曾造成巨大破坏。14世纪中叶，蒙古四大汗国之一察合台汗国分裂，中亚地区陷入混乱。在这个背景下，各种苏非神秘主义教派在民间发展起来。纳格什班迪耶就是由巴哈乌丁·纳格什班迪（Baha-ud-Din Naqshband Bukhari，1318—1389，其陵墓在今乌兹别克斯坦境内）创立的苏非主义教团。后来，纳格什班迪耶发展成为一个政治教团，并在定居民和游牧民中都扩大了影响。该教团包含了两个支派：主张内省默祷的虎非耶和强调高声祈祷的哲合忍耶。在昔班尼的乌兹别克汗国，纳格什班迪耶教团影响广泛，其总部设在布哈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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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世纪40年代后，纳格什班迪耶变得更加强大，也更加国际化：在中亚，它拥立君主，控制了从布哈拉到莫斯科的贸易，获得了大量教产；它在蒙古等地建立分支，并向奥斯曼和莫卧儿帝国发展。通过与奥斯曼帝国的联系，纳格什班迪耶在开罗、也门和麦地那的宗教学校建立起自己的影响，且不受奥斯曼帝国宗教权威的管控。纳格什班迪耶对后世众多伊斯兰复兴运动都产生了影响，包括清朝中期马明心（1718—1781）创立的新教其实也是哲合忍耶的重新引进。到17世纪中叶，作为一支世界性的伊斯兰宗教力量，纳格什班迪耶通过其基层组织、学校和客栈的联盟，控制了中亚，并在西亚和南亚具有重要的地位。[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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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还可以再举北非地区的例子。马格里布是非洲较早接受伊斯兰教的地区，在非洲的伊斯兰化过程中拥有独特地位。有个因素值得指出，那就是伊斯兰神秘主义（苏非教团）的发展在马格里布地区的伊斯兰化过程中起了特别重要的作用，包括其与当地政治、军事的关系也是非常密切的。跟伊斯兰世界的其他地区相比，马格里布的苏非派更关注伦理与仪式问题，对秘传心法反倒不那么热心。苏非派的长老在当地人民中的影响很大，往往成为超越部落认同的存在，是部落矛盾的仲裁者，对国家政权的权威也构成了挑战。比如，15世纪，摩洛哥陷入了长期的经济和政治危机，并受到葡萄牙扩张的影响。在中央政权日益衰落、对外国入侵不作为的情况下，当地的苏非派长老们的影响力越来越大，他们主要依靠柏柏尔部落作为自己的军事力量，反抗葡萄牙人入侵，并取得了一定的成就。在16世纪前半期，在苏非派的支持下，位于摩洛哥南部的萨迪德家族逐渐征服并统一了整个摩洛哥，苏非派更深地卷入了摩洛哥的政治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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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让我们返回土耳其。13世纪，在小亚细亚发展起来的贝克塔西教团（Bektāshī Ṭarīqah）在普通农牧民中影响巨大。贝克塔西教团被正统的穆斯林知识分子视为异端，因为他们把突厥人的萨满教传统和伊斯兰教相结合，认为万物之灵都可以与萨满沟通。苏非派的长老们（谢赫）和托钵僧对于奥斯曼帝国早期征召游牧的突厥人参军起到了重要作用。有一些谢赫直接参军打仗，后来得到了很丰厚的赏赐。谢赫们还有一个重要的角色，类似于基督教国家的随军牧师。[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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